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想要取得长远胜利，关键在于解决内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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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老龄化：规模与影响
- 目前中国的总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每名女性生育1.7个孩子，远低于2.1个孩子的更替率。  
- 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可能包括独生子女政策的历史影响、住房和教育成本高昂等因素。  
- 中国人口总量可能已达顶峰，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  
- 到2049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加1倍之多，达到4亿人（65–84 与 85+ 两类合计见图1）。  
- 85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将增加两倍多，达到约1.5亿人，超过美国和欧洲此类人口的总和。  
- 在工作年龄段中，唯一将上涨的区段介于55—64岁。  
- 老龄化带来的财政与社会需求：医疗保健、长期护理和疗养等领域需投入更多资源；传统家庭赡养模式面临挑战，老人赡养成本需社会化。  
- 新冠疫情揭示医疗卫生系统的优势（大规模临时动员能力）与不足（需加强卫生服务体系，特别是在老年人聚居的农村地区）。  
- 政策建议（文中提出的方向）：  
  - 改革退休年龄政策，逐步提高劳动力的退休年龄（示例现行规定：男性公务员60岁，女性公务员55岁）。  
  - 推行家庭友善政策以提高和维持女性劳动力的参与度。  
  - 将老年人赡养责任在更大程度上社会化，增强农村医疗与护理服务。

### 城乡差距：人口流动、户籍与收入不平等
- 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改革之初的20%增长到现在的60%，城市人口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  
- 户籍制度影响：有2亿多的农民工在现有户籍制度下仍保留着农村户口，导致新移民在城市难以充分享受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形成“割裂的家庭”与留守儿童现象。  
- 收入差距：到2007年，城镇职工的人均收入已达到农村地区的3.14倍；近年数据为城镇职工收入是农民收入的2.71倍（见图2）。  
- 土地与人口约束：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只有7%的可耕种土地，5亿人口摆脱农村经济、过上小康生活存在巨大困难。  
- 城市化潜力与限制：相对于人均收入和人口密度，中国的城市化率仍然很低；韩国等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在相似发展阶段的城市化率已接近80%。  
- 政策动态与潜在收益：部分二、三线城市正在取消户籍限制（文中举例：江西省），而广州和上海等一线城市户籍限制依然严格。完全取消户籍限制的好处包括改善儿童与老年人福利获取、促进劳动力重新配置，减轻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  
- 建议：深化户籍改革，促进城乡融合，扩大城市社会服务覆盖，以满足增长的老年人口需求并维持城市劳动力供给。

### 金融体系、生产率与创新
- 中国金融体系特征：在“金融压抑”指标上，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金融压抑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类似于印度，略高于俄罗斯和南非，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 历史演进：20世纪80年代前后金融体系高度管制；1980年到2000年左右金融自由化取得进展，随后停滞。  
- 早期金融压抑的作用：向出口导向制造业和房地产行业输入大量储蓄，维持低资金成本，信贷主要以实物抵押为主，间接支持了私营企业的出口与房地产发展。  
- 2008年后的变化：为稳定需求，政府大幅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主导行业放贷并投资基础设施，中央向重点国有企业倾斜资源，导致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贷款激增，经济体负债总额快速增长。  
- 后果：杠杆率快速上涨表明资金多数流向低效投资；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停滞，暴露资本配置能力薄弱问题。  
  - TFP历史数据：21世纪头十年初期年增长2.6%；头十年后期加速至3.9%；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未再出现强劲增长，2015年至2019年期间的年增长率为0.2%。  
- 创新生态与金融支持不匹配：  
  - 有利条件：国内市场潜力大；研发投入占比高（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4%）；每年提供数百万名科学家、工程师和软件开发人员；知识产权保护逐步完善。  
  - 问题：创新产出与这些优势不匹配；金融体系偏好传统资产（建筑物、机械设备），对基于知识产权的初创企业融资不足；政府继续向国有企业倾斜资源，而大多数发明专利来源于私营企业。  
- 建议：金融改革应从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转向建立更加多元化、更加富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营造支持创新和初创企业的融资生态，而非仅对特定行业和技术给予政策扶持。创新对实现环境目标（文本指出中国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净零排放）至关重要。

### 扩大贸易和投资：对外开放的方向与风险
- 中国能否赶超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继续融入全球贸易和投资市场。  
- 近年来挑战：特定科技领域的政策目标导致部分合作伙伴对中国科技企业施加贸易和投资限制，推动了“技术脱钩”的风险。技术脱钩不仅会伤害中国，也会影响全球生产率增长。  
- 应对与开放举措：为对冲风险，中国签署了几项重要经济协定，并就加入其他协定展开对话（文本例举包括与亚太国家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欧盟签署的《全面投资协定》，以及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就未来加入该协议的对话）。  
- 要求与条件：参与这些协定和深化对外经济关系需要中国进行重大改革，例如限制对国营企业的资源倾斜和补贴、向外国投资开放全新行业。中国也向拜登政府建议减少两国经济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壁垒。  
- 结论性判断：继续全面开放本国经济、推进贸易和投资协定磋商，对中国具有深远意义，但成败主要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国内挑战（人口老龄化、城乡差距、金融改革与创新政策、以及实现碳减排目标而不损害生产率和生活水平）。

*作者：杜大伟、黄益平、姚洋；刊载于《金融与发展》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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