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经济展望——平稳但缓慢：分化中的韧性（2024年4月）节选 ## Source details **Canonical URL:** [世界经济展望——平稳但缓慢：分化中的韧性（2024年4月）节选](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weo/2024/april/chinese/text.pdf) ## Other formats - [Markdown version](/-/media/files/publications/weo/2024/april/chinese/text.pdf.md) - [Structured JSON version](/-/media/files/publications/weo/2024/april/chinese/text.pdf.json) --- ### 全球短期展望与关键统计 - 世界产出（年度增长率）：2023年为3.2，2024年为3.2，2025年为3.2。 - 发达经济体（AE）增长率：2023年为1.6，2024年为1.7，2025年为1.8。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增长率：2023年为4.3，2024年为4.2，2025年为4.2。 - 世界贸易量（货物和服务）：2023年为0.3，2024年为3.0，2025年为3.3。 - 全球消费者价格（年均通胀）：2023年为6.8%，2024年为5.9%，2025年为4.5%。 - 发达经济体通胀：2023年为4.6%，2024年为2.6%，2025年为2.0%。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胀：2023年为8.3%，2024年为8.3%，2025年为6.2%。 - 202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值：3.1。 - 全球人均GDP五年后增速中期预测：2.1（相比疫情前的3.9下降）。 ### 地区与主要经济体（选取关键数字与说明） - 亚洲EMDE：2023年5.6，2024年5.2，2025年4.9。 - 中国：2023年5.2，2024年4.6，2025年4.1。说明：中国一次性因素和房地产持续乏力导致增速回落。 - 印度：2023年7.8，2024年6.8，2025年6.5。说明：国内需求旺盛与就业年龄人口增加支撑增长。 - 欧洲EMDE：2023年3.2，2024年3.1，2025年2.8。俄罗斯：2023年3.6，2024年3.2，2025年1.8。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2023年2.3，2024年2.0，2025年2.5。巴西：2023年2.9，2024年2.2，2025年2.1。墨西哥：2023年3.2，2024年2.4，2025年1.4。 - 中东和中亚：2023年2.0，2024年2.8，2025年4.2。 - 撒哈拉以南非洲：2023年3.4，2024年3.8，2025年4.0。尼日利亚：2023年2.9，2024年3.3，2025年3.0。南非：2023年0.6，2024年0.9，2025年1.2。 -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2023年4.0，2024年4.7，2025年5.2（文本明确指出增速将逐步上升）。 ### 价格动力与风险概率 - 全球总体通胀预期：6.8%（2023）、5.9%（2024）、4.5%（2025）。 - 在设有通胀目标的经济体中：到2024年第三季度，中位经济体总体通胀率将比目标水平高出0.5个百分点；到2025年第二季度，多数经济体通胀将处在目标水平上下0.25个百分点范围内。 - 极端下行风险：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降至2.0以下的概率约为10%；2023年10月该概率估计为15%。 - 基于G20模型不确定性区间：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在2.4%至4.1%之间的概率为70%；2025年在2.2%至4.3%之间的概率为70%。 ### 情景量化示例（专栏1.2摘录） - 经济恢复情景：到2027年全球GDP累计增加1.3%（与基线比较）。 - 财政政策（短期刺激随后撤回）情景：2024–2025年全球产出短期上行，至2025年达到0.5%的峰值；但2026–2027年出现显著逆转，导致2026–2027年增长率相对于当前预测值下降约1%。 - 中国通货紧缩情景：到2025年全球GDP相对于基线累计下降0.5%；中国核心通胀在2024年较基线下降1个百分点，2025/2026年分别下降2个百分点，导致2025–2026年中国核心通胀呈现负值。 - 地缘政治风险情景（中东升级）：2024年全球总体通胀率上升近70个基点，2025年仍高出25个基点；2025年全球经济活动减少0.4%。 - 全球分化情景：到2025年全球产出下降0.4%，同期总体通胀比基线低约25个基点。 - 石油期货假设示例（表注）：2024年石油价格假设為78.61美元/桶，2025年為73.68美元/桶。 --- ### 货币政策通过住房市场的传导（第二章要点） - 背景与问题： - 自2021年底以来，各国央行提高政策利率，其速度、幅度和范围为至少40年未见。 - 货币政策峰值反应通常需要两年左右，资产价格对利率变化反应更快。 - 住房渠道的五条路径（摘要）： - 渠道1：现金流渠道；渠道2：预期/风险溢价渠道；渠道3：财富渠道；渠道4：担保品渠道；渠道5：利率/信贷渠道。 - 主要实证发现（样本与方法）： - 样本覆盖33个EM和AE，时间跨度1998年Q4至2023年Q1。 - 识别手法：利用分析师预测不同的意料之外的货币政策作为利率外生变化。 - FRM（固定利率按揭）普及度、监管LTV限额、家庭负债与住房供给弹性是传导强弱的关键驱动因素。 - 典型结论（要点）： - 货币政策影响更大的情形包括：定息按揭贷款并不常见；购房者杠杆率更高（监管LTV更宽松）；家庭负债水平高；住房供给限制更多；近期房价被高估。 - FRM高普及率会抑制货币政策對消費的短期傳導，但在利率下降時可通過再融資放大正面影響。 - 政策建议（摘要）： - 评估货币政策时应考量本国按揭與住房市場特征（FRM普及率、监管LTV、家庭杠杆、供给弹性）。 - 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应协调；在必要时对偿债收入比（DTI）上限等工具做好准备；加强按揭与地区房价数据收集。 ### LTV限制對消費的不同影響（第4节要点） - FRM与传导：当多数按揭为固定利率时，现金流渠道的短期影响被削弱（需再融资时才生效）。 - LTV严格性与房价反应（政策利率上调/下调100个基点后，八个季度之后）： - LTV“受限”（低于100%）：房价下跌（上升）1个百分点。 - LTV“不受限”（不低于100%）：房价下跌（上升）4个百分点。 - 第四季度的影响差异：当LTV受限时，其影响是LTV不受限时的一半。 - 家庭债务水平放大冲击：八个季度之后，家庭债务比率超过样本中位数时，名义房价的反应比低于样本中位数时高出約3个百分点。 - LTV与FRM的互补性（Chen等人2023模型模拟关键数值）： - FRM較低時，LTV由嚴趨松，傳導效應上升17%。 - FRM較高時，LTV由嚴趨松，傳導效應上升13%。 - LTV較松時，FRM由高到低，傳導效應上升23%。 - LTV較嚴時，FRM由高到低，傳導效應上升19%。 - 住房供給限制與房價高估放大效應：供給嚴格地區在八個季度後名義房價下跌（上升）約3个百分点；近期房價高估地區在八個季度後名義房價下跌（上升）約1.5个百分点，對實際人均GDP的影響有滯後性且規模可達1至2个百分点。 - 非對稱性：利率上升時影響更顯著，因貸款受限家庭數量與杠杆分布造成不對稱。 --- ### 全球中期增長放緩：驅動因素與政策選項（第三章要點） - 中期拖累因素（核心）：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速下降、人口老齡化導致勞動力貢獻減少、商業投資疲弱及結構性摩擦。 - 關鍵統計摘錄： - TFP增長率：新興市場2001-2007年為2.5%；低收入國家2001-2007年為2%；疫情後分別為0.7%和幾乎為零。 - 勞動適齡人口（15-64歲）自2008年後增長放緩：約92% 的經濟體放緩，約44% 出現負增長。 - 商業投資在經合組織經濟體中自2008年後較危機前趨勢約縮減40%。 - 投資率變化：發達經濟體平均下降約2.3個百分點；新興市場平均下降2個百分點。 - 配置效率對TFP的中位拖累：約0.9個百分點/年；中位發達經濟體約0.5個百分點/年。 - 中期（到2030年）基線情景要點： - 勞動供給對全球GDP年貢獻率預計降至0.2個百分點；2030年潛在勞動力供給預計溫和增長0.3%。 - 資本對增長貢獻預計為1.7個百分點（2000-2019平均為2.1）。 - TFP對增長貢獻預計為0.9個百分點（2000-2019平均為1.0）。 - 綜合三要素，基線情景下2030年全球經濟增長率預計為2.8%，低於2000-2019年平均3.8%。 - 重要政策/情景模擬影響（相對於基線）： - 若勞動參與率提高3.2個百分點，可使勞動供給增長率提高約0.3個百分點，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16個基點。 - 移民增加情形（發達經濟體2030年1%勞動力由移民提供）可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率提高20個基點。 - 結構性改革使TFP增長率提高0.7個百分點，可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率提高1.2個百分點。 - AI採用中期影響估計在10個基點到80個基點之間。 - 公共債務高企可能使中期增長率下降5至15個基點。 - 地緣經濟“割裂”情形：有限情景使增長率下降10個基點；更廣泛的部分貿易回流情景可能使中期增長率下降80個基點。 ### 人工智能（專欄3.3重點） - 就業“暴露”與互補性：發達經濟體約60%的就業崗位易受AI影響，新興市場約40%，低收入國家約26%。 - 英國校準模型情景： - 高互補性情景：AI導致產出增加近10%（穩態）。 - 高互補且高生產率情景：產出增加16%，TFP增加近4%（主要在轉型的頭十年）。 - 收入分配：低收入勞動者收入約增加2%，高收入勞動者收入增加近14%，加劇收入不平等。 - 全球層面：AI在十年內每年可帶來0.1%至0.8%生產率提高，且收益在各國分配不均。 --- ### 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G20 EM）的全球溢出效应（第四章要点） - G20 EM在全球貿易與FDI中的角色顯著增長；G20 EM貨物進出口在貨物貿易總額中的比重在中國“入世”後二十年內翻倍。 - 金融一體化以銀行資金為主；G5境內銀行對G20 EM的貸款自21世紀頭十年初幾乎翻倍，2014年達峰。 - 實證要點（2001–2023及VAR/GVAR模型結果）： - 中國每發生1個百分點的需求（供給）衝擊，三年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長率大約提高0.3（0.15）個百分點。 - 中國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導致大宗商品價格在一年後上漲近10%，三年後上漲約5%。 - 企業層面：G20 EM意外GDP增長1個百分點，受影響企業一年後收入增長近0.5個百分點，五年後約為0.25個百分點。對其他新興市場的正溢出可達更高值。 - 多部門長期模型：對G20 EM施加全要素生產率2.5%負面衝擊，G20 EM國內產出下降約10%；全球（不含G20 EM）GDP下降約0.15%，約一半由中國貢獻。 - 結論與政策含義：G20 EM的整合使其國內衝擊對全球影響顯著，建議G20 EM強化貨幣、財政和金融框架並推動結構性改革；受溢出影響國家應實施精心校準的結構性改革並避免保護主義擴張。 --- ### 主要風險、政策導向與國際合作要點（摘錄董事會評語與章節建議） - 風險評估：風險分布“整體大致平衡”，但重要下行風險仍存，包括地緣政治供應擾動、通脹持久性、貨幣緊縮效果滯後及房地產壓力。 - 貨幣政策建議：避免過早放鬆；在通脹和通脹預期接近目標時，逐步轉向中性立場並保持清晰溝通。 - 財政政策建議：逐步開展中期財政整頓以重建預算回旋空間，整頓步伐視各國情況而定，保護最脆弱群體。 - 宏觀金融與監管：強化監管（含全面落實《巴塞尔协议 III》）、使用壓力測試與宏觀審慎工具、改善網絡事件治理。 - 結構性改革與綠色轉型：推進提高市場競爭、貿易開放、金融可及性、勞動力市場靈活性與碳定價、清潔能源投資等政策組合。 - 多邊合作：強調恢復與強化多邊合作以應對氣候、貿易、債務重組與全球金融安全網需求。 ### 統計附錄主要假設（節錄） - 美元/特別提款權平均匯率：2024年為1.329，2025年為1.331。 - 美元/歐元平均匯率：2024年為1.078，2025年為1.073。 - 日元/美元平均匯率：2024年為148.5，2025年為146.4。 - 石油價格假設（美元/桶）：2024年為78.61，2025年為73.68。 - 三個月期政府債券平均收益率（短期利率假設）：美國2024年為5.2%，2025年為4.1%；歐元區2024年3.5%，2025年2.6%；日本2024年0.0%，2025年0.1%。 - 十年期政府債券平均收益率（長期利率假設）：美國2024年4.1%，2025年3.7%；歐元區2024年2.5%，2025年2.6%；日本2024年1.0%，2025年1.1%。 _资料来源：IMF工作人员编制，摘自《世界经济展望——平稳但缓慢：分化中的韧性》（2024年4月）章节与相关表格与专栏，原文节选自提供的章节内容。_ ### 1. AE和EMDE增长率 ### 1. AE和EMDE增长率 ### 主要预测概览 - 世界产出（年度增长率）：2023年为3.2，2024年为3.2，2025年为3.2。 - 发达经济体（AE）：2023年为1.6，2024年为1.7，2025年为1.8。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2023年为4.3，2024年为4.2，2025年为4.2。 - 世界贸易量（货物和服务）：2023年为0.3，2024年为3.0，2025年为3.3。 - 大宗商品价格——石油：列示为 –16.4、–2.5、–6.3、–0.2、–1.5、–1.8、–1.4（表中逐期数值）。 - 全球消费者价格（年均通胀）：2023年为6.8%，2024年为5.9%，2025年为4.5%。 - 发达经济体通胀：2023年为4.6%，2024年为2.6%，2025年为2.0%。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胀：2023年为8.3%，2024年为8.3%，2025年为6.2%。 ### 地区与主要经济体展望（关键数字） - 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3年5.6，2024年5.2，2025年4.9。 - 中国：2023年5.2，2024年4.6，2025年4.1。文本说明：中国一次性因素和房地产持续乏力导致增速回落。 - 印度：2023年7.8，2024年6.8，2025年6.5。文本说明：国内需求旺盛与就业年龄人口增加支撑增长。 - 欧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3年3.2，2024年3.1，2025年2.8。俄罗斯：2023年3.6，2024年3.2，2025年1.8。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2023年2.3，2024年2.0，2025年2.5。巴西：2023年2.9，2024年2.2，2025年2.1。墨西哥：2023年3.2，2024年2.4，2025年1.4。 - 中东和中亚：2023年2.0，2024年2.8，2025年4.2。沙特阿拉伯例示部分四分期数值（表格列示）。 - 撒哈拉以南非洲：2023年3.4，2024年3.8，2025年4.0。尼日利亚：2023年2.9，2024年3.3，2025年3.0。南非：2023年0.6，2024年0.9，2025年1.2。 -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2023年4.0，2024年4.7，2025年5.2（文本明确指出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增速将逐步上升）。 ### 通胀展望与价格动力 - 预计全球总体通胀从2023年的6.8%下降至2024年的5.9%和2025年的4.5%。 - 发达经济体通胀预计较快回归：2025年平均通胀率预计为2.0%（文本）。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胀回归疫情前平均水平（接近5.0%）的时间预计比发达经济体晚约一年（文本）。 - 地区差异：亚洲EMDE通胀率低至2.4%（受中国和泰国影响）；欧洲EMDE通胀率高达18.8%（受土耳其影响）。 - 在设有通胀目标的经济体中，按季度同比计算，预计到2024年第三季度，中位经济体的总体通胀率将比目标水平高出0.5个百分点；到2025年第二季度，多数经济体通胀将处在目标水平上下0.25个百分点范围内（文本与图示）。 ### 中期与长期前景 - 2029年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值为3.1（文本指出该中期预测处于几十年来最低位）。 - 全球人均GDP的五年后增速中期预测由疫情前的3.9下降至最新的2.1（文本）。 - 文本指出中期增长放缓主要源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下降、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商业投资疲软及结构性摩擦。 ### 风险评估与情景分析（量化要点） - 风险总体：自2023年10月以来风险已减弱，风险分布“总体大致平衡”（文本）。 - 极端下行风险：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降至2.0以下的概率约为10%（文本）；该概率在2023年10月时估计为15%。 - 通胀风险：2024年核心通胀率高于2023年的概率估计低于10%（文本）。 - 基于G20模型不确定性区间：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在2.4%至4.1%之间的概率为70%；2025年在2.2%至4.3%之间的概率为70%（专栏1.2）。 - 若情景发生，量化影响示例（专栏1.2）： - 经济恢复情景：到2027年全球GDP累计增加1.3%（与基线比较）。 - 财政政策（短期刺激随后撤回）情景：2024–2025年全球产出短期上行，至2025年达到0.5%的峰值；但2026–2027年出现显著逆转，导致2026–2027年增长率相对于当前预测值下降约1%。 - 中国通货紧缩情景：到2025年全球GDP相对于基线累计下降0.5%；中国核心通胀在2024年相较基线下降1个百分点，2025/2026年分别下降2个百分点，导致2025–2026年中国核心通胀呈现负值（情景细节）。 - 地缘政治风险情景（中东升级）：2024年全球总体通胀率上升近70个基点，2025年仍高出25个基点；2025年全球经济活动减少0.4%（文本）。 - 全球分化情景：到2025年全球产出下降0.4%，同期总体通胀比基线低约25个基点（文本）。 - 价格/市场不确定性：石油期货市场假设示例——表注中列出按期货市场假设2024年和2025年石油价格分别为78.61美元/桶和73.68美元/桶（表注说明）。 ### 风险要点（文本列举的下行与上行风险） - 下行风险（要点举例）： - 地区冲突导致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飙升（食品、能源、运输成本上升）。 - 通胀和金融压力持续：若核心通胀下降慢于预期，可能触发利率上行和资产价格下跌，加剧金融稳定风险。 - 中国增长减弱：若房地产和地方财政问题恶化，可能触发更深的需求放缓与通缩风险。 - 破坏性财政整顿和债务困境：若财政调整过于激烈或失信导致市场反应，可能引发增长放缓或债务重组需要。 - 地缘经济割裂加剧：贸易与资本流动受限，降低专业化与规模经济的收益，损害长期产出。 - 上行风险（要点举例）： - 选举周期中的短期财政刺激可能短期拉动增长（但伴随后期风险）。 - 供给侧增长超预期、货币政策可更快放松（例如劳动市场快速回归）。 - 人工智能（Gen-AI）提振生产率：文本指出大约60%的发达经济体劳动者可能受影响，约一半受益于生产率/收入提高；新兴市场约40%，低收入经济体约26%（专栏1.2引用研究）。 - 结构性改革力度走强，可在中期提振生产率并弥补疫情造成的“创伤”。 ### 政策方向与建议（摘要要点，含具体目标/节奏） - 货币政策： - 在通胀明显回落且工资/价格压力消散前，不应过早放松；若核心通胀持续高于目标，可能需要上调实际利率（文本）。 - 在通胀预期和基本通胀指标明显转向目标后，应逐步调整利率以转向更中性立场，同时继续传达维持价格稳定的信号。 - 对外汇市场深度不足且外币债务高的国家，必要时可采取外汇干预或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同时利用全球金融安全网（包括IMF的预防性金融安排）。 - 财政政策： - 随着央行逐步放松货币政策，应重新聚焦于中期财政整顿以重建预算回旋空间并确保债务可持续性（文本与图1.24、1.25说明）。 - 财政整顿应尽可能采用渐进、持续的方式；在整顿期间实施改善供给的结构性改革并为最脆弱群体提供针对性支持。 - 对陷入债务困境的国家，需开展有序的债务重组并提高债权人协调效率（文本）。 - 结构性改革与綠色转型： - 推进提高供给能力的结构性改革以提升生產率（治理、企业监管、贸易壁垒、性别差距縮小等措施被强调）。 - 为实现气候目标，需要全面工具箱（碳定价、清洁能源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减少化石燃料补贴等），并注意与WTO规则相符的设计。 - 宏观金融与監管： - 加强监管（包括实施《巴塞尔协议 III》相关措施）、调整宏观审慎政策以应对住房和外币债务脆弱性。 - 在市场紧张时及时采用流动性支持工具并降低道德风险（文本）。 _资料来源：IMF工作人员编制，摘自《世界经济展望——平稳但缓慢：分化中的韧性》（2024年4月）章节与相关表格与专栏，原文见提供的章节内容。_ ### 2024. Accessed January 24, 2024. https:// www .worldbank .org/ ### 第二章 感到压力？探索货币政策通过住房市场产生的影响 ### 介绍與背景 - 自 2021 年底以来，各国央行提高政策利率，其速度、幅度和范围为至少 40 年来前所未见。 - 货币政策影响需要时间，通常估计峰值反应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出现。 - 资产价格（包括房价）对利率变化的反应更加迅速。 - 过去几十年内，按揭贷款和住房市场经历了多次变化：长期低利率、疫情相关封锁、以及随后的政策紧缩等共同作用，推动房价快速上涨并使按揭利息支付降至历史低位。 - 在最近的加息周期开始时，部分国家的有效按揭贷款利率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点；例如，2022 年初，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有效按揭贷款利率分别降至 1.5%、1.7% 和 3.3%，而 2011 年分别为 4.0%、4.5% 和 4.5%。 ### 主要研究问题 - 房地产和按揭贷款市场的现状如何？全球金融危机、疫情和最近货币紧缩后这些市场发生了什么变化？ - 货币政策传导的住房渠道是什么？住房渠道如何与按揭贷款和住房市场特征联系在一起？ - 各国之间的住房渠道有何差异？ - 住房渠道在最近几年是否有所削弱？ ### 概念框架：住房渠道（摘要） - 本章将货币政策通过住房影响家庭消费和住宅投资的渠道分为以下主要路径（图示中编号）： - 渠道 1：现金流渠道 — 政策利率上升直接抑制使用可调利率按揭、难以再融资的家庭消费。 - 渠道 2：预期/风险溢价渠道 — 对未来利率和房价的预期变化影响当前住房需求與风险溢价。 - 渠道 3：财富渠道 — 房价下跌减少家庭净财富，抑制消费。 - 渠道 4：担保品渠道 — 房屋贬值导致可贷价值下降，限制借贷並进一步抑制消费。 - 渠道 5：利率/信贷渠道 — 政策利率上升提高按揭利率，减少信贷需求並可能收缩信贷供给。 - 这些渠道相互作用：例如，在家庭债务较高或贷款价值比限额（LTV）较宽松的情况下，财富渠道与担保品渠道的作用更强；在住房供给受限且房价被高估的地区，预期/风险溢价渠道和价格反应更为显著。 - 政策利率对消费和房价的传导取决于按揭贷款利率是否能随政策利率调整（即固定利率按揭的普及程度会延缓或抑制现金流渠道的即时影响）。 ### 主要实证发现 - 跨国差异显著：货币政策住房渠道在不同国家差异巨大，按揭贷款市场和住房市场特征是关键驱动因素。 - 本章使用的新数据与方法包括： - 利用与分析师预测不同的意料之外的货币政策，作为利率外生变化的识别； - 衡量各国定息按揭贷款（固定利率按揭，FRM）的普及程度； - 使用区域房价和实体活动新增数据集； - 模型模拟定息按揭贷款普及程度与监管 LTV 限额的共同作用。 - 研究样本覆盖 33 个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样本时间跨度为 1998 年第四季度至 2023 年第一季度）。 - 按揭贷款與住房市场特征分布（部分統計）： - 某些国家（例如，芬兰、南非）定息按揭贷款非常少见；其他国家（比利时、墨西哥、美国）定息按揭贷款在按揭贷款未偿存量中占多数。 - 某些国家的监管 LTV 可高达 100%，而韩国的监管 LTV 可低至 45%。 - 某些国家（智利、哥伦比亚、以色列）家庭负债低于 GDP 的 50%，而在其他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挪威）家庭负债超过 GDP 的 100%。 - 定息按揭贷款的普及对传导效应的影响： - 在定息按揭贷款比例高的国家，货币政策对消费的传导被抑制；这种差异在 5 个季度之后显著可见（图 2.7 小图 1 与 2）。 - 当大多数按揭贷款为固定利率（FRM）时，按揭支付不会立即随着政策利率调整，除非发生再融资，故现金流渠道的短期影响被削弱。 - 监管 LTV 与家庭债务的作用： - LTV 更宽松、家庭债务水平更高的国家，货币政策通过财富渠道與担保品渠道的影响更强；而严格的监管 LTV 可以在短期内抑制传导，导致传导效应延后。 - 时序变化： -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及在疫情期间，若干变化可能已削弱住房渠道：定息按揭贷款更普及、监管 LTV 变得更严格、人口向供给限制更少地区迁移等。 - 然而，在一些估价偏高和债务增加的地区，这些因素可能相互抵消并增强货币政策效果。 ### 典型实证结论（要点式） - 货币政策影响更大的情形包括国家具有以下特征之一或多项： - (1) 定息按揭贷款并不常见； - (2) 购房者的杠杆率更高（监管 LTV 更宽松）； - (3) 国内家庭负债水平高； - (4) 住房供给限制更多； - (5) 近期房价被高估。 - 定息按揭贷款高普及率会抑制货币政策对消费的短期传导（现金流渠道被削弱），但在利率下降时可通过再融资放大积极影响。 - 监管 LTV 更严格可能在短期内减弱利率渠道的影响，因为借款更多转向较富裕家庭，这些家庭对贷款依赖较少。 - 房价与消费往往同向移动：在样本中有近三分之一国家的名义房价出现下跌，但大多数国家房价在 2023 年底仍保持上升；个别国家房价与消费同步上升（例如，哥伦比亚和匈牙利）或同步下降（例如，德国和瑞典）。 ### 对政策制定者的经验教训與建议（摘要） - 评估货币政策影响时应考虑本国按揭贷款与住房市场的具体特征。关注点应包括定息按揭贷款的普及程度、监管 LTV 的严格程度、家庭杠杆和住房供给弹性。 - 在下列情形下应特别谨慎： - 当定息按揭贷款的固定期限较短，且家庭债务较高时，应认真对待“过去货币紧缩尚未到来的冷却效应”的风险（即加息效果可能滞后出现并最终导致更大冲击）。 - 即使迄今尚未广泛出现压力，利率高企的时间越长，家庭感受到压力的可能性就越大。 - 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应协调： - 严格的 LTV 限额等宏观审慎工具在短期内可以抑制货币政策传导，但长期和分布效应需综合评估。 - 数据与监测建议： - 加强对按揭类型（固定與浮动）、再融资频率、地区房价估值与租金数据的系统收集，以更精准识别货币政策通过住房市场的传导路径与时滞。 *Source: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weo/2024/april/chinese/text.pdf* ### 4. LTV限制对消费的不同影响 ### 4. LTV限制对消费的不同影响 ### 定息按揭贷款与货币政策传导 - 当政策利率上升时，定息按揭贷款（FRM）有更明显的影响，因为大多数享受固定利率的借款人没有动力再贷款，从而维持较低的月供；相比之下，当政策利率下降时，若借款人能够再贷款，定息按揭贷款对传导的限制较小。 - 图示度量：线条表示对政策利率变动100个基点的累计百分点反应；横轴上的数字代表季度数；阴影区域表示90%置信区间。FRM定义：名义偿付额在一年内不重新设定的固定利率按揭贷款占未偿按揭贷款的比例。 ### 更严格的监管LTV限额会延迟且削弱传导 - 在政策利率上调（下调）100个基点八个季度之后： - 若LTV限制“受限”（低于100%），房价下跌（上升）1个百分点； - 若LTV限制“不受限”（不低于100%），房价下跌（上升）4个百分点。 - 货币政策对消费的影响在LTV不受限时更快显现，尽管这些差异在四个季度后消失。经济学角度上，第四季度的影响差异为：当LTV受限时，其影响是LTV不受限时的一半。 - 机制说明：LTV越严格意味着首付越高，限制较贫困家庭的借贷能力；当LTV不受限时，借款人群包括更贫困、负债更多的家庭，这些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因此房价和消费响应可能更大。 ### 家庭负债水平放大政策冲击 - 家庭负债越高，货币政策对房价的影响越大。具体数值（八个季度之后）： - 当家庭债务比率超过样本中位数时，名义房价的反应比低于样本中位数时高出约3个百分点。 - 家庭负债越高，消费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更快——这些差异从统计上在三个季度后逐渐缩小。 - 解释：在家庭负债率高的国家，消费者更依赖按揭贷款购房，因此通过信贷、现金流和利率渠道，住房交易对政策利率变化更敏感。 ### LTV限制与FRM普及率的互补性（模型模拟） - 使用Chen等人（2023年）的住房和杠杆二元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模拟结果显示：FRM普及率和LTV限制的影响相互加强。图示基于对政策利率变动100个基点的反应，横轴为季度数。情形定义： - LTV要求严 = LTV = 0.75；LTV要求松 = LTV = 0.9。 - FRM水平高 = FRM = 0.95；FRM水平低 = FRM = 0.7。 - 关键数值（传导效应上升的相对变化）： - 当FRM比例较低时，LTV由严趋松（从红线变为黄线），传导效应上升17%。 - 当FRM比例较高时，LTV由严趋松（从蓝线变为绿线），传导效应上升13%。 - 当LTV较松时，FRM比例由高到低（从绿线变为黄线），传导效应上升23%。 - 当LTV较严时，FRM比例由高到低（从蓝线变为红线），传导效应上升19%。 ### 居住地住房市场特征的放大效应 - 住房供给限制（以人口密度为替代指标）与房价高估（以房价收入比偏差衡量）会增强货币政策传导： - 在政策利率收紧（放松）100个基点之后，供给严格的地区名义房价在八个季度之后下跌（上涨）3个百分点；这一影响比货币政策对房价的平均影响高50%。 - 同时，供给受限地区的实际人均GDP在峰值时再下降（上升）2个百分点（约比对应的平均效应高大约三分之一）。 - 在近期房价高估的地区，政策利率收紧（放松）100个基点之后，名义房价下跌（上涨）约1.5个百分点（约为货币政策对房价平均效应的四分之三）；实际人均GDP下降（上升）1个百分点。房价在大约五个季度时达到峰值，而对人均GDP的影响滞后。 - 解释渠道：利率渠道直接影响住房需求；在供给受限地区，相同的需求和按揭利率变动会导致更大的房价变动，进而通过财富渠道和担保品渠道导致私人消费和GDP下降。房价大幅上涨往往伴随过高杠杆，货币政策收紧时易导致担保品赎回权丧失与螺旋式下跌。 ### 传导存在时间上的非对称性 - 在利率上升时，供给限制与房价高估的影响更为明显（图示：前两个季度房价响应不满足对称性）。可能原因是杠杆分布形态：货币政策放松后借贷不受限制的家庭数量少于货币政策收紧时借贷受到限制的家庭数量。 ### 各国差异与演进趋势 - 热图显示各国货币政策通过住房渠道的传导强度差异巨大（基于2022年数据或最新数据）：前三列为按揭贷款市场特征（定息按揭贷款比例、监管LTV限制、家庭负债），第四和第五列为住房市场特征（住房供给限制、房价高估）。颜色深红表示传导效应较强，浅红/浅色表示较弱。 - 实例观察：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的住房渠道传导似乎更强（定息按揭贷款比例低、LTV限制不太严格、家庭负债高、供给受限地区人口比例高）；哥伦比亚、匈牙利和以色列等国的传导可能更弱（家庭负债和供给限制程度很低）。 - 许多国家的按揭贷款和住房市场特征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发生变化： - 在低利率推动下，定息按揭贷款普及率在多国上升。 - 监管LTV限制不是收紧就是保持稳定。 - 家庭债务比率在一些国家（智利、法国、韩国）上升，而在其他国家（丹麦、爱尔兰、西班牙）下降。 - 疫情期间人口从高密度城市地区迁出使得许多国家的住房供给在国家层面上可能更具弹性；房价高估的变化则在国家间更为分化（例如：芬兰和匈牙利的高估现象停滞或降低；墨西哥和荷兰的高估继续增加）。 - 影响传导强度的综合结果：部分国家（加拿大、智利、日本）因按揭特征变化显示传导在加强（例如FRM份额下降或保持稳定、债务增加、供给限制增加）；另一些国家（匈牙利、爱尔兰、葡萄牙、美国）则显示传导减弱。 ### 政策含义与建议 - 宏观审慎视角：本章将监管水平视为给定，发现货币政策在监管相对严格的国家的影响可能较小（因借款人平均杠杆较低而对利率变化不太敏感）。这是可取的，因为它使货币政策能更专注于管理总需求和价格压力而不必过度担心引发金融紧缩。 - 货币政策操作建议：深入了解特定国家的住房渠道对政策校准与调整十分重要。 - 在住房渠道传导效应强的国家，应监测住房市场动态和家庭偿债变化，以便及早发现过度紧缩的迹象。 - 在传导效应较弱的地方，一旦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胀迹象，应及早采取更有力行动。 - 风险提醒：即使当前传导较弱，长期维持较高利率或未来按揭利率重设（尤其当固定期限较短的FRM到期并重设时）可能使货币政策传导突然变得更有效，从而抑制消费并增加金融不稳定风险。若违约突然增加，金融不稳定可能随之而来，特别是在家庭债务较高或破产法有利于借款人的国家。 - 审慎当局应准备采取补充措施以防止货币政策对金融稳定产生副作用，例如：出台或强化偿债收入比（DTI）上限（如果尚未出台）。 - 总结性要点：利率维持在高位的时间越长，家庭感受到压力的可能性就越大，即使目前他们受到的保护相对较好。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节选自 “第二章 感到压力？探索货币政策通过住房市场产生的影响” 中的“4. LTV限制对消费的不同影响”部分。* ### 2. AE ### 2. AE ### 增长组成与趋势概览 - 样本包含140个国家。资本增长和劳动力增长的贡献率反映了各自要素投入的产出份额及其增长率。AE=发达经济体；EMMIE=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经济体；LIDC=低收入发展中国家；TFP=全要素生产率。 - 全要素生产率放缓：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别从2001-2007年间的2.5%和2%降至疫情后的0.7%和几乎为零。 - 自2008年之后发达经济体、以及自2013年以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形成放缓，是全球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之一。 - 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贡献率持续下降，并伴随劳动力参与率回落，亦对增长产生拖累。 ### 人口结构与劳动力供给 - 当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时，劳动适龄人口比例开始缩减。加拿大、中国、英国、美国等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出现该转折点。 - 自2008年以来，约92% 的经济体的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增长放缓，约44% 的经济体出现负增长。 - 在中期内，每三个新增劳动力中就有近两个来自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 - 老年劳动人口参与率较低，老龄化对总劳动力参与率形成明显拖累，尤其在所有发达经济体和中国更为明显；拉丁美洲影响较小。 - 疫情影响：2019至2020年劳动力参与率大幅回落，2021年有所恢复，但总体仍普遍低于2019年，拉丁美洲下降了约1.9个百分点，美国下降了约1.4个百分点。 - 注：劳动适龄人口定义为年龄在15岁至64岁之间的人。 ### 劳动力参与率中的性别与年龄差异；政策相关证据 - 2008-2021年间，除亚太地区发达经济体、中东和北非、欧洲和加拿大外，多数地区的总劳动力参与率显著下降。 - 组内（性别）变化显示：发达经济体（美国除外）通过显著提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和提升老年劳动力参与率，弥补了老龄化带来的部分影响；但平均工时下降可能部分抵消这些好处。 - 国家面板回归（经合组织国家，样本包含26个发达经济体和3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估算的政策相关影响（政策变量从第75百分位数变为第25百分位数所致的劳动力参与率变化）： - 税收楔子（M：25至54岁）、失业补助（M：25至54岁）与壮年男性劳动力参与率提高呈相关性（图中展示了估计的百分点变化及90%置信区间）。 - 中等教育（F：25至54岁）、儿童保育（F：25至54岁）、劳动力市场计划（F：25至54岁）与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提高呈正相关。 - 退休年龄（全体：55至64岁）和劳动力市场计划（全体：55至64岁）与老年劳动者参与率提高相关。 - 注：估计结果为相关性证明，存在政策潜在内生性，样本仅含经合组织国家，因此结果应解释为关联性而非因果性。 ### 私人资本形成与商业投资放缓 - 在经合组织经济体中，商业投资在2008年后出现大幅下滑，2021年较全球金融危机前的趋势约缩减了40%（图3.8）。 - 使用“叙述性财政冲击”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产出增长每下降1个百分点（并非由商业投资萎缩引发），投资增长约下降2个百分点；估计显示2008年至2021年间商业投资缺口约有一半与经济活动疲软有关。 - 企业层面证据（32个发达经济体和13个新兴市场上市公司样本，投资与资本存量计入无形资产）： -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净投资率在2008年后持续下降（图3.9）。 -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投资率随着托宾q值、利润和现金存量增加而上升；随着企业杠杆率和债务成本上升而下降。 - 自2008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的整体投资率平均下降了约2.3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平均下降了2个百分点（图3.10）。 - 托宾q值平均下降了10%至30%，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 - 在新兴市场，2008年后杠杆率平均上升了20%，成为导致投资率整体下降的重要因素。 - 自2008年以来，不确定性的上升对发达经济体投资下降的影响减弱但仍显著；新兴市场资本流入的增加对投资产生了正面影响。 ### 全要素生产率（TFP）与资源配置效率（配置效率） - 2000-2019年间，大多数样本国家的配置效率有所下降（样本包含20个经济体与19个大部门），对样本中位国家而言，配置效率下降对TFP年增长率的拖累约为0.9个百分点；对中位发达经济体为0.5个百分点。中位发达经济体在此期间的TFP年增长率为0.5%。 - 美国为例外：在该期间美国配置效率的提高使TFP年增长率提高了0.8个百分点。 - 对配置效率下降成因的分解（对20个经济体）显示： - 部门内（部门内部效率下降）变化占大部分影响；各部门在GDP中比重变化仅约占TFP拖累的30%左右（中国在人口结构与部门比例变化方面更突出，该因素占60%）。 - 按部门类型分布（2019年）：服务部门较货物部门表现出更低的配置效率（图3.13），这可能反映商品与服务部门的结构性差异或测量难度。 - 企业层面生产率分布的离散度在21世纪头十年显著上升，随后有所回落但仍保持高位；生产率不均衡增长与配置效率下降密切相关（图3.14）。增长较快的企业未能充分吸引资本与劳动力，导致资源未有效向高产企业流动。 - 结构性配置效率与政策关联（图3.15 提示）： - 经合组织产品市场壁垒、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等政策指标与结构性配置效率存在关系（图示为对数点，USA=0；各图轴刻度按源文献表示的指数范围）。 ### 关键数值与统计（摘录） - TFP增长率：新兴市场2001-2007年为2.5%；低收入国家2001-2007年为2%；疫情后分别为0.7%和几乎为零。 - 劳动适龄人口（15-64岁）增长放缓：约92% 的经济体自2008年后放缓；约44% 出现负增长。 - 劳动力参与率自2019年以来的下降：拉丁美洲约下降1.9个百分点；美国约下降1.4个百分点。 - 商业投资缺口：2021年较危机前趋势约缩减40%（经合组织国家商业投资指数）。 - 投资率变化：发达经济体平均下降约2.3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平均下降2个百分点。 - 托宾q值：自2008年以来平均下降了10%至30%（为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 - 新兴市场杠杆率：2008年后平均上升了20%。 - 配置效率对TFP的中位拖累：约0.9个百分点/年；中位发达经济体约0.5个百分点/年。 - 美国配置效率对TFP的贡献：提高了0.8个百分点/年（样本期间）。 *来源：国际劳工组织；佩恩世界表第10.01版；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Thomson Reuters Worldscope；Bureau van Dijk Orbis；欧盟KLEMS数据库；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 4. IMF-SRD劳动力 ### 4. IMF-SRD劳动力 ### 市场自由化与结构性配置效率 - 样本包含20个经济体：AUT、BEL、BGR、CHE、CHN、CZE、DEU、ESP、EST、FRA、ITA、JPN、KOR、POL、PRT、ROU、RUS、SVK、SVN 和 USA。 - 结构性配置效率指标：基于在线附件3.2的动态回归得到的国家固定效应，随市场准入和竞争程度、贸易开放度、金融服务可得性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提高而上升。 - 过去2000-2019年期间，部分市场效率和壁垒指标广泛改善（尤其是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但没有系统性证据表明结构性政策变化是观察到的过去20年里配置效率下降的原因。 - 资源配置不当的组成： - 约三分之一归因于暂时性因素（企业对近期冲击尚未完成调整）。 - 约三分之二归因于结构性根源（市场效率和市场管理制度质量问题）。 - 配置效率恢复速度：企业和部门数据表明，配置效率需要9至11年才能恢复到其长期基本水平的一半（由部门特征以及一国的经济和制度环境决定）。 ### 企业生产率离散度与配置效率对TFP的影响 - 企业实际生产率离散度上升 → 该部门的配置效率下降；但长期较高生产率的企业可扩大投入，配置效率随时间恢复（过程缓慢）。 - 若目前配置效率低于美国的国家能在10年内将其结构性政策缺口缩小15%，则全要素生产率的中期增长率将提高0.7个百分点。 - 美国在2000-2019年间避免配置效率整体下降的关键机制是：随着企业生产率离散度提高，资源在企业间的转移速度加快，从而更快扭转暂时性资源配置不当的加剧趋势。 ### 中期（截至2030年）要素贡献与基线情景 - 劳动力： - 到2030年，劳动力供给对全球GDP增长的年贡献率预计降至0.2个百分点，仅为2000-2019年平均贡献率的四分之一。 - 2030年潜在劳动力供给预计温和增长0.3%。 - 区域差异： - 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供给预计将强劲增长2.1%。 - 新兴市场经济体（不包括中国）劳动力供给将增长0.9%。 - USA 劳动力供给将增长0.5%。 - CHN 劳动力供给将缩减0.6%（劳动力参与率大幅下降导致）。 - EU 劳动力供给将缩减0.5%。 - 资本： - 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为1.7个百分点，而2000-2019年间的平均贡献率为2.1个百分点。 - 公共债务居高不下可能制约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未来的公共投资（公共投资占这些国家整体资本的30%）。 - 全要素生产率（TFP）： - 到2030年，TFP增长率的贡献率预计降至0.9个百分点，低于2000-2019年的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 - 在基线情景中，有效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扣除配置不当因素影响）遵循历史趋势并预计放缓，导致TFP增长较疫情前20年平均水平下降0.1个百分点。 - 综合三项要素，基线情景下203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为2.8%，低于2000-2019年平均水平3.8%。 ### 备选情景对中期增长率的影响（相对于基线） - 总体范围：中期增长效应处于基线以上1.2个百分点和基线以下0.8个百分点之间（图3.17）。 - 政策/情景要点与估计影响： - 各项政策提高劳动力参与率： - 假定将劳动力参与率提高3.2个百分点（所有国家趋同于最佳政策的中位数）。 - 可使劳动力供给增长率提高约0.3个百分点，为全球经济增长率贡献16个基点。 - 移民流动扩大发达经济体劳动力供应： - 假定移民流动增加，移民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使发达经济体2030年预计劳动力的1%来自移民增量。 - 该增量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率提高20个基点。 - 结构性改革提高配置效率： - 假定中期内各国在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政策、贸易开放程度和金融深化等领域与美国的政策差距缩小15%。 - 这些改革预计使TFP增长率提高0.7个百分点，进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率提高1.2个百分点。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改善人才配置： - 若这类经济体的人才配置与美国过去几十年趋势相同，则全球经济增长率可提高0.25个百分点（四分之一个百分点）。 - AI的采用： - 在中期内，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估计在10个基点到80个基点之间，具体取决于采用范围及是否替代或辅助劳动者。 - 公共债务积压： - 公共债务持续高企估计可能导致中期增长率下降5至15个基点（模拟三种情景：债务持续增长且公共赤字稳定；债务企稳且利息支付通过减少转移支付或公共投资抵消等）。 - 地缘经济“割裂”： - “美国阵营”和“中国阵营”实行“友岸外包”、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10个基点的有限情景。 - 所有地区实行部分贸易回流的更广泛情景，可能使中期经济增长率下降80个基点。 - 综合结论：恢复历史增长率需要大量政策努力；结构性改革以减少资源配置不当是关键；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积极净效益但存在不确定性。 ### 人工智能对生产率与劳动力市场的潜在影响（专栏3.3） - 人工智能“暴露”与互补性差异： - 发达经济体约60%的就业岗位易受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影响。 - 新兴市场经济体为40%，低收入国家为26%。 - 在发达经济体，约27%的劳动者从事高暴露且高互补性职业；新兴市场与低收入国家分别为16%和8%。 - 模型情景与结果（以英国为校准案例）： - 情景1（高互补性）：人工智能通过资本深度和TFP小幅提高，应用人工智能导致产出增加近10%（稳态调整后的变化）。 - 情景2（高互补性且高生产率）：当包括人工智能对整体生产率的正面影响时，产出增长1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近4%（这些成果主要出现在转型的头十年）。 - 收入分配：所有劳动者收入均增加，但低收入劳动者收入增加约2%，高收入劳动者收入增加近14%，从而加剧收入不平等。 - 全球层面估计：人工智能可在十年内促进生产率提高幅度为每年0.1%至0.8%，收益在各地区分配不均，欠发达国家潜在收益不到英国预期收益的一半。 - 政策含义：需要国际合作提升准备不足国家的人工智能准备程度和整合程度，以减少全球不平等并确保人工智能惠及更多国家。 ### 对分配与福利的影响（专栏3.2） - 国家间趋同与全球不平等： - 国家间趋同在2008-2019年期间出现，但疫情之后趋同率变为正值，当前预测表明中期内不会出现趋同。 - 根据所分析指标，预计中期内不会出现或仅会出现小幅不平等加剧。 - 福利增长（考虑预期寿命、休闲、不平等）： - 疫情后，GDP增长率和福利增长率预计双双下降（2010-2019年与2024-2028年两个时期的对比），部分原因是预期寿命和国家内部不平等停滞不前，使福利增长率下降速度快于GDP增长率，从而导致国家间福利分化。 - 人工智能对分配： - 人工智能预期偏斜效应将加大国家之间的分化（在没有弥补措施的情况下）。 ### 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G20 EM）对全球的溢出效应（章节摘要） - 角色变化与影响力增长： - 自2000年以来，G20 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占比显著上升（G20 新兴市场在世界GDP和全球贸易中份额增加），并通过贸易、全球价值链、投资、资金流动与大宗商品影响全球活动。 - G20 新兴市场的国内冲击现在可以产生与发达经济体相当规模的溢出效应，其中中国贡献最大。 - 经验性与模型发现： - G20 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的国内冲击三年后对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产出变动分别可达10%和5%。 - 企业层面证据：对G20新兴市场需求依赖程度高的企业在正面冲击后显示更快营业额增长；依赖来自G20新兴市场中间投入较多的企业则可能面临负面溢出（竞争加剧）。 - 长期而言，G20 新兴市场生产率冲击经贸易渠道传导，会导致部门间重新分配：多数部门萎缩（尤其在亚洲），但若冲击集中于全球价值链密集型部门，某些制造业部门（电子、纺织）可能扩张。 - 政策含义： - 鉴于G20 新兴市场对外溢出效应日益重要，相关国家应维持充足缓冲并加强政策框架以应对外部冲击。 - 建议多元化投入与产出联系，推行结构性政策以避免大规模生产要素错配并促进高效重新配置；避免保护主义和破坏性单边贸易及产业政策，因为这些政策既损害本国也可能产生负面跨境溢出。 ### 结论与政策建议（要点） - 核心问题：全球中期增长放缓主要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显著放缓（受资源配置不当和有效TFP增长放缓影响）、主要经济体劳动适龄人口减少以及商业投资低迷所致。 - 关键政策方向： - 促进市场竞争、贸易开放、金融服务可得性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以减少制度和金融壁垒，改善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从而提高TFP增长。 - 配合治理和对外部门改革；避免设计不当的部门补贴性产业政策以免阻碍资源向高生产率企业流动。 - 通过移民政策、退休改革和劳动力市场计划提高发达经济体老年劳动参与率；通过扩大教育入学率和儿童保育支持及减少社会壁垒和性别歧视，提高新兴市场经济体妇女劳动力参与。 - 强化人力资本投资（尤其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改革重组与破产机制并消除企业税制中的债务偏向以支持私人投资。 - 在人工智能方面，巩固监管框架（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并重新审视再分配政策以确保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被公平和广泛共享。 - 总体展望：全球中期前景并非完全黯淡；若实施恰当的结构性改革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增长路径有望显著改善。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相关章节。* ### 1. G20 EM全球贸易增加 ### 1. G20 EM全球贸易增加 ### G20 EM在全球贸易与FDI的角色增长 - 中国于 2001 年 12 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转折点。 - 自此以后，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重的增长速度比其他国家间贸易所占比重的增长速度几乎快出三分之二。 - 在中国“入世”后的二十年间，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货物进出口在货物贸易总额中的比重翻了一番。 - 源自这些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从 2005 年的 6% 左右升至疫情暴发前的 10% 左右。 ### 金融一体化与跨境资本流动 - 金融一体化持续深化，主要依靠银行资金流动，其次是证券投资流动，但总体规模仍不及贸易。 - 自 21 世纪头十年初以来，五国集团（G5：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美国）境内银行对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贷款几乎翻了一番，在 2014 年达到峰值——超过五国集团经济体 GDP 的 2.5%，此后逐渐下降。贷款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国贷款的增长，其次是对巴西和印度贷款的增长。 - 2022 年，五国集团经济体与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物贸易占前者 GDP 总量的 8.1%。 - 已报告的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向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提供的跨境银行债权约占该地区跨境银行债权总额的 20%。 - 证券投资流动方面：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五国集团的证券负债从 2001 年的 2.9% 增至 2021 年的 5.3%，相当于 2021 年五国集团经济体 GDP 的 4.6%。 ### 大宗商品与全球价值链（GVC） - 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是多种大宗商品的全球生产者，尤其是石油、能源、农产和矿产品（如阿根廷的锂、印度尼西亚的镍）。 - 需求侧：21 世纪头十年经济快速增长推高了全球能源、食品和金属制品消费，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大宗商品需求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 GVC 参与：2000 年至 2021 年间，中位国家从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获得的投入增加了一倍，而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产出的需求则不止增加了一倍。 - 在全球价值链的前 5% 联系中，制造业和采矿业主导；中国的制造业生产居全球第一但仍高度依赖外部需求。 ### 溢出效应的演变与规模（总体与短期） - 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 GDP 增长率波动减小，正在向发达经济体的水平趋同。 - 过去二十年间，外部冲击对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 GDP 增长率的作用从全球金融危机前的约一半下降到危机之后的约三分之一。 - 基于 2001–2023 年估算的结构性 VAR 模型： - 中国每发生 1 百分点的需求（供给）冲击，三年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率大约提高 0.3（0.15）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受到的影响较小。 - 中国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響：当中国 GDP 每增长 1 百分点，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在一年后上涨近 10%，在三年后上涨约 5%。 - 自 2000 年以来，中国产生的溢出效應急剧增加：对发达经济体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产出变动的影响占比分别略低于 5% 和略高于 10%（三年后）。 - 二十国集团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供给和需求冲击对其他国家 GDP 波动的影响占比不到 4%。 ### 企业层面与部门重分配 - 企业层面估计（局部投影法）： - 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 GDP 每意外增长 1 百分点，受影响企业一年后的收入增长率升高近 0.5 个百分点；五年后约减半（仍约 0.25 个百分点）。 - 对总部位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企业影响更大——这些企业五年后的收入增长率会高出 0.8 个百分点（受影响较大的企业）。 - 对依赖 G20 EM 需求的出口依赖型产业企业，短期及三年后均出现显著的正溢出效应。 - 对依赖 G20 EM 中间产品的进口依赖型企业，整体影响不显著（供给廉价化的正效应与下游竞争的负效应可能相互抵消）。对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来源的冲击，供给廉价化渠道更占主导；对中国、印度、墨西哥来源的冲击，竞争渠道可能主导，导致对某些企业的负溢出效应约為 0.1 个百分点。 - 多国、多部门贸易投入产出网络模型（长期稳态情景）： - 基线情景：对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施加等于全要素生产率 2.5% 的负面冲击，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内产出下降约 10%；全球（不包括 G20 EM）GDP 下降约 0.15%，其中约一半归因于中国，其次是印度、俄罗斯和墨西哥。 - 使用 2000 年校准的模型显示，2018 年的溢出效应几乎为 20 年前的三倍，表明 G20 EM 在全球贸易中重要性上升。 - 若负面冲击仅限于 GVC 密集型部门，则对 G20 EM 的国内影响约为基线的三分之一，但对全球 GDP（不含 G20 EM）的影响约为基线的三分之二，顯示 GVC 传导的重要性。 - 区域影响：亚洲受到的影响较显著（中国作用主导，其次印度）；欧洲通常最不易受到影响（主要受俄罗斯影响）；对美洲，来自中国和墨西哥的冲击影响显著。 ### 部门与就业的再分配 - 部门重分配（基线与 GVC 限定情景）： - 基线情景：多数部门（农业、采矿、公用事业、贸易和服务业）尤其在亚洲会收缩；多数制造业部门收缩程度较低，部分制造业（纺织品、基本金属、电气设备）甚至扩张。 - GVC 密集型部门受冲击时，重新分配放大：全球（不含 G20 EM）部门增加值变化的标准差增大近三分之一，扩张的部门数量从 5 个增加到 15 个。 - 针对中国建筑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受 2.5% 负面冲击的案例：该部门增加值萎缩 6%，中国其他部门萎缩 0.5%；全球范围内大宗能源商品生产（尤其采矿业）出现最大幅度下降；同时纺织品与电气设备出现显著扩张。 - 就业溢出效应（表 4.1 综合结果）： - 积极溢出（互补）：对发达经济体，最大的互补来源部门包括金融保險業、机动车辆、专业科学技术活动、计算机電子及光學設備等；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计算机、電子及光學產品、纺织品、基本金属、機械和設備等带来较多正向就业溢出。 - 负面溢出（竞争）：对发达经济体，批发零售贸易、专业科学和技术活动、行政和支助服務等较易受到负面影响；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纺织、农业、低技術含量製造業（例如纺织品）等面临失业风险最高。 - 在多数情况下，中国为关键的正负溢出效应来源。 ### G20 其他新兴市场能否支撑全球增长（GIMF 模拟） - 使用新版全球综合货币和财政（GIMF）模型并加入 GVC 指标，对除中国外的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施加 calibrated 的积极短期五年总需求和总供给冲击（目标为每国同时高于基线情景的概率為 30%）后，结果为： - 二十国集团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总体 GDP 增长率提高 0.7 个百分点（但国别间差异很大）。 - 全球经济增长率提高 0.5 个百分点。 - 在此增长提升中，约 85% 来自冲击规模本身，约 15% 来自二十国集团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相互之间以及对中国和发达经济体产生的溢出效应。 - 对中国的年际溢出效應在最初几年超过 0.1 个百分点；对发达经济体的年度溢出效應不足每年 0.1 个百分点（约为对中国影响的三分之二）。对发达经济体的溢出主要来自能源出口国和墨西哥；新兴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占其增长率提升的 13%。 ### 结论与政策启示 - 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持续增强的全球一体化（贸易與 GVC）使其国内冲击对全球产生更大溢出效應，有时可与发达经济体相媲美，并通过部门与企业间的重分配影响就业分布。 - 地缘经济割裂加深可能重塑贸易和投资流动，损害跨国多元化进程，并加剧宏观波动；加强集团内部联系可能放大部分大型新兴市场（如中国、俄罗斯）的地区性溢出效應，并增加关键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 - 政策要点： - 对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加强货币、财政和金融框架，建立中期缓冲以应对国内冲击；依具体国情强化财政状况、减少经常账户逆差或减轻资产负债表脆弱性。 - 对受到溢出效應影响的国家：优先推进精心校准的结构性改革（治理、对外部门、劳动力市场、商业监管），聚焦于受益最多的部门；在财政空间有限时可采用包容性政策（包括定向财政支持）以助力劳动力再配置與技能提升；避免过度使用保护主义或大规模产业补贴/出口限制（仅在存在重大市场失灵或严重外部性时审慎使用）。 - 多边层面：加强多边合作與政策协调以管理溢出效應並降低割裂風險；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以便在负面跨境冲击出现时及时有效应对。 - 另：对国内补贴的审慎评估与国际合作重要性提升——国内补贴数量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两倍多，研究显示补贴可在补贴实施后八年内使相关产品出口增长约 10%，并将可能提高这些产品的出口发生概率约 3 个百分点，显示补贴能改变比较优势并影响贸易动态，可能引发跨国补贴竞赛，需国际合作以降低补贴战风险。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第四章“角色互换：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实际产生的溢出效应”，2024 年 4 月。* ### 1. G20国㹻的梡遤国ⰻ邉餤 ### 1. G20国㹻的梡遤国ⰻ邉餤 ### 专栏4.1 —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产业政策：补贴的短期效应 - 定义与样本说明 - “补贴”被定义为包含财政转移支付并为受益人创造优势的政府措施。 - 数据不包括被归类为出口补贴的措施，只包括被归类为“扭曲性”（歧视外国利益）的措施。 - 小图2和小图3的样本包含G20 EM（G20新兴市场经济体）。 - 图中显示补贴虚拟变量在采取措施前后不同时期的估计值和90%置信区间。 - 设定包括其他政策、国家-产品固定效应、国家-产品线性时间趋势、产品-年度和国家-ISIC二位码-年度固定效应的虚拟变量。 - 实证结果要点（图示摘要） - 对补贴实施前后若干年的事件研究估计被报告，带90%置信区间（具体估计值在图中展示）。 - 资料来源：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Rotunno和Ruta，2024年；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 方法与注释要点 - 图中区分AE=发达经济体；EM=新兴市场。 - G20 EM列表见图4.1（图内参照，未在本专栏文本中复述）。 ### 专栏4.2 — 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本流入和“分配难题” - 研究背景与问题定义 - 卢卡斯悖论：资本没有按新古典增长模式预测地从资本丰富的发达经济体流向资本匮乏的发展中经济体（Lucas，1990年）。 - “分配难题”定义：发展中经济体中资本流入的分配与生产率增长呈负相关甚至不相关（Gourinchas和Jeanne，2013年）。 - 导致因素（文献指出） - 人力资本差异、资本市场不完善（Lucas，1990年）。 - 国家领土边界相关摩擦（Kalemli-Özcan 等人，2010年）。 - 制度质量（Alfaro、Kalemli-Özcan 和 Volosovych，2008年）。 - 资本账户开放程度（Reinhardt、Ricci 和 Tressel，2013年）。 - 主要实证发现（1980年至2019年样本重审） - 资本净流量总额与增长率之间缺乏明确的关系模式（图4.2.1，小图1）。 - 私人资本流动与经济增长率呈明显正相关（图4.2.1，小图2）。 - 私人资本定义：（FDI净额 + 证券投资 + 私人债务）/GDP。 - 结论：分配难题在很大程度上由公共资本流动造成，而公共资本流动受增长较快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储备积累净额的影响。 - 对政策含义的提示：私人资本流动与增长率的正相关表明，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将继续惠及这些经济体。 - 数据与图注（严格数值与样本） - 时间范围：1980-2019年平均值。 - 小图1样本包含178个国家；小图2样本包含135个国家。 - 图注：直线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报告了估计的斜率；实（虚）线在10%或更低水平上具有（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 指示变量：CA=经常账户；EM=新兴市场；FDI=外国直接投资。 - 专栏署名 - 专栏作者：Andrés Fernández Martin、Michael Gottschalk 和 Manuel Perez-Archila。 ### 专栏4.3 — 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溢出效应 - 背景与动因 - 过去二十年中，中国在撒哈拉以南地区货物贸易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推动该地区与G20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贸易一体化程度大幅提高。 - 中国对该地区的重要性还表现在规模庞大的投资和官方贷款流动。 - 二十国集团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也通过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建立了密切联系。 - 计量方法 - 使用全球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对中国、G20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南非可能出现的增长放缓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不包括南非）的影响进行量化。 - GVAR模型使用了1990年至2022年间71个国家的年度数据，这些国家包含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 - 模型通过一个基于2017-2019年平均值的双边贸易权重矩阵将各国联系起来。 - 关键定量结果 - 中国的溢出效应占主导地位： - 若中国增长率每下降 1 个百分点，一年后石油出口国的经济增长率将平均下降约 0.3 个百分点。 - 若中国增长率每下降 1 个百分点，一年后其他资源密集型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平均下降 0.05 个百分点。 - 南非的增长冲击与G20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冲击对该地区的影响相当，但对非石油出口国的影响最大。 - 对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博茨瓦纳、斯威士兰、莱索托、纳米比亚）成员国，南非的地区溢出效应平均高达 0.3 个百分点，大于中国产生的地区溢出效应。 - 图示与数据来源 - 数据来源：fDiMarkets；IMF，《贸易流向统计》；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 注：第一个小图显示中国和其他G20 EM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货物进口（出口）份额。第二个小图显示接受G20 EM的FDI项目数量（图中以ISO国家代码标识）。第三个小图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不包括南非）对于中国、其他G20 EM和南非幅度为1个百分点的负面增长冲击的第一年平均响应。 - 专栏署名 - 专栏作者：Hany Abdel-Latif 和 Andrea F. Presbitero。 *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世界经济展望——平稳但缓慢：分化中的韧性（2024年4月），第四章专栏4.1、4.2、4.3，中译节选。* ### 111269. https:// doi .org/ 10 .1016/ j .econlet .2023 .111269. ### 统计附录（摘要） ### 假设 - 2024–2025年发达经济体实际有效汇率假定保持2024年1月30日至2月27日平均水平不变。 - 美元/特别提款权平均兑换率：2024年为1.329，2025年为1.331。 - 美元/欧元平均兑换率：2024年为1.078，2025年为1.073。 - 日元/美元平均兑换率：2024年为148.5，2025年为146.4。 - 石油价格假设（每桶，美元）：2024年平均为78.61，2025年为73.68。 - 短期利率假设（三个月期政府债券平均收益率）： - 美国：2024年为5.2%，2025年为4.1%。 - 欧元区：2024年为3.5%，2025年为2.6%。 - 日本：2024年为0.0%，2025年为0.1%。 - 长期利率假设（10年期政府债券平均收益率）： - 美国：2024年为4.1%，2025年为3.7%。 - 欧元区：2024年为2.5%，2025年为2.6%. - 日本：2024年为1.0%，2025年为1.1%。 - 假定各国当局将继续实施现行政策；专栏A1列示若干经济体更具体的政策假设（财政和货币）。 ### 最新更新与数据库变更（要点） - 厄瓜多尔：由于正在进行的规划讨论，厄瓜多尔的财政部门预测值不包括在2024–2029年的报告出版物中。 - 越南：已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移入“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组别。 - 西岸和加沙：在对统计序列方法调整前，2022–2023年数据现在纳入数据库；但因异常高不确定性，关于2024–2029年的预测值不包括在报告出版物中。 - 多个国家的历史数据或基准年已按各国最新统计来源和采用的国民账户体系（如2011/2012基年、ESA 2010或SNA 2008等）进行列示或调整；详见表G中逐国记录。 ### 数据与惯例（加总与加权方法） -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包含196个经济体；多数宏观经济数值基于2008年版《国民账户体系》或已调整以与之相一致。 - 国家组合成数据： - 汇率、利率和货币总量增长率按市场匯率（前三年平均）折算成美元并以该国占组别美元GDP比重加权。 - 其他国内经济合成数据按购买力平价加权。 - 对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组别，通货膨胀和货币增长采用几何平均值，其他数据采用算术加权平均值。 - 在国家组别权重达到90%或以上时，才计算该组合成数据。 ### 国家说明（若干要点） - 阿富汗：部分指标对2021和2022年进行了报告并对财政数据估计；2021阳历年实际报告的GDP增长率为-20.7%（结构性中断）。 - 乌拉圭：公共养老金体系自2018年10月接受转移支付，对2018–2022年数据有逐年占GDP的具体影响：2018年为1.2%，2019年为1.0%，2020年为0.6%，2021年为0.3%，2022年为0.1%，之后为0.0%。 - 委内瑞拉：2018–2022年多数指标为IMF工作人员估计；消费者价格不包括在《世界经济展望》所有组别合成数据中。 - 见国家说明中若干其他因冲突、重组或统计方法差异而导致数据或预测被排除或注释的国家（列出若干：黎巴嫩、苏丹、斯里兰卡、津巴布韦、叙利亚等）。 ### 经济体分类与分组方法（要点） - 两大组：发达经济体（41个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155个经济体）。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按地区（亚洲、欧洲、拉丁美洲与加勒比、中东与中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分析标准（按出口收入来源：燃料/非燃料/初级产品；按外部融资来源：净债权/净债务/重债穷国/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与中等收入经济体）分类。 - 出口來源分类规则：若2018–2022年平均某类出口收入占总出口>50%，即归入该类。 ### 关键统计与预测摘录（选自表A1、A4、A5等） - 全球实际GDP（年度百分比变化，历史与预测）： - 2006–15平均：3.7；2019：2.8；2020：-2.7；2021：6.5；2022：3.5；2023：3.2；2024：3.2；2025：3.2；2029：3.1。 - 发达经济体实际GDP增长率： - 2006–15平均：1.5；2022：2.6；2023：1.6；2024：1.7；2025：1.8。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实际GDP增长率： - 2006–15平均：5.7；2022：4.1；2023：4.3；2024：4.2；2025：4.2；2029：3.9。 - 主要单列经济体（2024、2025预测摘录）： - 中国：2023年增长3.0；2024年预测5.2；2025年预测4.6；2029年预测3.3（A4表）。 - 印度（注：表A4中有脚注）：2023年7.0；2024年6.8；2025年6.5。 - 美国（A2/A1综合）：2023年生产、季度数据与预测显示2024：2.5（年），2025：1.9（年）。 - 通货膨胀（消费者价格，组别平均）： - 发达经济体：2023年7.3%；2024年4.6%；2025年2.6%（表A5）。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3年9.8%；2024年8.3%；2025年8.3%（表A5）。 - 世界贸易量（货物与服务出口量）： - 长期平均（2006–15）：4.2%；2022年为6.5%；2023年为0.3%；2024年预测3.0%；2025年预测3.3%（表A9）。 - 石油价格（平均美元/桶，历史与预测表A9注）： - 每桶石油美元价格序列示例：2016 83.36；2017 66.65；2018 43.26；2019 52.98；2020 68.53；2021 61.43；2022 41.77；2023 69.25；2024 96.36；2025 80.59；（并与假设节中的2024年78.61、2025年73.68并列呈现以示上下文）。 - 发达经济体主要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复述假设以便参照）： - 见“假设”节中具体数值。 ### 政策相关说明与实务应用（基于专栏A1节要点） - 财政政策假设： - 短期财政假设通常基于官方公布预算并经IMF工作人员就宏观框架与财政结果做出调整；若无正式预算，预测将包含被认为可能实施的政策措施。 - 对若干发达经济体（如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中国、德国、日本、英国、美国等）作了逐国财政假设并在专栏A1中列明具体调整和依据。 - 货币政策假设： - 假定各国在其政策框架下采取非宽松政策态势：当经济指标显示通货膨胀将高于可接受水平或范围时提高官方利率；反之在产出低于潜在且产能闲置时降低官方利率。 - 各国货币政策假设按央行的沟通、市场预期或IMF工作人员评估形成（专栏A1逐国说明，如加拿大、印度、印度尼西亚、欧元区、日本、美国等）。 ### 统计表格与可得性 - 统计附录由表格构成（表A至表G等），列示历史数据與预测（基于截至2024年4月1日可得信息）。 - 表G逐国记录了国民账户、价格（CPI）、政府财政及国际收支的历史数据来源、最新实际年度、所用国民账户基年与统计手册、部门覆盖面和会计做法等重要元数据，便于评估数据可比性与限制。 *数据与摘录均来源于“世界经济展望——平稳但缓慢：分化中的韧性（统计附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4月。* ### Annex 1.SF.1 ### Annex 1.SF.1 ### 董事会对全球经济前景、风险与政策重点的总体评估 - 董事们总体同意工作人员对全球经济前景、风险和政策重点的评估。 - 认可过去两年来全球经济持续显现韧性、金融部门风险持续可控，尽管各国央行大幅加息以期恢复价格稳定。 - 认为全球经济可能正接近于软着陆，但按历史标准，预计未来经济增速将处于较低水平，反映出： - 借贷成本仍处高位； - 财政支持政策退出； - 生产率增速疲软； - 持续不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 多数董事认为，地缘经济割裂日益加剧将拖累中期增长；少数董事强调贸易多元化将带来益处。 - 对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全球增长前景黯淡意味着它们向更高的生活水平靠拢的速度放缓。 ### 风险评估：更加均衡但仍有重要下行风险 - 董事们普遍认为，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目前更加均衡，但重要的下行风险仍然存在。 - 特别指出的风险包括： -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导致的供应扰动和新出现的价格大幅上升，可能推升利率预期，并重新引发价格波动和资产价格的大幅下跌； - 比预期持续时间更长的通胀，可能引起资本流动变化、全球金融环境急剧收紧、汇率波动，并可能使对外部部门和金融部门面临压力； - 过去货币政策收紧的降温效应可能尚未显现； - 部分国家的商业房地产部门和住宅市场的压力日益上升。 - 上行风险包括通胀的下降速度快于预期，以及加强结构性改革带来经济增速和生产率的提升。 ### 货币政策立场与沟通 - 董事们呼吁各国央行避免过早放松政策，以确保通胀平稳回到目标水平。 - 强调货币政策回归正常的步伐应继续以数据为依据，根据各国情况进行调整，并开展清晰的沟通。 - 在通胀和通胀预期接近目标水平的情况下，董事们一致认为，各国央行应逐步转向更为中性的政策立场，以避免通胀低于目标水平。 ### 财政政策、债务与中期整顿 - 董事们注意到许多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居于高位，偿债成本不断上升，呼吁逐步开展中期财政整顿，以确保债务可持续性，并为预算回旋、重点投资和有针对性的社会支出重建空间，保护最脆弱群体。 - 财政政策调整还将支持通胀下行进程。 - 强调整顿步伐应视各国情况而定，并纳入可信的中期财政框架。 - 指出今年各国举行大选的数量创历史新高，根据历史数据，今年的支出压力可能会上升。 - 认识到许多经济体面临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和发展需求带来的重大中期支出压力。 - 多数董事一致认为，应通过实施精心设计、具有成本效益的财政政策来促进长期增长，促进创新并帮助改善技术传播，同时避免保护主义措施。 ### 金融稳定与监管 - 董事们重申，公共和私人债务的持续积累构成了中期内的金融脆弱性。 - 建议监管机构使用包括压力测试在内的各类监管工具，以确保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能够抵御商业和住宅房地产市场的信用风险和压力。 - 鉴于私人信贷快速增长可能带来新的风险，认为有必要考虑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监管方法，包括加强报告要求。 - 指出网络事件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金融稳定问题，建议改善网络相关治理安排和立法。 - 强调各方需要全面、及时地实施《巴塞尔协议 III 》。 ### 结构性改革与中期增长提升 - 一致认为，为提高中期增长前景，有必要实施有针对性的、谨慎有序的结构性改革。 - 建议实施改革以实现以下目标： - 减少资本和劳动力配置不当； - 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 - 加强教育； - 强化治理； - 减少过度商业监管和贸易限制； - 利用好人工智能的潜力。 - 呼吁通过改革促进绿色转型并建立气候韧性，同时应对能源安全风险。 - 许多董事支持在 IMF 的旗舰报告中定期报道气候问题。 ### 多边合作的重要性 - 董事们强调，重振多边合作对于以下方面至关重要： - 限制气候变化的成本和风险； - 加快绿色转型； - 维护开放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 - 促进债务重组进程； - 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韧性。 ### 文献与附注（文档表头摘录） - Food Insecurity and Prices during COVID-19 October 2021, Box 2.1 - mRNA Vaccines and the Role of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October 2021, Box 3.1 -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October 2021, Box 3.3 - 2024年4月3日执董会关于《财政监测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和《世界经济展望》的讨论总结发言摘录。 - WORLD ECONOMIC OUTLOOK (CHINESE) APRIL 2024 - 本期内容: 第一章 全球前景与政策；第二章 探索货币政策通过住房市场产生的影响；第三章 全球中期增长放缓：如何才能扭转局势？；第四章 角色互换：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经济体实际产生的溢出效应 - 2024年 4月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24 年 4 月 平稳但缓慢： 分化中的韧性 *来源：text - Annex 1.SF.1（摘自 IMF 世界经济展望，2024年4月，中文章节）* --- _Source: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weo/2024/april/chinese/text.pdf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