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得长久而充实意味着要颠覆传统的老年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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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寿与人口变迁
- 在过去150年内，人类实现了显著寿命延长：1870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为30岁；现如今，该数字已经增至73岁（Deaton，2015）。
- 中国新生儿活到65岁的几率：1960年为27%；现在为83%。
- 65岁以上人口规模变化：
  - 1965年：全世界65岁以上人口为1.29亿；
  - 现今：接近7.5亿；
  - 2100年预计：25亿。
- 百岁老人数量变化：
  - 1965年：2万人；
  - 2100年预计：1900万人。
- 全球65岁以上人口占比（横向视角）：
  - 1950年：5%；
  - 当前：9%；
  - 2100年预计：23%。
- 寿命延长的含义（纵向视角）：当前出生的孩子会比上几代人活得更久；人类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可能性提高，改变了“老年”的内涵。
- 年龄的可延展性：营养、教育、行为、公共健康、环境和医疗实践都会影响衰老速度；多项指标（发病死亡率、认知功能、体力）表明人们是在“老得更慢”。

### 常见误区
- 误区1：年龄是衡量衰老的最佳标准
  - 传统以时间为标尺（如65岁界定老年）忽视生理年龄的差异；按生理特征衡量，老年人口的增加会大大减少（Sanderson 和 Scherbov，2019）。
- 误区2：老龄化是全球趋势的唯一描述
  - 中位数年龄上升与平均死亡率下降并存；若以接近死亡的时间衡量老年，部分国家的人口在某种意义上“更年轻”。
- 误区3：日本是老龄化的最佳范例
  - 日本预期寿命最高且自1950年以来预期寿命增长最快、出生率下降最大，但各国在平衡老龄化影响与从长寿中受益的做法不同，老龄化对经济和政策的影响因国而异。
- 误区4：老龄化是发达国家的专属问题
  - 低收入国家当前年轻人口将来会老去；各国需为现在的青少年（例如15岁）在到达65岁（如2070年）时能够体面老去做好准备。

### 长寿政策（重点领域：就业、教育、健康）
- 支持年长工作者
  - 关键不仅是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许多人在50岁左右就可以退休，且这种退休常为非自愿。
  - 就业统计（2008—2018年）：
    - 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年龄超过55岁的人口在就业增长中的占比为79%；
    - 在七国集团（G7）中，该占比为103%。
  - 年长工作者就业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是“老年人就业可能性”的变化，而非老年人口规模的变化。
  - 政策要点：养老金制度设计与资金充分性、工作者健康与相关支持、产业结构与岗位类型、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应用、灵活和兼职岗位的提供、反对企业年龄歧视、扩大残障人士权利、多元化立法以支持和保护年长工作者。
- 支持更为长寿且充实的老年生活
  - 终身学习的重要性上升：寿命延长和技术更迭增加成人教育需求，需要对教育系统进行重大改革。
  - 延长工作年限需提供更大灵活性，以便工作者在不同生命阶段增加或减少对工作的投入并进行再培训、照料家庭、调整方向与恢复元气。
- 健康与预防为中心
  - 非传染性疾病（心脏病、癌症、糖尿病和痴呆）已成为主要疾病负担：2016年，这类疾病导致的死亡占全球死亡人数的71%；在中低收入国家为78%。
  - 对非传染性疾病的干预管理成本高且效果欠佳，因此医疗机构应向预防性医疗转型；行为改变（活动、饮食、互动和目的）与新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监控与预测）同样重要。
  - 许多非传染性疾病由衰老本身所致，因此应加大对衰老根源及治疗方案的研究投入，而不仅仅聚焦于某些特定疾病（Ellison, Sinclair 和 Scott，2020；Sinclair，2019）。
- 支持多元化的老龄认定方式
  - 年龄延展性造成衰老方式多样化；纯以实际年龄为基础的政策（例如全面提高养老金领取年龄）会面临问题。
  - 政策应同时：为无法继续工作的人士提供支持；激励有能力继续工作的人士留任；采用更细微的老龄认定方案以更准确预测民众需求和能力。
- 延长健康预期寿命并纳入更广泛社会发展议程
  - 健康预期寿命可作为衡量民众福祉的替代或补充指标，其延长受收入、工作保障、环境质量、不平等以及更广泛社会发展目标的共同影响。
  - 建立长寿理事会（例如日本“设计百岁寿命社会”委员会）可助力监控目标实施进展并改善政府部门间协调。

### 总结要点
- 人民寿命延长且在更大程度上更健康，这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目标是设计政策以最大程度地增加受益于长寿效应的人口数量，并推动民众在更长久的生命中过上充实的生活。
- 政策核心领域为就业、教育与健康，需从生命周期角度出发，承认年龄的延展性并据此调整退休、教育与医疗体系。

*安德鲁·斯科特，《金融与发展》，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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