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荡不安的新兴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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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市场资产表现与韧性
- 新兴市场资产在疫情期间表现“格外强韧”，一反疫情暴发时更黯淡的预期。
- 发达经济体央行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发挥了积极作用。
- 一些新兴市场创造了更多政策空间，包括转向非常规货币政策。
- 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正上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担忧当全球流动性大潮退却时，是否会有更多国家需要资金援助以及私人投资者是否愿分担负担。

### 多元化、国内持有与资本流动
- 可供选择的国家“超过80个”。
- 外国投资者的平均持有占比“约为20%（包括企业债券）”。
- 庞大的国内持有限制了危机的蔓延，提高资产类别韧性。
- 2020年全年，新兴市场借款人发行的欧洲债券总量“约为8000亿美元”，较2019年“增长了10%以上”。
- 尽管经济衰退导致经常账户逆差减少，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外部融资需求下降，但债券发行总量仍然增长。

### 美债收益率、美国货币政策与资本流动
- 3月下旬开始，美国实际利率暴跌，历史上这种暴跌推动资金流向新兴市场。
- 只要十年期美国国债实际收益率维持在负值的“极低水平”，大规模资本外流威胁应处于可控状态。
- 讲话引述美联储2020年3月的信号：“交给我们吧，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该信号表明货币政策也可以用来拯救新兴市场。
- 若美国收紧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因资本外流蒙受的损失，通常超过出口增长带来的收益。
- 中国对全球投资、贸易和大宗商品价格影响更显著；弱化美国影响力、强化中国作用被视为理想组合。

### 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使用与差异化
- 量化宽松在新兴市场已出现多种形式，“新兴国家不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否则会引发动荡”的说法“早已成为过去”。
- 各国政策非常多样化：例如印度宣布成功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并对债券收益率设置上限；若其他国家亦采取类似措施，可能引发大规模资本外流。
- 市场对各国的差异化定价取决于对增长潜力的信心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

### 债务负担、外债与系统性风险
- 多数受访者认为疫情后债务占GDP比重在若干年内难以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 从历史标准看，外债偿还率、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等指标尚未达到“过高水平”。
- 美国低利率有助于将偿债成本维持在较低水平。
- 过去20年中，许多新兴经济体努力积累外汇储备，这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危机时缺乏美元资产的情形不同。
- 货币钉住汇率制已成为历史，因此受访者认为不会再出现大规模系统性主权危机，可能出现更多企业层面危机。

### IMF、多边援助与私人部门参与
- 在2021年第一季度，新兴市场的主权和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创纪录，但一些面临流动性或偿付问题的国家仍需IMF提供更多援助，且可能需要私人部门参与重组。
- 当债务明显不可持续时，私人部门应参与进来；近期阿根廷、厄瓜多尔和黎巴嫩的违约或重组未蔓延开，显示局部化特征。
- 若私人债权人仍然认为IMF会为他们提供救助，则这是工作失职——投资组合经理需评估和承担风险。

### 环境、社会与治理（ESG）合规借款的机遇与风险
- ESG合规债券是“新兴的资产类别”，规模“约160亿美元”，但仅占新兴市场资金管理总额的“4%”。
- 目前“所有投资人都希望配置这种资产”，约“四分之三”的客户会议涉及此类资产的投资策略。
- IMF可在监测、沟通和报告方面发挥作用，帮助规模较小国家参与ESG债券市场，并支持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 投资银行在帮助各国发行债券方面意愿更强；IMF应侧重于监测和沟通，尤其是在社会和治理问题上。
- 风险与担忧：
  - 资金用途的可核查性复杂（如何确定筹集资金确实投向绿色项目或社会项目）。
  - ESG评级与人均GDP密切相关，担心绿色和社会责任债券的扩散可能对低收入国家的资本流入产生不利影响。
  - 基于价值的投资（如因媒体自由等价值判断回避投资）可能带来复杂的政治经济后果，并不明确谁会从中受益。

*采访者：马哈茂德·普拉德汉；受访者：理查德·豪斯（德盛安联资产管理公司新兴市场债券首席投资官）、大卫·卢宾（花旗银行新兴市场经济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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