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的数字普惠金融

(图片:ijeab/iStock by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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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日

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可能彻底改变数字金融服务。移动货币、金融科技服务和网上银行的发展可以使低收入家庭和小企业受益匪浅。数字金融服务带来的普惠金融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尽管疫情会增加对这些服务的使用,但对于该行业规模较小的参与者,疫情也给其成长带来挑战,并突显了市场参与者利用数字基础设施渠道不平等的问题。需要采取一些行动来确保最大程度地促进未来的金融普惠性。向数字金融服务的转变在疫情开始之前就已经在帮助社会推进普惠金融,许多通常无法利用传统金融机构的低收入家庭和小企业因此受益。封锁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正在加速推进 数字金融服务的使用,正如2003年SARS疫情促使中国加快启动数字支付和电子商务

许多国家(例如,利比里亚、加纳、肯尼亚、科威特、缅甸、巴拉圭和葡萄牙)正在采取措施支持这一转变,包括降低费用以及提高移动货币交易限额。

非洲和亚洲走在前面

在一项新研究中,我们引入了数字金融普惠指数,用于衡量52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展。


我们发现,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数字化提高了金融普惠程度,即使传统银行服务带来的金融普惠性正在下降。从那以后,这方面可能已经取得来临了更大进展。

非洲和亚洲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各国之间差异很大。在非洲,加纳、肯尼亚和乌干达是领先者。相比之下,中东和拉丁美洲对数字金融服务的使用往往更为有限。在智利和巴拿马等一些国家,这可能是因为银行渗透程度相对较高。

在大多数国家,随着企业积累用户数据并开发新的方法将其用于信用可靠性分析,数字支付服务正在向数字借贷发展。2015年至2017年,使用数字平台直接连接贷款人与借款人的市场借贷的价值翻了一番。市场借贷的业务虽然到目前为止集中在中国、英国和美国,但它似乎在世界其他地区(例如肯尼亚和印度)也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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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之外的好处

金融包容性有利于经济和整个社会。之前的研究发现,将传统的金融服务扩大到低收入家庭和小企业的同时会伴随着经济增长加快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我们的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也将带来更高的GDP增长。

在COVID-19疫情封锁期间, 数字金融服务使政府能够为“难以触及”的个人和企业提供快速、安全的金融支持如纳米比亚、秘鲁、赞比亚和乌干达的情况所示。这将有助于缓解经济影响,并可能增强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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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任务

COVID疫情结束之后,为了充分开发数字金融服务的巨大潜力,需要考虑许多因素。为实现 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复苏 ,需要促进平等使用数字基础设施(电力、移动和互联网覆盖以及数字身份证),提高金融和数字素养以及避免数据偏误。

我们与70多个利益相关方(金融科技公司、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和银行)开展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监管机构需要跟上金融科技的快速技术变革,以确保消费者和数据保护、网络安全以及跨用户和跨国界的互操作性。金融科技企业还表示,“编码员”(软件开发者和程序员)在全球范围内短缺。

同时,必须确保金融科技领域保持足够的竞争性,以最大程度地从数字金融服务中获益。COVID-19危机为该行业带来了潜在的好处,但也给小型金融科技企业带来了挑战:资金紧缩,不良贷款增加,交易和信贷需求下降。自封锁措施开始实施以来,一些企业停止了新贷款。初创企业的广泛整合和缩减将导致该部门的集中度提高,并可能损害包容性。 为了公众的利益,需要加快建立大型金融科技企业的治理框架

疫情显示,金融服务进一步数字化的趋势将持续下去。为了建设具有包容性的社会,并解决当前危机期间和之后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全球和各国领导人必须弥合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数字鸿沟,以充分利用数字金融服务带来的好处。这意味着要在促进金融创新和应对风险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这些风险包括消费者保护不足、缺乏金融和数字知识、利用数字基础设施的渠道不平等,以及需要在国家层面解决的数据偏误问题。另外,还需通过国际协议和信息共享来解决洗钱和网络风险,包括通过反托拉斯法来确保充分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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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ric Eriksson von Allmen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助理主任以及宏观金融监督和检查处处长。他领导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度尼西亚的2018年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和对新加坡的2019年FSAP。他五年前加入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之前任西半球部处长,领导对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工作,再之前任战略、政策及检查部处长。

Purva Khera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的经济学家。她曾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巴西和意大利的金融部门评估工作。她之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从事对印度和不丹的工作。她的研究兴趣和论文主要侧重于劳动力市场、非正规经济、宏观-金融联系、金融包容性、性别经济学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她拥有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和硕士学位以及德里大学圣史蒂芬学院的经济学学士学位。

Sumiko Ogawa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的高级经济学家。她在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从事对印度和白俄罗斯的工作,曾担任对泰国2019年金融部门评估规划的代表团副团长。她之前是西半球部经济学家,从事对加勒比和南美国家的工作。在2009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她曾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地区代表处以及东京美林和摩根大通公司。她拥有东京大学的硕士学位。

Ratna Sahay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副主任。她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部、财务部、亚洲、欧洲、中东和西半球部工作,牵头开展重要的分析和政策项目,并数次率领代表团赴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工作。Sahay女士在重要期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内容涉及金融市场溢出效应与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财政政策与债务可持续性以及转型经济体等。她曾在德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执教,拥有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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