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的工作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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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
- 全球经济在社会、环境、思想等方面存在严重不可持续性，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些问题。
- 过去40年，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加剧；发展中经济体在脱贫过程中也出现不平等加剧与社会紧张。
- 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增长使人类接近灾难性气候变化的悬崖边缘。
- 政策思维正在颠覆公共支出、中央银行与政府干预经济等传统观念。
- 新冠疫情造成和平时期最剧烈的社会衰退和经济崩溃，政治决策在数天或数周内发生巨变，国家承担大量劳动者和企业风险。
- 当前时点已过疫情暴发初期冲击，是时候制定塑造长期道路的政策与策略。

### 新冠疫情的主要经济与社会影响
- 社会撕裂与对不平等的关注加剧：
  - 封锁使无法居家办公者生活更加艰难；白领（尤其知识密集型劳动者）相对处境改善。
  - 酒店、旅游、快递、零售和基础护理等行业的体力劳动者处境恶化。
  - IMF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显示，女性和年轻人受到的打击最大。
- 非正规及零工劳动者面临政策挑战：
  - 富裕国家的福利体系越来越无法适应非传统就业形式。
  - 许多国家在向非正规劳动者发放收入支持时存在识别和覆盖缺陷。
  - 非正规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不稳定的无产阶层”在富裕国家越来越多，导致财务脆弱。
- 技术与生产模式变动可能扩大劳动者分化：
  - 远程办公的普及可能提高“现代化程度最高”工作者的生产率，加剧“好工作”和“坏工作”差距。
- 地域与全球化分歧：
  - 全球化面临新问题（人员往来、供应链中断、医疗设备抢购等），例如2020年1月武汉的生产中断。
  - 区域不平等是两极分化的严重表现；自1980年左右起，地区收入趋同停滞或倒退。
  - 远程办公改变工作地点分布，政策制定者有机会改变经济繁荣的地理分布。

### 应采取的总体目标
- 两个已更清楚的优先事项：
  - 工作的性质和质量是重中之重；所有改革须致力于创造更多更优质的工作岗位。
  - 改革必须是大范围、大规模的，需具备罗斯福新政或马歇尔计划般的雄心壮志。
- 必须采取以就业为中心的措施，解决：不平等、临工问题、新的非正规经济部门、地理差异与技术变革等相互交织的问题。
- 优质工作岗位能否大幅增加，是衡量综合政策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

### 具体政策建议（节自《归属经济学》观点）
- 提高工作质量与替代低效工作：
  - 只有用高效的工作岗位替换低效工作时，工作才会更安全、更快乐并带来更丰厚的薪水。
  - 北欧经济体推行工资均等化使低效率工作变得不经济并刺激生产率提升。
  - 需要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并实施严格的工作场所标准。
- 实施“偏热”的宏观经济政策以维持高需求：
  - 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使需求始终稍领先于经济产能，鼓励企业雇佣更多劳动力并提高生产率。
  - 大型富裕经济体（尤其是储备货币发行国）更易实施此类政策，承担引领全球需求增长的责任。
- 完整政策组合以降低换工与技能提升成本：
  - 增加培训技能投入，推出拥有充足资源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并进行社会保障改革，将福利与具体职位区分开来。
  - 以无条件直接资金支持（包括提供基本收入或实施负的所得税）避免福利制度下的低收入陷阱，并改善极端贫困者生活条件。
- 税制与激励调整：
  - 降低劳动税以鼓励工作转换与企业招聘；由其他渠道弥补税收损失。
  - 资本税应发挥更大作用，最理想的是征收净财富税——相比其他资本税更有利于提高生产率。
  - 大幅提高碳税税率，并通过“碳费和红利”“碳支票”等方式对碳税收入再分配，以将劳动力和资本重新配置到绿色产业。
  - 在确定跨国公司税率时，确保跨国公司与本地公司间公平竞争并扩大政府征收资本税的操作余地。
- 调整企业融资偏好与救助安排：
  - 降低对债务融资的偏好，使股权融资更具吸引力；股权融资更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并平衡劳动力与投资者风险。
  - 对无力偿还政府疫情救助贷款的公司，允许将其债权置换为可交易股权。
- 促进地区均衡与高薪工作流入更多地区：
  - 加大交通和网络覆盖、地方基础设施和便利设施投资，提高地区吸引力，并制定为衰退地区新设企业提供融资便利的政策。
  - 利用远程办公兴起，实施税收或监管激励措施，将优质工作从大城市转移到相对偏远地区。

### 结构性变化与政策环境的转向
- 巨幅政策转变已出现：
  - 强调财政责任的政治家批准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并打开预算闸门以维持收入与企业流动性。
  - 公共支出结构改变：福利制度改革、工资补贴制度部署、美国提高个人失业救济金、向企业提供慷慨贷款计划并在某些情况下由政府承担所有信贷风险。
  - 政府在金融业的介入在数量与质量上均显著上升。
- 中央银行立场与宏观思维变化：
  - 自全球金融危机后，央行接受利率长期走低的现实，并更容忍“让经济偏热”以优先降低失业率风险。
  - 鹰派向鸽派转变推动央行在疫情期间提供低成本融资并确保金融市场正常运行，这种思维转变可能持续。
- 企业技术与组织变化可能长期存在：
  - 远程办公与在线消费习惯可能在疫情后持续，在线零售增长与在线联络替代实体出行的趋势难以彻底逆转。
  - 今年企业在技术与组织上迅速积累的经验知识一经习得便难以丧失，必将永久改变工作与消费方式。
- 对较低收入经济体的影响与机会：
  - 较富裕国家更容易适应这些变化，但较低收入经济体也有机会借远程办公吸引高附加值外包服务。
  - 富裕国家的政策变革将成为全球学习经验并影响对最贫穷经济体财政援助与债务减免的政策条件。

### 关键抉择与治理能力问题（未来面临的三大问题）
- 问题一：国民经济被打乱，企业与劳动者面临未来不确定性——疫情后哪些既有工作与业务能继续？哪些业务应投资或关停？若无新政策，资本与劳动力不会自动重新配置到新活动。
- 问题二：在利用经济扰动构建全新经济与尽快回归原状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两者对应不同政策取向：是仅恢复最低所需，还是借机从根本上重新设计经济模式（如更关注气候目标、提高工资与工作标准）。
- 问题三：是否有意识利用干预手段逐步重塑经济——这要求国家能协调并引导私人部门行为，有实现预期目标的意愿与能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规划信心与意愿下降，但当前有迹象表明经济规划的做法正在回归。

### 推动变革的条件与风险
- 要取得深远改革成功，需要大范围深入改革而非增量措施，否则易被既得利益者阻挠。
- 政策制定者能否并愿意让国家在经济中发挥更积极、战略性的角色，将决定未来几年各国是否能实现“重建更好的经济模式”并让更多人共享繁荣。

*马丁·桑德布（MARTIN SANDBU），《金融时报》欧洲经济评论员，著有《归属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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