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sgup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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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七十年的成就与代价
-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GDP“大幅增长”：世界经济产出增长了15倍多（文章注：1950年以来，全球经济产出增长了 15 倍）。
- 尽管人类总体更健康、更长寿、收入更高，但这些繁荣“依赖于我们周围的大自然”，且“生物圈一直在缩小”。
- 物种灭绝速度比“背景速率”高出100倍至1000倍。
- “地球生命力指数”显示，从1970年到2016年，全球物种数量平均下降了68%。
- 在被评估的18个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中，有14个正在下降。
- 结论：经济繁荣与生物多样性丧失并行存在。

### 三大相互关联的转型（框架概述）
- 第一个转型：确保对自然的需求不超出其供应能力
  - 多年来，人类的需求（“生态足迹”）远远超出大自然的可持续供应能力，导致生物圈退化。
  - 技术创新可帮助在供给端提高可持续性（例如可持续食品生产技术）。
  - 但要避免超限，还需在消费和生产模式上实现根本性变革：
    - 调整价格和行为规范的政策；
    - 在供应链中设定并执行环境目标；
    - 强制执行重复使用、回收和共享标准以切断破坏性消费与自然的联系。
  - 人口增长显著影响对自然的需求；支持基于社区的家庭生育计划可以改变偏好与行为，加速人口结构转型，改善妇女获得资金、信息和教育的机会。

- 第二个转型：改变衡量经济成功的指标（包容性财富）
  - GDP在短期宏观分析中有用，但不是衡量长期经济表现的合适指标，因为它不反映资产存量变化，尤其是自然资产。
  - 应采用能够考虑所有资本存量价值的指标（生产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即“包容性财富”。
  - 包容性财富显示了投资于自然资产的好处以及不同资产投资之间的交互作用。
  - 例示：
    - 新西兰的“福利预算”；
    - 中国使用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 说明：初级产品出口收入未反映采掘过程对原生态系统的社会成本，国际贸易扩大可能导致财富从穷国向富国的转移，而官方统计未体现这一点。
  - 投资自然资产既包括金融投资，也包括“等待”——在无干涉情况下自然会再生。

- 第三个转型：改造制度以实现变革（应对制度性失败）
  - 不可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严重的制度失误：大自然的价值未在市场价格中反映。
  - 公海和大气层等开放性资源成为“公地悲剧”的牺牲品，导致对自然资产投资不足。
  - 由于大自然的流动性、不可见性和无声性，其外部性难以追踪和计算。
  - 各国政府往往倾向于开采自然而非保护，现有扭曲加剧问题：保守估计称破坏大自然的相关补贴每年在全球造成了约4万亿至6万亿美元的损失。
  - 生物多样性作为自然资产组合的多样性，提高了生态系统面对冲击的韧性，降低依赖的服务风险。
  - 需要提升全球对自然相关金融风险的认识：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可评估这些风险的系统性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监督、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中可在评估和管理自然相关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关键统计与图示要点（原文提取）
- 全球经济产出增长（实际GDP，PPP，万亿美元）：自1950年以来增长了15倍多（注：2011年价格）。
- 物种种群规模（1970年=100）：1970年至2016年平均下降了68%。
- 物种灭绝速度：比“背景速率”高出100倍至1000倍。
- 全球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在被评估的18个服务中，14个正在下降。
- 与自然相关的破坏性补贴估计每年造成的损失：约4万亿至6万亿美元。

### 政策建议与下一步行动
- 必要性与时机：
  - 新冠疫情凸显人类与大自然关系的关键性，今年是重新认识与重构经济与金融决策至关重要的一年。
  - 全球领导人将出席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和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共同讨论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下降这两个内在相关的问题。
- 必要变革包括：
  - 在供应端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可持续性；
  - 在需求端通过价格和行为规范改革、供应链环境目标、回收与共享标准改变消费和生产模式；
  - 在衡量标准上采用包容性财富等更完整指标，纳入自然资本价值；
  - 在制度层面纠正市场定价失灵，消除对破坏自然的扭曲性补贴；
  - 增强金融体系对自然相关风险的识别、评估与管理，动员金融资源投资于自然资产。
- 行动主体：
  - 从民众到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需持续参与变革；世界各地的成功案例证明生物多样性变革是可行的。

*Partha Dasgupta, 摘自《生物多样性的经济学：达斯古普塔评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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