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弱影响和艰难的选择:中国的早期经验

(图片:Dave Tacon/Polaris/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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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0日

本篇文章是关于应对冠状病毒的特别系列博客文章之一

冠状病毒的扩散正在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和严重的影响,这促使政策制定者寻找应对之策。中国截至目前的经验表明,正确的政策能对抗击疫情和缓解其影响发挥重要作用,但部分政策伴随着艰难的经济权衡。

艰难的选择

成功控制病毒的代价是经济活动放缓,不管保持社交距离和减少出行是自愿还是强制的。在中国,政策制定者在国家和地方层面都实施了严格的出行限制——例如,在疫情爆发最严重时期,很多城市对公民实施了严格的宵禁。然而,这种权衡对湖北省最具破坏性,尽管中国其他省份提供了很多援助,但湖北省为减缓疾病在全国的传播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清楚地表明,随着流行病蔓延到全世界,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不论是在国内还是跨境——都需要得到支持,以控制病毒并延缓其向他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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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昂的成本

与在其他国家继续爆发一样,此次疫情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人员灾难,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所有迹象均表明,中国2020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将出现大幅放缓,且将对全年造成重大影响。

最初是经济活动的一系列骤停,迅速波及整个国民经济,并演变成一场全面的冲击,同时阻碍了供给和需求——正如1-2月非常疲弱的工业生产和零售数据所示。相比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冠状病毒的冲击更加严重,因为它同时打击了家庭、公司、金融机构和市场——中国首先受创,目前已扩展至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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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行动

减缓这一严重冲击的影响需要为最脆弱的群体提供支持。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侧重于脆弱的家庭,并探寻新方法来支持小型公司——例如免征社保缴费和公共事业费,并通过金融科技公司提供信贷。其他政策也能发挥作用。当局迅速安排了补贴信贷,为卫生设备增产和扩大应对疫情爆发的其他关键活动提供支持。

维护金融稳定需要果断和妥善沟通的行动。过去几周的情况显示,一场卫生危机(尽管是暂时的)会如何转变成一场经济冲击,其中流动性短缺和市场混乱可能会扩大并延续下去。中国当局很早就介入,支持银行间市场,为承压的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允许人民币根据外部压力进行调整。其他措施包括,引导银行与受疫情影响的借款者合作,激励银行通过中国央行的特别融资向小企业贷款,并对银行进行定向降准。在此期间,大型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能获得相对稳定的信贷——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大型国有银行继续慷慨地为其放贷。

当然,一些缓释工具自身也存在问题。例如,当局为广泛的债务人延长了履行资金义务的期限,若该举措没有针对性和时间限制,未来可能削弱金融稳健性;补贴信贷可能被错配;让已经不具有生存能力的企业维持运转可能会在以后抑制生产率的增长。显然,在必要情况下使用针对性较强的工具是理想的做法。

尚未结束

虽然中国经济出现了令人安心的正常化迹象——多数大型企业已报告重新开工,很多当地员工也已返岗——但严峻的风险依然存在。这包括,国内和国际出行恢复可能导致新感染病例再度增加。即使中国不出现新一轮爆发,当前的流行病正引发经济风险。例如,随着更多国家面临疫情爆发、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消费者和企业可能保持谨慎,在中国经济恢复运转之际,这将抑制全球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因此,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将必须做好准备,在必要情况下为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提供支持。考虑到疫情爆发的全球性,上述很多措施若能进行国际协调将取得最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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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ge Berge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代表团团长和亚太部主任助理。他也是柏林自由大学货币经济学的兼职教授。他曾在德国慕尼黑求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和任教资格。此前,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John Foster Dulles访问讲师,作为研究主任帮助协调位于慕尼黑的CESifo网络,并担任柏林自由大学的正(终身)教授。

Kenneth Kang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负责东北亚国家的研究工作,包括中国、香港、韩国和蒙古。此前,他曾就多国开展国别工作,包括意大利、日本、荷兰及欧元区,2003-2006年担任基金组织驻韩国代表。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和耶鲁大学理学学士学位。

李昌镛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主任。在加入基金组织之前,李昌镛博士曾任亚洲开发银行(ADB)首席经济学家。他曾担任ADB经济与发展趋势问题的首席发言人,并负责经济与研究部的管理工作。李昌镛博士曾担任韩国二十国集团峰会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在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任职之前,李昌镛博士是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罗切斯特大学助理教授。他经常积极为韩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包括总统办公室、财政经济部、韩国央行、韩国证券集中托管公司和韩国发展研究所等。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宏观经济、金融经济学以及韩国经济,在这些领域发表了很多论文。李昌镛博士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本科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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