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劳动力大军中女性的地位不断提高，越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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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与重要性
- 过去20年来，越南女性劳动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达到了约3/4，这一比例在亚洲和全球均是最高的，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
- 更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即劳动适龄妇女中从事一项工作或者正在积极寻求就业的人口所占比例——意味着参与生产性劳动的人口增加，从而能提升经济体的增长潜力，可弥补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8年报告“平等的力量 ：亚太地区性别平等之路”的预测，到2025年，该地区性别平等将使年度GDP整体提升12%，即增加4.5万亿美元。
- 一些研究显示，女性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提高以及女性提升至重要岗位，有助于促进收入平等、实现经济多元化并推动企业利润率和效率的提升。

### 亚洲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演变与差异
-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洲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了约6个 百 分 点（见 图1）。
- 在1996年至2016年期间，金融危机前参与率较低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将该比例平均提高了大约12个百分点。
- 在过去的10年中，澳大利亚、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西兰和新加坡均将参与率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与瑞典等国的增长水平齐平。
- 然而，亚洲各国之间的差异在扩大：一些国家（尤其是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未能跟上，参与率下降或停滞；中国和泰国的参与率尽管相对较高，但也有所下降。
- 越南的女性劳动参与率长期保持在70%上下，超过了西方发达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国家（见 图2）。

### 驱动因素与影响机制
- 年龄结构变化：随着人口老龄化，年纪较大的工作者比例增加通常会降低劳动参与率，但在亚洲，年龄介于25岁至54岁的青壮年女性参与率有所提高，这部分是因为年轻人入学率提高推迟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
- 经济周期：增速减缓或经济衰退会提高失业率，导致部分劳动者退出劳动力市场；近年来亚洲的强劲增长支持了女性参与并抵消了老龄化影响。
- 结构性转变与政策：经济结构变化和家庭友好型政策也发挥作用。相关驱动因素包括：更好的基础设施、更加平等的劳动权利、较低的青少年生育率、儿童保育的可得性和经济可承受性，以及文化态度。
- 行业与教育：在亚洲，相对于工业行业，规模较大的服务行业（包括公共部门）以及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与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关系最为密切（见 图3）。
- 自动化：自动化对部分国家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产生负面影响，但并非普遍存在，因某些国家程序化程度较低且自动化成本较高。
- 劳动力市场刚性：劳动力市场的刚性化（使企业难以解雇员工）对雇主的雇用女性决策有寒蝉效应。

### 越南的特殊经验
- 越南战争导致男性人口相对于女性人口急剧下降，特别是青壮年人口（见 图4）；随后1986年经济革新后，经济增长与以女性为主的劳动力供给相结合，促成了女性参与率的长期提高。
- 政策因素：越南的政策选择包括经济改革和大力推进强调性别平等的教育发展（全民教育，EFA）。首个全民教育规划（1993—2000年）强调在各级教育中实现性别平等。
- 教育与就业：越南高等教育中男性和女性的毕业率大致相同，且越南是亚洲少数将受教育方面的性别平等成功转化为劳动参与率方面性别平等的国家。
- 家庭友好型法律：越南存在大量有关儿童保育和生育保障的法律，强化了法律框架以保证平等和防止性别歧视（见 图5）。

### 面临的挑战与政策建议
- 成果脆弱性：最近取得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强劲的经济发展，一旦经济周期转变，可能无法继续支撑女性劳动参与率；老龄化和数字化可能导致进展逆转。
- 需改进的领域：需要改善工资报酬差距、高级别的代表以及获得就业等其他维度方面的性别平等，包括在越南等表现较好的国家。
- 政策实施要点（基于文中论述）：
  - 推动获取高质量教育并确保教育中的性别平等。
  - 制定并有效实施家庭友好型法律（包括生育保障和儿童保育可及性与可承受性）。
  - 支持保持强劲经济增长的政策以稳固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
  - 考虑国家发展水平、制度能力及文化社会规范对政策效果的异质性，设计因地制宜的政策。

*安嘎纳·巴纳吉（ANGANA BANERJI）是IMF亚太部的高级经济学家，萨恩迪乐·赫拉茨赫瓦尤（SANDILE HLATSHWAYO）是该部的经济学家，阿尔贝·戈琼巴腊吉（ALBE GJONBALAJ）和安·凡乐（ANH VAN）是该部的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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