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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MBI利差的变化：新兴市场金融状况与市场变动
-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状况在2019年初有所改善，但不同经济体因基本面不同而存在差异。
- 数据与观察（截至2019年3月22日的金融市场数据）来源包括：Haver Analytics；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 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 注：EMBI＝J.P.摩根新兴市场债券指数。图中数据标识使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家代码。

### 3. 汇率、股票与资本流动的近期动态（摘要与要点）
- 汇率与资产价格变动：
  - 欧元贬值约3%（原因：宏观经济数据弱于预期以及对意大利的担忧）。
  - 日元温和升值。
  - 英镑升值约3%（原因：市场对脱欧谈判结果的预期出现转变）。
  - 人民币升值约2%（多数其他亚洲货币亦升值）。
- 股票与资本流动：
  - 新兴市场股票市场在2018年末下降后有所回升（股票市场指数，2015年＝100 的基准用于图示）。
  - 证券投资流入在2018年第二、第三区间大幅减少后企稳并回升；2019年初证券投资流入回升尤为明显，投资者增配了新兴市场债券和股票基金（EPFR全球数据等来源）。

### 3. 预测概览与风险（基线与风险偏好）
- 基线预测（表1.1 摘要）：
  - 世界产出：2018年为3.6%，2019年预测为3.3%，2020年预测为3.6%（本期对2019年增长的预测较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下调了0.4个百分点，对2020年下调了0.1个百分点）。
  - 发达经济体：2018年2.2% → 2019年1.8% → 2020年1.7%。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18年4.5% → 2019年4.4% → 2020年4.8%。
- 主要经济体亮点：
  - 美国：2018年2.9% → 2019年2.3% → 2020年1.9%（预计2019年增速下调反映政府关门与财政支出低于预期影响）。
  - 欧元区：2018年1.8% → 2019年1.3% → 2020年1.5%（较2018年10月预测下调0.6个百分点）。
  - 中国：2018年6.6% → 2019年6.3% → 2020年6.1%（反映潜在增速降低与贸易紧张局势影响；当局实施财政刺激）。
  - 印度（按财政年度）：2019/2020等预测按财政年度列示，2019年和2020年分别为7.3%和7.5%。
- 风险评估：风险偏向下行。主要下行风险包括：
  - 贸易紧张局势（供应链扰动、投资抑制）。
  - 欧元区、英国“无协议”脱欧、土耳其和中国等体的系统性风险溢出。
  - 美国金融与信用脆弱性（低评级发行人比重上升）。
  - 网络攻击、选举不确定性、中东与东亚地缘政治紧张等。
- 风险定量描述：扇形图显示与2018年4月WEO相比，风险平衡向下转移；石油市场与期限利差、VIX和GDP预测离散度为主要风险要素（图1.21 指示50%、70%、90%置信区间变化）。

### 3. 宏观政策优先事项与建议
- 货币政策：
  - 在多数发达经济体应保持宽松，直至通胀稳步回到央行目标附近。
  - 新兴市场在通胀高或汇率冲击传导显著的情况下应以锚定通胀预期为优先。
- 财政政策：
  - 需要在支撑需求与维持债务可持续性间取得平衡；对发达经济体总体建议以提升潜在产出和包容性为重点（基础设施、终身学习、研发）。
- 宏观审慎：
  - 强化资产负债表、动用逆周期资本缓冲或定向部门资本缓冲，并设计基于借款人的工具以缓解高负债脆弱性。
- 对具体经济体的要点（节选）：
  - 美国：耐心推动货币正常化；财政需提高收入与GDP比重以应对老龄化相关支出。
  - 欧元区：货币政策继续宽松；在具财政空间的国家增加实物与人力资本投资或降低劳动税税楔子；对银行业联合与资产负债表清理保持关注。
  - 中国：继续去杠杆与再平衡，强调减少对债务的隐性担保与培育市场导向的信贷分配；短期可通过中央预算内财政扩张支持增长，但避免大规模基础设施刺激。
  - 印度、巴西、墨西哥、土耳其、阿根廷、南非等：因地制宜，强调财政整顿、强化金融部门健康与结构性改革（财政收入动员、养老金改革、提高税收合规、改善公共银行治理等）。

### 3. 多边政策与国际合作要点
- 通过多边合作解决贸易摩擦，推动WTO规则现代化，降低贸易成本，并解决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问题（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行动计划背景）。
- 全球金融稳定：落实危机后监管改革（杠杆率、净稳定融资比率、处置框架、跨境监管、宏观审慎工具），弥合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数据缺口，应对中央对手方重要性和网络安全问题。
- 气候与长期挑战：多边合作对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管理移民与应对腐败等长期问题至关重要。

### 3. 英国“无协议”脱欧情景分析（情景专栏1）
- 基线假设：英国与欧盟达成广泛自贸协定并逐步过渡。
- 替代情景主要假设：
  - 移民：至2030年，欧盟向英国的人口净迁移每年减少25,000人。
  - 情景A：无边境混乱且金融条件仅小幅收紧。
  - 情景B：出现边境混乱并且金融条件更为严重收紧（英国主权债与企业债利差分别上升100个基点和150个基点）。
- 结果：
  - 情景A：到2021年，英国经济总负面影响约为GDP的3.5%；欧盟同期GDP下降约0.5%；全球GDP同比下降約0.2%。
  - 长期影响：英国潜在产出相对于基线降低約3%；欧盟潜在产出降低約0.3%；全球长期GDP下降約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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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MDE的实际投资占实际GDP比率（图表与指标说明）
- 图表/子项目录（原文编号与说明摘要）：
  - 1. 中位数与四分位距（总体与组成部分）：横轴刻度/参考值：0、17、33、50、67、83、100。类别：总计、建筑物、机械、运输、其他。
  - 2. 2014年EMDE的人均资本存量（美元）：指标说明：EMDE中位数占AE中位数的百分比；AE = 100。横轴年份刻度：1990、95、2000、05、10、15、20、23。参考刻度/单位：0、2、4、6、8。
  - 3. 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AE：纵轴刻度/参考值：-6、-4、-2、0、2、4、6、8、10。横轴年份刻度：1990、95、2000、05、10、15、20、23。标题说明对象：AE。
  - 4. 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EMDE：横轴年份刻度：1990、95、2000、05、10、14。
  - 5. 总体投资的相对价格（相对于1990年的百分比变化）：参考刻度/百分比变化：0、10、20、30、40、50。类别：资本；货物部门；所有可贸易货物；可贸易非资本货物；非贸易货物。
  - 7. GVC中的后向参与（出口百分比，外国增加值）：横轴年份刻度：1990、95、2000、05、10、15。指标单位说明：出口百分比，外国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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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M&E（机械设备）相对价格：概要、事实与政策含义
- 概要要点：
  - 过去三十年，机械设备（M&E，亦称可贸易资本货物）的相对价格显著下降，并与EMDEs实际投资/GDP比率上升同时发生。
  - 驱动因素包括资本货物生產部門生产率增长、信息技术进步与贸易一体化。
  - 贸易壁垒和贸易成本差异显著影响各国机械设备的绝对与相对价格，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普遍面临較高的机械设备相对价格。
- 关键统计（直接摘自原文）：
  - 机械设备相对价格自1990年以来的下降幅度：发达经济体約為60%；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約為40%。
  - 计算设备相对价格自1990年以来下跌了90%。
  - 通信设备相对价格自1990年以来的跌幅接近60%。
  - 1990年初以来到2014年：所有发达经济体、87%新兴市场经济体、68%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机械设备相对于消费缩减指数均有所下降。
  - 2011年ICP：中位数低收入国家的机械设备绝对价格比中位数发达经济体高約8%；相对于消费价格的中位数低收入国家的机械设备价格是中位数发达经济体的2.7倍。
  -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有效进口关税約為4%；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約為8%；发达经济体接近零。
  - 完全履行WTO《贸易便利化协定》承诺可减少非关税壁垒，效果相当于欠发达经济体將关税削減15个百分点（世贸组织，2015年）。
- 驱动因素与量化关联：
  - 估计：进口渗透度每上升1%（可通过将关税削减0.7个百分点来实现），部门生产价格約降低0.5%；部门劳动生产率每上升1%，生产价格約降低0.3%。
- 价格对投资的影响（模型与实证）：
  - GIMF结构模型：在代表性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导致投资品相对价格（相对于消费价格）下降1%的外生冲击在中期內使实际投资与实际GDP的比率約上升0.8%。
  - 若通过降低资本货物进口关税实现相同相对价格下降（关税永久下降4个百分点，假定进口资本約占投资支出的33%），带来的中期投资与产出增长伴随经常性财政成本約為年度GDP的0.25%。
  - 跨國面板實證（180国，五年平均）：可贸易资本货物相对价格每下降1%，实际投资率上升約0.3%至0.5%（工具变量回归）。
  - 企业层面（哥伦比亚关税改革）：2010至2011年平均关税从12.5%降至8.7%；资本货物投入关税每降低1个百分点，企业投资（投资占固定资产比重）點估計增长0.4个百分点（在1%显著性水平）。
  - 1990–1994到2010–2014年间，机械设备方面实际投资与实际GDP比率上升了約60%；机械设备相对价格急劇下跌可解释这一上升中的很大一部分。
- 政策含义与建议（摘录与归纳）：
  - 降低贸易成本、重振贸易自由化和履行贸易便利化承诺，以维持资本貨物相对价格下降速度并支持实际投资。
  - 减少对资本货物进口的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改善进口相关流程（缩短进口时间、降低进口成本）、提升海运连通度與贸易便利化。
  - 鼓励资本貨物生產部門的技术進步與創新（支持R&D、技术转移、教育与基础设施投資）。
  - 在推进关税削減或贸易便利化時，考虑弥补关税收入损失的替代措施。
  - 风险提示：若贸易一体化趋缓或逆转、贸易壁垒提高，资本货物相对价格下降的长期驱动力将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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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G20: 部门贸易差额（2015年）与中美贸易争端情景
- 部门贸易差额（按增加值衡量）：
  - 增加值衡量下的顺差/逆差通常小于按总额衡量的顺差/逆差，反映跨国中间投入的往返生产。
  - 例：韩国对中国的增加值贸易顺差较小；美国的服务业顺差“减少”，制造业逆差“缩小”。
- 双边贸易差额理论与经验要点：
  - 双边贸易差额（经缩放）取决于各国贸易差额总量与GDP比率的相对演变，以及双边贸易强度 m_ij。
  - 中美案例：以常数估计的 m_ij 与两国贸易差额总量/GDP之差的乘积与实际经缩放的双边差额非常接近，说明贸易差额总量的变化很好地解释中美双边贸易差额演变。
- 贸易逆差调整的经验证据（1980–2017年样本）：
  - 出现92次大规模逆差调整事件（对2017年名义GDP高于世界中位数且非燃料出口国样本）。
  - 仅16次（17%）的整体逆差调整伴随其前五大逆差贸易伙伴中至少有一个发生大规模双边逆差调整。
  - 若双边调整门槛從3%降至2.5%，相应双边事件次数從16次增加到22次。
  - 结论：减少对最大贸易伙伴的双边差额並非减少贸易差额总量的必要条件；宏观失衡（储蓄與投资差异、财政政策、信贷周期）是关键。

### 中美贸易争端情景（所有中美货物贸易关税提高25个百分点）——三模型比较（GIMF、GTAP、CFRT）
- 起点冲击与贸易流动：
  - 短期双边贸易下降：25%–30%（GIMF）。
  - 长期双边贸易下降：30%至70%（取决于模型與贸易方向）。
- 对年度实际GDP的估计损失范围：
  - 美国：–0.3%至–0.6%。
  - 中国：–0.5%至–1.5%。
- 对第三国的溢出效应：
  - 第三国对美出口增加，同時对中国出口减少；墨西哥和加拿大受益最多。
  - 第三国产出的净影响差异較大但通常不大；GIMF显示中短期积极影响（尤其北美其他地区），长期影响较小或为负。
- 部门与就业影响（CFRT与跨模型证据）：
  - 制造業全球性收缩，尤其中国電子與其他制造業受沖擊顯著。
  - 墨西哥、加拿大及若干亞洲国家制造業出现扩张；美国农业部门大规模收缩。
  - 再分配导致显著就业冲击：CFRT估计美國農業與運輸設備部門約1%勞動力失業，中國其他製造業勞動力約5%失業。
- 模拟结果关键驱动與不确定性：
  - 结果高度依赖贸易弹性（生产者替代投入的難易程度）；第三国影响在外国供應商替代容易的情況下被放大。
- 政策含義：
  - 对经常账户逆差的政策焦点应放在宏观经济政策（提振順差國需求、调整逆差國的供给與潛在產出）而非僅針對双边差额的贸易限制。
  - 在贸易紧张情境下建议：
    - 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維護基於規則的多邊貿易體系。
    - 在有財政空間的國家適度利用財政政策支持需求；在財政空間有限的國家優先結構性財政調整並改善債務透明度與管理。
    - 使用宏觀審慎工具應對金融脆弱性（企業債務、期限與流動性錯配、跨境金融連結）。
    - 推進結構性改革以提升潛在產出、勞動力參與與技能；配套勞動力轉崗與社會保護政策以緩解再分配成本。
    - 第三國應提升韌性：貨幣政策按需锚定通脹預期並支持國內活動；財政政策在有限空間內優先提升生產性支出、保護社會支出並提升國內資源動員；商品出口國需推動經濟多元化、改善教育與基礎設施以吸引私人投資。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9年4月），节选与整理。*

### 3. EMBI利差的变化

### 3. EMBI利差的变化

### 新兴市场金融状况与市场变动
-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状况在2019年初有所改善，但不同经济体因基本面不同而存在差异。
- 数据与观察（截至2019年3月22日的金融市场数据）来源包括：Haver Analytics；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 Thomson Reuters Datastream；以及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 注：EMBI＝J.P.摩根新兴市场债券指数。图中数据标识使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家代码。

### 汇率、股票与资本流动的近期动态
- 2018年底的美元升值在2019年初出现逆转，新兴市场货币总体走强，支撑因素包括美联储暂停加息以及中美贸易争端的停战（图1.8）。
  - 欧元贬值约3%（原因：宏观经济数据弱于预期以及对意大利的担忧）。
  - 日元温和升值。
  - 英镑升值约3%（原因：市场对脱欧谈判结果的预期出现转变）。
  - 人民币升值约2%（多数其他亚洲货币亦升值）。
- 新兴市场股票市场：在2018年末下降后有所回升（股票市场指数，2015年＝100 的基准用于图示）。
- 资本流动：证券投资流入在2018年第二、第三区间大幅减少后企稳并回升；2019年初证券投资流入回升尤为明显，投资者增配了新兴市场债券和股票基金（EPFR全球数据等来源）。

### 预测概览：近期放缓、随后温和复苏
- 基线预测（表1.1 摘要）：
  - 世界产出：2018年为3.6%，2019年预测为3.3%，2020年预测为3.6%（本期对2019年增长的预测较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下调了0.4个百分点，对2020年下调了0.1个百分点）。
  - 发达经济体：2018年2.2% → 2019年1.8% → 2020年1.7%。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18年4.5% → 2019年4.4% → 2020年4.8%。
- 对主要经济体的要点：
  - 美国：2018年2.9% → 2019年2.3% → 2020年1.9%；预计2019年增速下调反映政府关门与财政支出低于预期影响。
  - 欧元区：2018年1.8% → 2019年1.3% → 2020年1.5%（较2018年10月预测下调0.6个百分点）。
  - 中国：2018年6.6% → 2019年6.3% → 2020年6.1%（反映潜在增速降低与贸易紧张局势影响；当局实施财政刺激）。
  - 印度（按财政年度）：2019/2020等预测按财政年度列示，2019年和2020年分别为7.3%和7.5%。

### 风险评估：风险偏向下行
- 主要下行风险来源包括：
  - 贸易紧张局势：若贸易壁垒超出基线假设，进口中间品与资本品成本以及最终商品价格将上升，抑制投资并扰乱供应链。
  - 系统性经济体风险：欧元区、英国“无协议”脱欧、土耳其和中国等体的下行将通过溢出效应传导。
  - 美国金融与信用脆弱性：美国信贷周期处于后期阶段，低评级发行人比重上升，若美国利率或宏观前景突变，可能放大对新兴市场的冲击。
  - 其他金融脆弱性与政治不确定性：网络攻击风险、选举不确定性、中东与东亚地缘政治紧张等。
- 扇形图分析显示，与2018年4月WEO相比，风险平衡向下转移；石油市场与期限利差、VIX和GDP预测离散度为主要风险要素（图1.21 指示50%、70%、90%置信区间变化）。

### 政策优先事项与建议
- 宏观政策总体指向：
  - 货币政策：在多数发达经济体应保持宽松，直至通胀稳步回到央行目标附近；新兴市场在通胀高或汇率冲击传导显著的情况下应以锚定通胀预期为优先。
  - 财政政策：需要在支撑需求与维持债务可持续性间取得平衡；对发达经济体总体建议以提升潜在产出和包容性为重点（基础设施、终身学习、研发）。
  - 宏观审慎：应强化资产负债表、动用逆周期资本缓冲或定向部门资本缓冲，并设计基于借款人的工具以缓解高负债脆弱性。
- 针对具体经济体的要点（节选）：
  - 美国：耐心推动货币正常化；财政需提高收入与GDP比重以应对老龄化相关支出。
  - 欧元区：货币政策继续宽松；在具财政空间的国家增加实物与人力资本投资或降低劳动税税楔子；对银行业联合与资产负债表清理保持关注。
  - 中国：继续去杠杆与再平衡，强调减少对债务的隐性担保与培育市场导向的信贷分配；短期可通过中央预算内财政扩张支持增长，但避免大规模基础设施刺激。
  - 印度、巴西、墨西哥、土耳其、阿根廷、南非等：因地制宜，强调财政整顿、强化金融部门健康与结构性改革（财政收入动员、养老金改革、提高税收合规、改善公共银行治理等）。

### 多边政策与国际合作
- 强调通过多边合作解决贸易摩擦，推动WTO规则现代化，降低贸易成本，并解决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问题（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行动计划背景）。
- 全球金融稳定：坚持落实危机后监管改革（杠杆率、净稳定融资比率、处置框架、跨境监管、宏观审慎工具），弥合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数据缺口，应对中央对手方重要性和网络安全问题。
- 气候与长期挑战：多边合作对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管理移民与应对腐败等长期问题至关重要。

### 情景分析摘要：英国“无协议”脱欧（情景专栏1）
- 两个替代情景（情景A、情景B）与基线情景比较（基线假设：英国与欧盟达成广泛自贸协定并逐步过渡）。
- 主要假设：
  - 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上升（对欧盟和第三国贸易安排的变化）；对2019年中至2020年中多数进口单边关税设为零的临时安排在部分情形中假定存在。
  - 更严格的移民政策假设：至2030年，欧盟向英国的人口净迁移每年减少25,000人。
  - 边境混乱与金融条件收紧在情景A与情景B中有不同程度的假定：情景A假定无边境混乱且金融条件仅小幅收紧；情景B假定出现边境混乱并且金融条件更为严重收紧（英国主权债与企业债利差分别上升100个基点和150个基点）。
- 结果要点：
  - 情景A：到2021年，英国经济总负面影响约为GDP的3.5%；欧盟同期GDP下降约0.5%；全球GDP同比下降约0.2%。
  - 两个替代情景在长期影响上相似：长期来看，英国潜在产出相对于基线降低约3%；欧盟潜在产出降低约0.3%；全球长期GDP下降约0.1%。

### 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假设与对经济的含义
- 基线石油价格假设（基于期货）：2019年平均价格预计为每桶59.2美元，2020年为每桶59美元；本期预测比2018年10月《WEO》更为低迷（2018年平均价格为68.33美元/桶）。
- 金属、食品价格动态（参考期2018年8月至2019年2月）：
  - 能源价格在该期骤降17%（带动总体初级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下降6.9%）。
  - 铁矿石价格上涨28.8%（由于供应中断事件，包括淡水河谷布鲁马迪纽大坝坍塌等）。
  - 年度展望：基金组织年度贱金属价格指数预计2019年上升2.4%，2020年下降2.2%；粮食价格预计2019年全年下跌2.9%，2020年上涨2.1%。
- 大宗商品价格包含关于全球需求的信息：主成分分析与周期性识别显示前两个主成分（“全球因素”和“相对价格因素”）解释约20%月度价格变动，并对全球工业生产与GDP的即时预测与短期预测有实质改进（均方根误差改善幅度可达10%-15%，取决于可用信息跨度）。
  - 即时预测结果（样本外评估）：引入大宗商品隐含因素能将全球GDP预测的RMSE改善至相对基准的约0.86-0.90（依信息可用月份而异）。
  - 当月或季度内较早可获得的大宗商品价格数据能显著提升对下一季度GDP的预测精度。

### 企业市场支配力与宏观影响（章节要点摘录）
- 核心事实与趋势（2000年至2015年样本覆盖27国、约90万企业）：
  - 发达经济体的加价率（markup）平均上升约近8%，而样本中所涵盖的新兴市场加价率基本保持稳定（发达经济体上升集中在非制造业和数字密集型行业；美国上升幅度明显偏高）。
  - 加价率上升高度不均衡：主要由加价率分布前十分位的一小部分企业主导；这些企业平均表现出更高的生产率、更强的创新性与更高的无形资产使用密度。
  - 总体上，2000年至2015年间发达经济体的加价率上升与投资率下降、企业储蓄增加以及劳动力收入比重小幅下降相关联。
- 对创新（专利）：
  - 存在“驼峰形”关系：在较低加价率水平，加价率上升促进专利数量增加；但一旦超过转折点，进一步的加价率上升会抑制专利数量。样本显示大多数国家-行业观测值处于转折点之前，但位于转折点之后的比例自2000年的约15%增至2015年的21%。
  - 如果高加价率企业的市场支配力继续上升，长期看对创新的影响可能由目前的略微正面转为负面（模拟显示若2015年至2030年按2000-2015年的上升速率继续，加价率上升将使总体专利库存下降约0.3%以上；前十分位企业的专利库存下降更为显著）。
- 对投资：
  - 实证结果：企业加价率每上升10个百分点，其有形资本投资率下降约0.6个百分点（具统计显著性）。
  - 2000年至2015年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加价率上升导致估计的资本存量减少约3%，产出下降约1%（若加价率保持在2000年水平，则2015年产出将更高）。
  - 加价率上升同时通过供应链产生跨境负面溢出（例如：若某新兴市场行业的外国供应商加价率上升10个百分点，则该行业产出可下降约0.3%）。
- 对劳动力收入比重：
  - 实证结果：企业加价率每上升10个百分点，劳动力比重（工资占增加值）下降约0.3个百分点（具统计显著性）。
  - 在发达经济体总额中，加价率上升至少解释了劳动力比重下降约0.2个百分点的下限贡献（约占总体下降幅度的10%）。
  - 企业之间资源重新分配（高加价率企业扩大市场份额）会进一步放大劳动力比重下降。
- 兼并与收购（并购）影响（专栏2.2）：
  - 实证显示并购完成后，收购方的加价率平均上升约1.1个百分点；横向并购影响更强（约1.2个百分点）。
  - 反事实检验（已公布但中止的并购样本）表明若并购未完成，则收购者加价率并不显著上升，支持并购与加价率上升之间的关联性；但需进一步分析以判定并购带来的效率收益是否能抵消加价率上升对消费者的损失。
- 政策含义（摘要）：
  - 维护与强化产品市场竞争应为政策优先事项：削减非制造业国内准入壁垒，推动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自由化，确保竞争政策资源充足并能适应双边/平台市场的新问题。
  - 鼓励技术扩散与降低落后企业赶超障碍：改进知识产权制度以促进突破性创新，同时避免阻碍技术扩散的过强保护；考虑数据治理与竞争中性规则以降低大企业借数据壁垒加固市场支配力的能力。
  - 税制调整：考虑使税制更侧重对经济租金征税（例如现金流量税或对正常股权回报的税收扣除安排），并利用研发税收抵免等工具鼓励创新。

### 可贸易资本货物价格与投资：长期驱动与面临风险（章节导引）
- 过去三十年机械设备等可贸易资本货物的相对价格显著下降，与此相伴的是可观的机械设备实际投资率提升（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机械设备实际投资率几乎翻番）。
- 导致资本货物相对价格下降的主要因素包括：资本货物部门更快的生产率增长与贸易一体化水平的提高。
-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仍面临较高的可贸易资本货物相对价格，这与较高贸易成本与可贸易部门较低生产率相符。
- 结论提示：维持并深化全球贸易、降低贸易壁垒及鼓励技术进步对支持全球投资具有重要作用；贸易紧张或贸易一体化倒退将对长期投资驱动构成威胁。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9年4月），节选与整理。*

### 1. EMDE的实际投资占实际GDP比率

### 1. EMDE的实际投资占实际GDP比率

### 1. 中位数与四分位距（总体与组成部分）
- 横轴刻度/参考值：0、17、33、50、67、83、100
- 类别：总计、建筑物、机械、运输、其他

### 2. 2014年EMDE的人均资本存量（美元）
- 指标说明：EMDE中位数占AE中位数的百分比；AE = 100
- 横轴年份刻度：1990、95、2000、05、10、15、20、23
- 参考刻度/单位：0、2、4、6、8（美元或百分比刻度并列显示）

### 3. 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AE
- 纵轴刻度/参考值：-6、-4、-2、0、2、4、6、8、10
- 横轴年份刻度：1990、95、2000、05、10、15、20、23
- 标题说明对象：AE

### 4. 对实际GDP增长的贡献：EMDE
- 横轴年份刻度：1990、95、2000、05、10、14

### 5. 总体投资的相对价格（相对于1990年的百分比变化）
- 参考刻度/百分比变化：0、10、20、30、40、50
- 类别：
  - 资本
  - 货物部门
  - 所有可贸易货物
  - 可贸易非资本货物
  - 非贸易货物

### 7. GVC中的后向参与（出口百分比，外国增加值）
- 横轴年份刻度：1990、95、2000、05、10、15
- 指标单位说明：出口百分比，外国增加值

*Source: textc - 1. EMDE的实际投资占实际GDP比率*

### 6. M&E的相对价格

### 6. M&E的相对价格

### 概要
- 过去三十年，机械设备（M&E，亦称可贸易资本货物）的相对价格相对于消费价格出现大幅下降，并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s）实际投资/GDP比率上升同时发生。  
- 价格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资本货物生产部门生产率增长加快（部分源于信息技术进步）与贸易一体化程度加深（全球价值链整合带来的效率增益与专业化）。  
- 贸易壁垒（关税与非关税）和贸易成本的差异显著影响各国机械设备的绝对与相对价格，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普遍面临较高的机械设备相对价格。  
- 实证与模型证据一致表明：机械设备相对价格是实际投资率的重要驱动因素；若贸易自由化进程停滞或保护主义抬头，资本货物相对价格下降趋势可能放缓或逆转，从而抑制投资。

### 主要事实与关键统计（直接摘自原文）
- 机械设备相对价格自1990年以来的下降幅度：发达经济体约为60%；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约为40%。  
- 计算设备（例如计算机硬件）相对价格自1990年以来下跌了90%。  
- 通信设备相对价格自1990年以来的跌幅接近60%。  
- 在有形可贸易资本货物中，1990年初以来，到2014年：所有发达经济体、87%新兴市场经济体、68%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机械设备相对于消费缩减指数均有所下降。  
- 2011年跨国比较（ICP 2011）：中位数低收入国家的机械设备绝对价格比中位数发达经济体高约8%；相对于消费价格的中位数低收入国家的机械设备价格是中位数发达经济体的2.7倍。  
- 贸易成本与价格关系：贸易成本的一个标准差增长会使2011年ICP中机械设备绝对价格显著上升（详见图3.6小图1的基点估算）。  
- 有关关税水平：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有效进口关税约为4%；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约为8%；发达经济体接近零。完全履行WTO《贸易便利化协定》下的承诺可减少非关税壁垒，效果相当于欠发达经济体将关税削减15个百分点（世贸组织，2015年）。  

### 驱动因素（跨国与随时间推移的证据）
- 生产率与技术进步：
  - 资本货物生产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快于消费品与服务生产部门是相对价格下降的重要来源，信息技术进步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计算设备、通信设备价格大幅下跌）。  
- 贸易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
  - 贸易一体化（进口渗透度、进口相对于国内增加值的比率）直接降低生产价格并通过提升部门劳动生产率间接降低资本货物价格。  
  - 估计：进口渗透度每上升1%（可通过将关税削减0.7个百分点来实现），部门生产价格约降低0.5%；部门劳动生产率每上升1%，生产价格约降低0.3%。  
  - 生产率和贸易成本合并解释了不同国家机械设备相对价格差异的很大一部分（可达约60%，视贸易成本衡量方式而定）。  
- 贸易成本与政策相关壁垒：
  - 关税、进口时间与成本、海运连通度、地理距离等均与机械设备价格高低相关；政策相关贸易壁垒（尤其是关税与进口物流成本）对相对价格的预测能力强于自然贸易壁垒（距离、连通度）。  
  - 资本货物出口持续集中于少数国家（美国、中国、德国、法国、日本），但进口国所支付的单位价值与其人均收入并无系统性关联，贸易成本差异更有解释力。  

### 价格对投资的影响：模型与实证证据
- 结构模型（GIMF）模拟：
  - 在代表性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导致投资品相对价格（相对于消费价格）下降1%的外生冲击在中期内使实际投资与实际GDP的比率约上升0.8%。  
  - 在模型情景中，若通过降低资本货物进口关税实现相同的相对价格下降（关税永久下降4个百分点，假定进口资本约占投资支出的33%），则带来的中期投资与产出增长具有重要正效应，但会产生经常性财政成本约为年度GDP的0.25%。  
- 跨国面板实证（宾大世界表，180国，五年平均）：
  - 在五年期间，可贸易资本货物相对价格每下降1%，实际投资率上升约0.3%至0.5%（工具变量回归，各种稳健性检验结果一致）。  
  - 表3.2给出跨国回归中相对价格对实际投资/GDP比率对数的系数：例如栏(1)相对价格对数系数 = –0.377***（括号中为标准误）。  
- 部门层面证据（欧盟与世界KLEMS，18经济体，1971–2015）：
  - 部门估计表明：机械设备相对价格每下降1%，这些资本货物方面的实际投资率会上升0.2%至0.5%，与跨国估计一致。  
- 企业层面证据（哥伦比亚关税改革，2010–2011）：
  - 2010至2011年平均关税从12.5%降至8.7%；资本货物投入关税每降低1个百分点，企业投资（投资占固定资产比重）点估计增长0.4个百分点（在1%显著性水平）。其他投入关税降低的响应也为正且显著，但较小（约0.15个百分点）。  
- 对过去三十年投资增加的贡献估算：
  - 1990–1994到2010–2014年间，机械设备方面实际投资与实际GDP比率上升了约60%；机械设备相对价格急剧下跌可解释这一上升中的很大一部分（图3.9所示的分解）。

### 政策含义与建议（文本结论摘录与归纳）
- 对于各国（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发展中经济体）：
  - 降低贸易成本、重振贸易自由化和履行贸易便利化承诺，对维持资本货物相对价格下降速度至关重要，从而支持实际投资（并补充已知的贸易带来福利与生产率提升的渠道）。  
  - 避免提高贸易壁垒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因为关税/非关税壁垒的突然上升可能破坏跨境供应链、降低生产效率，并放缓或逆转资本货物价格下降趋势。  
- 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具体建议：
  - 减少对资本货物进口的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文本指出：许多此类经济体对资本货物的有效进口关税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以降低国内投资者面临的资本货物相对价格并促进资本深化。  
  - 政策还应包括改善进口相关流程（缩短进口时间、降低进口成本）、提升海运连通度与贸易便利化。  
- 对于所有经济体的长期策略：
  - 鼓励资本货物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支持研究与开发、创业、技术转让，以及对教育和公共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以长期降低投资品相对价格并提高生产率。  
  - 设计政策以减轻价格变化带来的分配效应与就业冲击，例如长期教育投资、职业生涯内的技能升级计划、强化社会安全网和失业援助、协助失业劳动者再就业。  
- 关于财政与收入影响：
  - 在推进关税削减或贸易便利化时，需注意关税为部分国家重要财政收入来源；改革同时需要考虑弥补财政收入损失的替代措施。  
- 风险提示：
  - 若贸易一体化趋缓、全球价值链逆转或发达经济体提高贸易壁垒，资本货物相对价格下降的长期驱动力将受到威胁，可能对未来投资构成显著负面影响。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经济展望：增长放缓，复苏不稳》，2019年4月，第三章（节/图表与专栏节选）。*

### 3. G20: 部门贸易差额，2015年

### 3. G20: 部门贸易差额，2015年

### 部门与增加值贸易的比较
- 增加值衡量下的顺差/逆差通常小于按总额衡量的顺差/逆差，反映不同部门之间的往返生产（例如中间投入跨境流动）。
- 韩国对中国的增加值贸易顺差较小，因为韩国的总出口中包含其他国家的增加值。
- 按增加值计算，美国的服务业顺差“减少”，制造业逆差“缩小”。举例：当美国的服务（如知识产权）被用作外国制造业投入后再进口回美国，会出现这种情况。

### 双边贸易差额与贸易差额总量的关系（理论与经验）
- 在对称贸易成本、引力关系框架下，双边贸易差额 TB_ij（经适当缩放）满足公式（文中形式化表达），表明：
  - 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差额（经缩放）取决于两国各自贸易差额总量与GDP比率的相对演变，以及双边贸易强度 m_ij。
  - 随着两国产出增加，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双边贸易差额绝对值会增加；纳入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的“双重缩放”可导致双边差额显著扩大（2008–2009年后观察到的情况）。
- 应用至中美：以常数估计的 m_ij 与两国贸易差额总量/GDP之差的乘积（“估计”值）与实际经缩放的双边差额非常接近，说明贸易差额总量的变化很好地解释了（经缩放的）中美双边贸易差额演变，但贸易强度的变化亦有作用。

### 贸易逆差调整的经验证据
- 大规模贸易逆差调整事件判定标准（参照 Milesi‑Ferretti & Razin，1998）包括：
  - 三年内贸易逆差总量的平均降幅至少为GDP的3%（相较于调整前三年平均值）；
  - 逆转后三年内最大贸易逆差低于逆转前三年里的最小逆差；
  - 接下去的六年中没有其他逆转事件发生。
- 从1980–2017年样本（对2017年名义GDP高于世界中位数且非燃料出口国）：
  - 出现92次大规模逆差调整事件；
  - 仅16次（17%）的整体逆差调整伴随其前五大逆差贸易伙伴中至少有一个发生大规模双边逆差调整；
  - 若双边调整门槛从3%降至2.5%，相应双边事件次数从16次增加到22次（说明结果对门槛稳健）。
- 结论要点：
  - 贸易逆差总量的调整并不一定由对最大的逆差贸易伙伴进行大规模调整驱动；
  - 过度减少与最大贸易伙伴的贸易差额并非减少贸易差额总量的必要条件；
  - 因此，将双边贸易差额作为政策目标可能无助于减少一国经常账户逆差总量；宏观失衡（储蓄與投资差异、财政政策、信贷周期）才是关键，应通过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再平衡。

### 中美贸易争端的全球宏观与微观效应：三种模型的启示（情景：所有中美货物贸易关税提高25个百分点）
- 使用模型：GIMF（全球货币和财政综合模型）、GTAP（多部门完全竞争CGEmodel）、CFRT（Melitz多部门异质性企业模型）。
- 模拟主要结论（模型间稳健性与差异）：
  - 起点冲击：中美双边贸易崩溃，短期内双边贸易下降25%–30%（GIMF）；长期下降在30%至70%之间，取决于模型与贸易方向（表4.4.1）。
  - 对GDP的影响（年度实际GDP损失）：
    - 美国：–0.3%至–0.6%；
    - 中国：–0.5%至–1.5%。
  - 在所有模型中，对中国的影响通常更大（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经济的比重较大）；GIMF短期影响更显著，长期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可能加大（因资本回报率降低等）。
  - 贸易条件变化：美国的贸易条件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
  - 多边贸易差额：尽管中美双边贸易逆差减少，但每国的多边贸易差额总体上并未显著变化（GIMF结果）。
- 对第三国的溢出效应（宏观层面）：
  - 共有稳健结论：第三国对美出口增加，同时对中国出口减少；全球大部分贸易转移为第三国在对美出口上的增加，代价是对中国出口的减少。
  - 第三国总出口通常为正，其中墨西哥和加拿大受益最多（地理邻近与紧密贸易关系）。各模型反应强度：GIMF（中短期）与 CFRT（显著），GTAP 反应较弱或在个别情况为负。
  - 对第三国产出的净影响：差异较大但通常不大；GIMF显示中短期积极影响（尤其北美其他地区），长期影响较小或为负（因资本减少的溢出）。
- 部门与全球价值链影响（微观层面）：
  - 制造业全球性收缩：尤其中国的电子和其他制造业受冲击显著（正文图4.13）。
  - 墨西哥、加拿大及若干亚洲国家的制造业出现扩张。
  - 服务业在中国有所扩张，但在其他受益国收缩；美国农业部门大规模收缩。
  - 再分配导致显著就业冲击：CFRT估计显示美国农业与运输设备部门大约1%劳动力失业，中国其他制造业劳动力约5%失业（模型与部门差异）。
  - 全球价值链重定位：在CFRT情形下，美国对电子与机械的进口来源排名发生变化（中国地位下降，其他亚洲国家、加拿大与墨西哥上升）；墨西哥新企业进入电子行业会显著增加对外（尤其中国）中间品进口。
- 关键驱动因素与不确定性：
  - 模拟结果高度依赖生产者替代投入的难易程度（贸易弹性）；当外国供应商之间的替代更容易而非与国内供应商之间，第三国出现积极影响被放大。
  - 此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溢出（未在本模拟重点覆盖）也可能对第三国产生短期负面影响。

### 关键定量与事实要点（文本中明确给出）
- 前五大逆差伙伴占逆差调整的54%；接下来五个占12%；之后五个占8%（用于衡量逆差调整的广度）。
- 在中美关税情景下的短期双边贸易下降：25%–30%（GIMF）；长期降幅在30%至70%之间（取决于模式与贸易方向）。
- 对年度实际GDP的估计损失范围：
  - 美国：–0.3%至–0.6%；
  - 中国：–0.5%至–1.5%。
- 模型对美国出口与中国出口的模拟示例（表4.4.1中列示，按模型与区域）显示对美出口和对中出口的多数区域影响均为大幅负面（若需逐项数值，请参见原表格）。

### 政策含义与建议
- 对经常账户逆差的政策焦点应放在宏观经济政策（提振顺差国需求、调整逆差国的供给与潜在产出）而非仅针对双边贸易差额的贸易限制。
- 在贸易紧张局势下，应注意：
  - 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来解决贸易分歧，避免增加扭曲性壁垒，维护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
  - 在有财政空间的国家，适度利用财政政策支持需求；在财政空间有限且债务较高的国家，优先实施结构性财政调整并改善债务透明度与管理；
  - 使用宏观审慎工具和扩大相关工具箱来应对金融脆弱性积累（企业债务、期限与流动性错配、跨境金融链接等）；
  - 推进结构性改革以提升潜在产出、劳动力参与与技能，减缓长周期内增长下行压力；
  - 关注全球价值链重定位对部门就业的冲击，配套劳动力转岗与社会保护政策以缓解再分配成本。
- 对第三国而言，应提升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货币政策按需锚定通胀预期并支持国内活动；财政政策在有限空间内优先提升生产性支出、保护社会支出并提升国内资源動員；商品出口国需推动经济多元化、改善教育与基础设施以吸引私人投资。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中文第四章及专栏4.1–4.4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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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Source: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weo/2019/april/chinese/textc.pdf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