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贸易差额变化的是经济力量,而非关税

(图片:Art Wager/iStock by Getty Images)

(图片:Art Wager/iStock by Getty Images)

2019年4月3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研究发现,解释两个国家之间贸易差额主要变化的是宏观经济因素,而非关税。

双边贸易差额(即两个国家间进口和出口额的差额)近期受到审视。一些政策制定者担忧,双边贸易差额规模庞大且不断增加,是扭曲国际贸易的不均衡措施带来的结果。但将关注点放在双边贸易差额上是否正确呢?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 2019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 第四章的研究发现,两个国家之间由关税导致的具体贸易差额的变化,通常会通过贸易转移被与其他贸易伙伴的双边差额变化抵消,这对贸易差额总量(所有双边贸易差额的总和)几乎不产生影响。

驱动贸易的实际上是宏观经济因素。我们发现,宏观经济因素的总体影响解释了过去二十年双边贸易差额的大部分变化。这些因素包括财政政策、信贷周期,在一些情况下还包括汇率政策以及对可贸易部门的广泛补贴。相比之下,关税变化发挥的作用小得多。

这不意味着关税不会损害各国利益。当前背景下,全球价值链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特征(生产活动遍布多个国家),关税飙升会导致显著的长期经济成本和涟漪效应,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经济力量解释双边贸易差额

我们的工作基于一项对过去二十多年63个国家的34个部门的研究,目的是理解和量化双边贸易差额变化的驱动因素。其方法是区别宏观经济因素、关税和国际生产组织结构发挥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各国生产和需求的部门构成(例如制造业、服务业或农业)

我们发现,过去二十年中,双边差额的演变很大程度上由宏观经济力量驱动,这也被认为是贸易差额总量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财政政策、人口结构特征和疲弱的国内需求,但可能也包括汇率政策和国内供给侧政策,如对国有企业和出口部门的补贴。

相比之下,双边关税变化发挥的作用更小,反映出很多国家的关税已处于较低水平,且互惠关税减免对双边贸易差额具有抵消作用。下图展示了一些大国贸易关系中每个因素对双边贸易差额演变的贡献度。例如,1995-2015年间,宏观经济因素对美国与德国贸易差额变化的贡献度为20%,但对美国与中国贸易差额变化的贡献度超过95%。

blog040319-chapter4-chart1-chinese

更深入地审视关税及其溢出效应

虽然我们的分析发现,关税对双边贸易差额演变的直接影响小于宏观经济因素,这不意味着关税不重要。从更长时期来看,关税的大幅和长期变化能塑造国际生产组织结构,因为公司会调整国内和海外的投资和生产结构,如将自身融入全球价值链——在全球各地开展的、为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增加价值的各项流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贸易成本(即关税、运输和通讯成本)的大幅下降,也伴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及其复杂性的增加。这使各国提高了生产率,创造了就业岗位。

blog040319-chapter4-chart2-chinese

当前全球贸易体系的一体化特征表明,关税飙升将对各国造成冲击,并在各国之间形成涟漪效应,对世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我们发现,关税上调尤其不利于产出、就业和生产率,不仅影响那些直接施加或面对关税的经济体,也影响价值链上下游的其他国家。

对多数国家而言,当前制造业关税普遍上调一个百分点带来的负面影响(不考虑任何反馈效应)大于1995年的水平。对于德国和韩国(制造业规模较大且充分融入全球供应链),影响程度分别为GDP的0.5%和0.6%。

当关税上调仅针对特定贸易伙伴(而非全局实施)时,一些国家可能受益于贸易转移,因为施加关税国家的需求转移至不受关税影响的国家。因此,由双边关税引发的与特定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差额变化,往往会被与其他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差额的变化抵消,使贸易差额总量基本保持不变。

blog040319-chapter4-chart3-chinese

政策启示

这些分析结果为两个主要政策结论提供了支撑。

第一,讨论贸易差额应关注宏观经济因素,这往往决定贸易差额总量。政策制定者应避免实施具有扭曲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如顺周期财政政策(需求强劲时提供刺激)或对出口部门提供大量补贴,导致严重且难以持续的失衡。除非宏观经济政策改变,将特定的双边贸易差额作为目标可能仅会导致贸易转移,抵消与其他贸易伙伴贸易差额的变化,使该国的贸易差额总量基本保持不变。

第二,多边层面削减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壁垒(例如进口配额或各国间不同的产品标准)将使贸易受益,且长期来看有助于改善经济表现。政策制定者应该继续促进自由和公平贸易,取消近期设置的关税,努力减少当前存在的贸易壁垒。

同时,关键是认识到贸易自由化(与科技进步一样)可能使部分工人群体和社区承受成本高昂的调整。实施再培训和求职协助项目的政策,构建充分的社会安全网以及再分配税收和福利体系,有利于确保更广泛的群体共享贸易的收益,同时充分保护落在后面的个人或群体。

*****

Johannes Eugster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多边监督处经济学家,主要从事与国际溢出效应及二十国集团相关的事务。此前,他曾任职于欧洲部和战略、政策及检查部。他的研究方向包括国际失衡、溢出效应和结构性改革的效果。他拥有日内瓦国际研究所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Florence Jaumotte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处长。她曾任职于研究部多边监督处 、世界经济研究处以及多个国别团队。她的研究方向是劳动力市场制度和政策、收入不平等和开放经济体宏观经济。此前,她曾就任于巴黎的经合组织经济部。她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Margaux MacDonald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多边监督处经济学家。此前,她曾就任于非洲部,从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划国家及对外部门相关的工作。她的研究方向包括国际宏观经济和金融,近期工作关注货币政策、银行业和贸易的跨国溢出效应。她拥有金斯敦女王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基金组织信息交流部
媒体关系

新闻官:

电话:+1 202 623-7100电子邮件: MEDIA@IMF.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