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增长疲软,需要实施支持性政策

(图片:Andrea Sosa Cabrios/dpa/picture alliance/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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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3日

在我们7月的《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中,我们将2019年和2020年的全球增速预测分别下调至3.2%和3.5%。虽然与我们4月的预测相比,两年的增速均小幅下调0.1个百分点,但增速预测之前经历了大幅下调。对2019年增速的调整反映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未达到预期,抵消了部分发达经济体的超预期增长。

预计2019—2020年全球增速将会改善。然而,近70%的增长取决于承压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表现的改善,因此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全球增长疲软且不稳定,但这并非必然,部分问题是我们自身造成的。长期存在的政策不确定性拖累了全球经济动态,因为尽管中美近期达成贸易停战,贸易紧张局势依然严峻;技术紧张局势突现,对全球技术供应链构成威胁;英国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退出欧盟的前景也在增强。

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分化的趋势以及全球贸易的明显疲软体现了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随着商业情绪恶化,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继续下降,原因是企业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推迟了投资。全球贸易增速与投资的变化趋势密切相关;2019年一季度,贸易增速显著放缓至0.5%(年同比),创下了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另一方面,随着多国失业率创下历史新低,工资收入上升,服务部门表现良好,消费者情绪强劲。

发达经济体——美国、日本、英国和欧元区——2019年一季度增速快于预期。然而,这背后的部分因素——如更强劲的库存积累——具有临时性,预计未来的增长势头有所减弱,尤其是依赖外部需求的国家。由于一季度增速上调,尤其是美国,我们将发达经济体增速预测小幅上调了0.1个百分点,即2019年增长1.9%。未来,考虑到美国财政刺激的效果将会消退,发达经济体生产率的疲弱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将抑制长期增长前景,预计增速将放缓至1.7%。

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19年增速下调0.3个百分点至4.1%,2020年增速下调0.1个百分点至4.7%。2019年增速预测的下调几乎涉及所有主要经济体,但原因各异。在中国,增速预测小幅下调部分反映了美国5月上调关税的影响,而印度和巴西更大幅度的下调反映出国内需求弱于预期。

对于大宗商品出口国,供应中断(如俄罗斯和智利以及对伊朗的制裁)已经引发了对其增速的下行调整,尽管近期油价有所走强。2019—2020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的预期回升取决于承压经济体增长结果的改善,包括阿根廷、土耳其、伊朗和委内瑞拉,因此面临极大不确定性。

由于美联储和欧央行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美国和欧元区的金融条件进一步放松。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从主要经济体的货币宽松中获益,但也面临与贸易紧张局势相关的风险情绪波动。该组经济体的净金融条件与4月基本一致。此前以稳定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为主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大幅波动的证券投资流入,因为在低利率环境下寻求收益的行为已扩展至前沿市场。

下行风险加剧

前景面临的主要下行风险依然是贸易和技术紧张局势加剧,这可能严重扰乱全球供应链。在去年实施的关税以及5月中美之间预期的潜在关税的共同作用下,2020年全球GDP增速可能降低0.5%。此外,金融市场情绪出乎意料地持续恶化,可能暴露多年来低利率环境所积累的金融脆弱性,而消胀压力可能导致借款者面临偿债困难。其他严重的风险包括中国的放缓超出预期,欧元区未见复苏,英国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退出欧盟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鉴于全球增长低迷,下行风险对增长前景发挥主导作用,全球经济仍处于微妙的关头。因此,重要的是不对双边贸易差额诉诸关税手段,或将关税当作处理国际分歧的万能工具。为帮助解决争端,应强化规则导向的多边贸易体系,促进体系的现代化,以涵盖如数字服务、补贴和技术转让等领域。

支持增长的政策

各国应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是通胀减弱至目标水平以下的国家。但货币政策需要健全的贸易政策的配合,后者将改善增长前景并减少下行风险。鉴于低利率条件长期存在,应使用宏观审慎工具来避免金融风险的积累。

财政政策应在增长、平等和对可持续性的担忧之间实现平衡,包括保护社会最脆弱的群体。具有财政空间的国家应该投资于实体和社会基础设施,以提振潜在增长。一旦发生严重的经济下滑,应根据各国国情,同步实施更宽松的财政政策,作为宽松货币政策的补充。

最后,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比以往更加迫切。除了解决贸易和技术紧张局势,各国需要携手合作,应对一系列主要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国际税收、腐败、网络安全以及新兴的数字支付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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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塔 戈皮纳特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在从事公共服务之前,她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国际研究和经济学John Zwaanstra教授。

戈皮纳特女士的研究重点是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曾在诸多顶级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她撰写了大量关于汇率、贸易和投资、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债务和新兴市场危机的研究文章。

她是当前版本《国际经济手册》的联合编辑,之前担任《美国经济评论》的联合编辑和《经济研究评论》的主编。此前,她还担任国家经济研究局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项目的联合负责人,波士顿联储访问学者,以及纽联储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2016至2018年,她担任喀拉拉邦首席部长的经济顾问。她还担任印度财政部二十国集团事务名人顾问小组成员。

戈皮纳特女士曾当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以及计量经济学会院士,获得华盛顿大学杰出校友奖。2019年,《对外政策》提名她为全球杰出思想家;2014年,她被评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5岁以下最杰出的25位经济学家之一;2011年,被世界经济论坛选为全球青年领袖。印度政府授予她海外印裔的最高殊荣——萨满奖(Pravasi Bharatiya Samman)。2005年担任哈佛大学教职前,她在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

戈皮纳特女士出生于印度。她是美国公民及印度海外公民。她于200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前,她分别获得德里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以及德里经济学院和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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