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在提高生育率方面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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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与新加坡的生育率概况
- 在发达经济体中，生育率低于2.1这一标准的人口置换率已成为常态。
- 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上海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等中国高收入城市生育率最低。
- 新加坡自2001年推出全面鼓励生育措施以来，生育率从2001年的1.41下降到2018年的1.16。
- 新加坡总理指出，在移民助力下，生育率达到1.3—1.4有望满足国家需求。

### 教训1：解决生育年龄上升的问题
- OECD成员国的平均生育年龄大概每十年会增加一岁左右（Mills 等人，2011）。
- 新加坡女性生育年龄构成变化：
  - 20—24岁女性生育的可能性与40—44岁的女性相当，但远低于35—39岁的女性。
  - 20多岁女性生育率的锐减没有通过30多岁女性生育率的上升得到抵消，意味着“消失的”婴儿不会延迟出生，而是永远不会出生。
- 政策含义与重点建议：
  - 提高生育年龄的政策目标——帮助已婚且希望至少生育两个孩子的夫妇实现生育目标——比撮合单身或说服已不愿意再生的夫妇更易实现。
  - 需要针对不同年龄段施行不同的政策，尤其要扭转20多岁女性生育率下降或提高30岁出头女性的生育率。
  - 现有政策主要致力于帮助已婚妇女协调工作与育儿，但鲜有政策专门鼓励在最佳生育年龄生育。

### 教训2：生殖技术不是万能之计
- 公共认知问题：
  - 存在常见生育迷信，认为身体健康和体外受精（IVF）可弥补与年龄相关的不孕症（Daniluk 等人，2012）。
  - 很少人意识到体外受精会给女性带来健康风险，推迟生育可能增加孕期或产期并发症并造成更多出生缺陷。
- 新加坡政策实践与效果：
  - 新加坡为符合条件的已婚夫妇提供高达75%的辅助生殖技术治疗补贴，并允许动用国民储蓄计划下的医疗账户支付治疗费用。
  - 经验显示，使用体外受精和其他生殖技术不足以确保年长女性能生育足够多的婴儿来弥补年轻女性生育率的下降。
  - 日本为对照：试管婴儿比例约5%，同时也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 教训3：家庭生产不能完全外包
- 背景问题：
  - 家庭内部由女性负责照顾孩子和操持家务的性别不平等导致高昂的生育机会成本，进而造成生育率低下（McDonald，2006）。
- 新加坡的制度与现实：
  - 政府大力参与提供廉价优质的正规托儿服务。
  - 在职母亲每月可获得300新元的育儿补贴来支付正规的托儿服务；低收入家庭的补贴更高。
  - 许多家庭从邻近的东南亚国家雇佣较为廉价的家政服务人员以外包育儿和家务。
- 政策含义：
  - 正式部门的托儿和家政服务无法完全替代父母与孩子共度的亲子时光。
  - 需要与优质托儿服务并行的制度支持，如育儿假和弹性工作制，以便家庭能拥有更多亲子时间。

### 教训4：承认人力资本的实际成本
- 人力资本与生育选择的权衡：
  - 在人力资本评估中，日、新加坡等国得分高，这与对儿童“质量”（对每个儿童的资源投入）的强调有关。
  - 对孩子教育和未来竞争的高额投入以及对“赢在起跑线”文化的担忧提高了育儿成本，导致多数已婚夫妇只生一到两个孩子。
  - 大量单身人士更愿意追求学业或事业成功，而非投入约会与婚姻，这进一步压缩了未来的生育基础。
- 更深层的制度性挑战与建议：
  - 生育率未能提高部分体现了经济和社会制度在奖励成就、惩罚无为方面的“成功”代价。
  - 解决生育率问题可能需要克服基本制度上的短板，包括提升社会凝聚力或建立健康的风险文化，不能仅靠常规生育激励政策。

### 战略结论与政策优先项
- 单一或通用的鼓励措施不足以扭转低生育率；应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年龄分段政策。
- 需要在以下方面加大政策力度或调整重点：
  - 针对20多岁和30岁出头不同年龄段的生育激励与支持措施；
  - 除了资助辅助生殖技术外，加强对推迟生育风险的公众教育；
  - 在提供廉价优质托儿与家政服务的同时，强化育儿假与弹性工作制，保障亲子时光；
  - 评估并应对人力资本投资文化及高教育成本对生育选择的长期影响，以期实现更可持续的生育率改善目标（如更为温和的目标1.4）。

*Source: tan (IMF PDF)—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fandd/article/2020/march/zh/t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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