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扭转不断扩大的不平等问题，应严格约束自动化 — 达隆·阿齐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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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概述与主要论断
-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化社会经济增长“越来越少地被人们所分享”，多数工业化国家不平等问题加剧，优质、高薪、稳定工作岗位逐渐消失。
- 自动化技术是导致经济增长未被广泛分享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化和劳资力量对比变化也起推波助澜作用（阿齐默鲁和雷斯特雷波，2019年）。
- 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推动下，自动化进入新阶段，可能进一步加剧不平等；但政府若有效引导，可使技术促进更广泛的共享增长。

### 自动化的特征与影响
- 自动化定义：利用机器和算法代替人类完成以前由人完成的工作。
- 过去新技术往往通过提高人类生产率、创造就业来抵消自动化的负面影响；当前情况不同，若缺乏“大量的‘人类友好’型技术”，自动化可能造成更大破坏。
- 新冠疫情为企业提供更多采用“机器替代人工”的动机，近期证据显示企业正在推进这一趋势（Chernoff 和 Warman，2020年）。
- 现有自动化多数（如自助结账机、自助客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微乎其微”，甚至企业滥用自动化未降低成本，导致就业率下降和工人工资缩水，增加社会成本。
- 过度自动化可能是生产率增速放缓的诱因之一，因为企业专注自动化可能错失与人类互补性更强的新商机、新组织形式和新技术突破。

### 产业与政策驱动因素
- 少数超大型科技公司（如文中列举的Amazon、阿里巴巴、Alphabet、脸书、网飞）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占全球人工智能总投入的“三分之二以上”（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7年）。这些公司商业模式对劳动力需求低、依赖自动化，影响了整个技术格局与人才流向。
- 美国税制对资本长期更为友好：过去40年里，工人通过工资和联邦所得税缴纳的税费的有效税率超过了25%（阿齐默鲁、曼尔和雷斯特雷波，2020年）。
- 约20年前，设备投资和软件投资的税率约为15%；现如今，软件投资和设备投资的税率已“不足5%”，在某些情况下企业投资资本甚至可以获得净补贴。
- 美国政府削减基础理论研究经费被视为加剧技术单一化的因素（Gruber 和 Johnson，2019年）。

### 生产率、能源与政府引导的历史证据
- 尽管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发展迅速，但过去2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远不及二战后的几十年（Gordon，2017年）；在依赖信息通信技术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产出或就业增长并未表现更好（阿齐默鲁等，2014年）。
- 可再生能源作为政府引导技术发展方向的成功案例：40年前可再生能源价格很高，如今在欧洲能源消费中占比已经达到19%，在美国占比达到11%，其成本下降幅度与化石燃料旗鼓相当（IRENA，2020年）。该转变归功于政府补贴和行业规范调整。
- 基于上述历史先例，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策、企业研发扶持、为高校拨付研究经费等工具，改变技术发展方向，使其更“人类友好”。

### 政策建议与行动要点
- 政府应出台激励措施，使创新更多转向可创造就业机会（特别是优质就业岗位）的“人类友好”型技术，而非单纯聚焦自动化。
- 建议工具包括：
  - 发放专项技术研发补贴，支持提升人类生产力、增加劳动力需求的技术。
  - 纠正税制对资本的偏好，缩小资本与劳动力税率差距，减少对过度自动化的激励。
  - 通过政府采购和扶持，支持以人类互补为核心的技术路线。
  - 解决少数大型科技公司主导技术路线的问题，以维持竞争并保护隐私。
- 强调社会动员与民主监督的重要性：国家扩大责任时，应伴随更强的社会动员、选举参与、媒体问责和公民约束，防止权力滥用。

### 对反对意见的回应与政治考量
- 对“政府引导技术发展会导致行政国家膨胀并威胁自由”的担忧（参考哈耶克），作者认为历史和理论并不支持这一悲观看法。福利国家并未摧毁自由，相反在许多国家深化了民主与公民能力。
- 同时指出，新数字技术（如AI驱动的社交媒体）也可能削弱民主：假信息、“过滤器泡沫”和“回音室”会降低政治参与度，需要配套治理手段。

### 结论要点
- 自动化并非不可避免地导致共享繁荣；政策选择决定技术路径。
- 若政府在技术监管与支持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可将技术发展引向更多创造优质就业和共享增长的方向；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税制改革、研发激励、公共采购及维护竞争等综合措施。
- 社会动员与民主监督是确保政府引导惠及公众、并避免权力滥用的关键机制。

*来源：达隆·阿齐默鲁，《金融与发展》，2021年第3期，文章“数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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