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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从疫情到战争期间的财政政策 — 主要发现与政策建议
- 全球不确定性源由从疫情转向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不确定性持续存在。  
- 伤亡、基础设施破坏、难民和人力资本损失、商品市场扰动以及通胀上升构成直接影响。  
- 截至4月10日，已有450多万难民逃离乌克兰。  
- 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增加社会动荡风险；财政政策在保护最弱势群体方面具有特殊作用。  
- 随着央行加息以对抗通胀，财政预算约束加剧；财政在通胀高位、经济增长放缓、债务居高和信贷环境收紧的背景下面临挑战。  

- 各国承受冲击的差异：  
  - 能源和食品净进口国（新兴经济体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将受国际价格上涨冲击，其经济增长和公共财政将承压，且许多国家几乎没有财政空间应对新冲击。  
  - 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国（尤其是大型石油出口国）将因大规模意外收入受益。  
  - 2021年陷入极端贫困的人口数量较疫情前趋势增加了7000万人，但在财政支持规模较大的国家，贫困有所稳定或下降。  
  - 2020至2021年间，美国和欧盟的家庭储蓄总额增加了3.5万亿美元；许多发展中国家因财政支持不足而面临家庭收入下降的问题。  

- 意外通胀与财政影响：  
  - 超出目标的通胀率、意外的通胀（实际通胀率与预测通胀率之间的差异）以及货币政策对二者的反应对公共预算影响重大。  
  - 意外的通胀使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不包括中国）2021年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分别下降了1.8和4.1个百分点。  
  - 意外通胀短期可减少赤字（因名义收入增长快于名义支出），但缓解通常是暂时的；若通胀预期上升和波动性增加，政府借款成本可能上升。  

- 债务与赤字前景（不确定性高）：  
  - 全球赤字水平正在下降，但预计仍将高于疫情前水平。  
  - 到2024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公共债务预计将下降到占GDP的113%。  
  - 到2024年，新兴经济体的债务预计将继续上升（主要由中国推动），达到GDP的72%。  
  - 到2024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预计将逐渐降至GDP的48%。  
  - 受益于积极贸易条件冲击的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公共债务预计会更快下降。  
  - 赤字和债务前景存在重大下行风险，尤其在经济增长令人失望或通胀动态继续出人意料的国家。  

- 政策建议（有针对性与灵活性）：  
  - 对受战争打击最严重的经济体，财政需要应对人道主义危机与经济扰动。  
  - 在通胀和利率上升背景下，财政支持应提高针对性，重点关注优先领域，保护受影响最严重群体。  
  - 若经济显著恶化且有财政空间，适当实施更广泛财政支持，但应避免加剧供需失衡或增加物价压力。  
  - 在增长受冲击较小且央行加息的国家，财政应回归常态，逐步退出疫情期间的特殊支持。  
  - 在新兴经济体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需在稳健财政与必要支持间做艰难权衡；健全可信的中期财政框架有助管理市场预期并控制主权债务成本。  
  - 重新调整支出优先顺序并调动更多财政收入来源以应对社保、国防等领域不断增加的公共支出压力。  

- 对能源与食品价格上涨的政策选择：  
  - 各国普遍采取抑制国内价格上涨（减税或补贴）和提供大范围补贴或转移支付的措施以保护弱势家庭，但这些做法可能产生巨大财政成本并加剧全球供需失衡。  
  - 更优方案为向弱势家庭提供临时性的定向直接支持，同时允许国内价格调整，以控制财政压力并维持私人部门增加能源和粮食供给的动力。  

- 气候政策与短期反应的协调：  
  - 应对食品和能源价格冲击的短期措施不应损害应对气候变化等长期挑战的举措。  
  - 应优先对健康、粮食安全和更清洁的能源安全进行投资，提高抗风险能力。  
  - 朝更为多元、清洁和可再生的能源转型可确保能源安全并促进绿色转型。  
  - 在短期对高能源价格作出反应时，应避免投资于资本密集型的长期化石燃料项目。  

- 全球合作的重要性：  
  - 需要跨国合作以应对疫情、能源和食品扰动，帮助战争难民，预防未来大流行，及减缓气候变化。  
  - 限制粮食出口等单边行动可能加剧粮食危机；各国应共同解决化肥和粮食（如小麦）供给问题以支持最弱势群体。  
  - 企业税收、透明度、个人税收信息交换以及碳定价方面的国际合作可动员资源，促进必要投资并减少不平等。  
  - 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和技术援助是必要的；在高债务不可持续时，需超出SDR的多边合作方式，便于重新制定债务方案或开展债务重组。  

### 第二章：调动税收、税收透明度与碳定价 — 主要发现与优先事项
- 三大国际协调领域：企业税、个人税（含信息交换）与碳定价。  
- 协调不足会导致低效低税率和减排措施效率低下；企业税与所得税的有效协调需要广泛参与，而遏制全球变暖只需少数主要排放国达成一致。  

- 企业税的协调（“两支柱”协议相关发现）：  
  - 2021年10月达成的双支柱协议（截至目前，已有137个辖区认同该协议）将显著改善对跨国企业的税收治理，但仍可采取更多行动。  
  - 支柱一下：将部分税基分配给市场国（允许其在无实体存在情况下征税）比单边征收数字服务税效率更高。此重新分配仅涉及跨国企业全球利润的2%，但其带来的全球税收收入与目前单方面征收的数字服务税所得收入大致相当。  
  - 支柱二下：将企业最低税率设为15%可以减少企业跨国转移利润的动机，为税收逐底竞争划定底线。估计设定最低税率后，全球将通过补征税款使企业所得税收入增加5.7%，此外还可能通过减少税收竞争使其再增加8.1%。国家和企业的反应对于实现上述成果至关重要。  
  - 进一步举措应纳入低收入国家利益，例如商定税收简化措施、加强对特定跨境资金往来的预扣税，以及促进各方及时获取按国家划分的跨国企业信息。  

- 个人税务与信息交流：  
  - 国际信息共享可遏制离岸逃税。基于“税收透明度和信息交换全球论坛”的进展，三大改革方向为：  
    - 建立受益所有权的登记系统或等效机制，以便税务部门获取最新可靠的受益所有权信息。  
    - 在税收征管部门内部开展数据分析能力建设并成立专门团队，低收入国家尤其需要如此。  
    - 随着合作深入，当前受执行能力制约的国家应调整税收政策，特别是对收入分配顶层群体的税收政策。  
  - 随着跨境远程工作机会增加，具有较高流动性的劳动所得税税基扩大，当前估计占到全球个人所得税税基的1.25%。未来个人税收协调重要性将上升，并带来与企业税相关的各种问题。  

- 碳定价协调：  
  - 为主要排放国设定国际碳价下限（或计算等效价格以包含其他方法）可加强《巴黎气候协定》，并将全球升温幅度限制在2°C或更低，同时兼顾不同收入国家的责任分配。若达成一致，到2030年：  
    - 发达经济体的排放量将比基线水平减少35%-50%。  
    - 新兴市场经济体将减少20%-30%。  
    - 该计算假设发达经济体采取的措施相当于执行每吨75美元的碳价，中国等高收入新兴市场经济体为每吨50美元，印度等低收入新兴市场经济体为每吨25美元。  
  - 国家可采用跨国一致的方法将监管等非价格型政策转换为等效碳价，等效碳价可作为通用指标。  

- 结论性呼吁：  
  - 国际协调对于克服单边行动局限性至关重要。所得税领域的近期进展表明各国可携手取得切实成果；下一步优先事项是商定具体方案，以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2°C以下。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2年4月，财政监测报告（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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