## 增长还是普惠？ 有了正确的政策，国家可以同时追求这两个目标 — 乔纳森·D. 奥斯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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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扩张、风险与政策自满
- 自 2010 年以来出现最为广泛的同步扩张，且“今年和未来进一步的上涨预期”使人们容易认为危机已消退并进入“健康增长的新常态”。
- 经济学家警示持续风险，包括金融脆弱性、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灾难，以及政策制定者可能的自满（不再推动以持续增长为基础的改革）。

### 供给侧改革的传统论证与其局限
- 供给侧改善（如减少产品市场准入壁垒、使劳动力市场更灵活、消除跨境商品与资本流动障碍、自由化与放松管制）被长期视为维持增长的关键。
- 供给侧改革的预期传导渠道包括：改善营商环境→吸引海外资本投资；本地企业更易获得信贷；取消扭曲性补贴与关税→资本流向更具生产性的用途；企业信用评级改善→借贷成本下降。
- 这些因素被认为能“促进更持久的增长——促进更长的增长持续时间”，从而缩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所需的时间。

### 不平等的代价与宏观分配观点
-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证据表明“当增长不具包容性并且其成果主要归最富有群体享有时，增长往往更加脆弱、更缺乏弹性”。
- 不平等导致的脆弱性机制：
  - 在遭遇冲击时，不平等社会对扶正经济的政策支持不足，因为短期痛苦不能带来广泛共享的长期收益；
  - 机会不均（教育、医疗、营养、信贷、政治过程）削弱了社会整体的恢复能力。
- 研究与观点引用：
  - 拉格拉姆·拉扬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不平等加剧是导致 2008 年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 Berg and Ostry（2017）发现：危机发生前的几年和几十年中，不平等程度高或不断上升的国家遭受严重衰退的可能性更大。
  - Ostry, Loungani and Furceri（2018）主张政策制定者不应寄希望于先通过供给侧措施刺激增长再处理分配问题，而应同时关注“增长规模的大小和分配”（宏观分配观点）。
- 引入概念对比：
  - “长期性停滞”（secular stagnation）与“长期性排斥”（secular exclusion）之间可能形成恶性循环：中产阶级收入停滞与收入两极分化加剧会同时抑制需求与增长。

### 政策启示：在设计改革时纳入分配效应
- 宏观分配观点要求在政策设计阶段同时评估增长规模与分配后果，而非事后依赖再分配纠正。
- 原因与要点：
  - 不平等并非单纯由技术变革决定；许多基本政策工具（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与增强供给的政策）会影响不平等（Ostry, Berg and Kotharti，2018）。
  - 在设计政策时，应同时考虑其对增长与分配的影响，以避免改革成果被政治反对推翻或引发保护主义。
  - 若改革或全球化显著影响不平等，则该影响需在政策设计阶段被纳入考虑；虽然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事后纠正，但历史表明政府难以在实践中实现必要的再分配（Ostry, Berg and Tsangarides，2014）。

### 增强供给改革的分配权衡与制度设计
- 结构性改革与全球化往往同时带来增长与不平等的上升，例如对外开放和跨境资本流动。
- 政策含义：
  - 分配效应应用于改进改革方案的初始设计，以更好地实现赢家与输家之间的权衡，而不是撤回改革本身。
  - 一个可行方向是确保本地金融行业的包容性并受妥善监管，从而使家庭和企业更广泛分享外部金融自由化的利益。

### 紧迫的重要任务与具体政策建议
- 若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并维护改革的政治正当性，建议包括：
  - 为受技术变革或贸易影响而失业的工人提供收入支持、激励机制与机会，促进其学习新技术。
  - 通过财政政策确保法规不偏向支持富人，以保护增长模式的政治合法性；可能举措包括增加租金和房地产税收，并通过司法管辖区间合作遏制企业避税、税收倒置与使用税收庇护。
  - 更积极地规范金融市场，防止内幕交易与洗钱，并确保实施防止不公平竞争与裙带资本主义的法规（适用于工业、服务业与媒体）。
- 政策重点与时机：
  - 政策制定者应“先发制人”地采取行动，而不是主要依赖事后的改善措施。
  - 成功关键在于设计使弱势群体也能在现代化、高度全球化经济中取得机会的改革；否则改革可能因民族主义、本土主义与保护主义而失去政治正当性并损害可持续增长。
- 结论性观点：具有包容性的全球化并不等同于不受管制的全球化；政策可以且应当在推动增长的同时兼顾分配。

*来源：IMF 2018 年 6 月《金融与发展》文章（作者：Jonathan D. O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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