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绿色的未来始于向煤炭替代品的转变

(图片:Adnan Abidi/Reuters/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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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8日

随着世界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煤炭消费量预计将在疫情期间急剧下降的基础上出现回升。

新兴市场的煤炭需求依然强劲,这有助于拉动其经济发展。然而,为构建更加可持续的未来,很多国家已采取措施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尤其是对煤炭的依赖。事实证明,上述国家面临的障碍在现实中很难克服,尤其是因为煤炭行业工人以此维持生计,但正确的政策手段可以有所帮助。

在经济活动恢复正常的过程中,绿色投资和技术进步有助于限制煤炭用量反弹,加快向清洁能源的转型。设计完善的政策能帮助煤矿工人和其他依靠煤炭行业谋生的劳动者,降低其就业转型难度。

回顾历史

煤炭是造成当地污染和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占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44%。用煤炭发热或发电的碳排放强度是天然气的2.2倍,即为生成等量能源,煤炭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是天然气的两倍多。燃煤热电厂会向空气、河流、溪流和湖泊中排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汞。这些排放物不仅会导致环境恶化,而且有长期证据表明,它们对人体健康有害——英国政府的医疗报告估计,由煤炭燃烧和柴油废气引发的伦敦1952年大雾霾,直接导致了4000人丧生。

煤炭消费量与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存在密切关联,中等收入国家一般对煤炭的依赖性最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发达经济体对煤炭的依赖程度快速增加。然而,随着国民收入继续增加,煤炭慢慢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更高效、便捷和污染更少的燃料,例如石油、核能、天然气以及(近年的)可再生能源。

20世纪70年代,世界煤炭用量减少的趋势中断,而后一定程度上出现反弹,主要由于以下三个因素:(1)关于能源安全的担忧;(2)电气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及(3)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多发达经济体,电力需求增加导致发电用煤的需求出现反弹,同时,这些国家为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重新使用煤炭。世纪之交,发达经济体的煤炭用量再度减少,但这被新兴市场飙升的需求所抵消。

目前,新兴市场占全球煤炭消耗的76.8%,其中中国约占一半。发电占煤炭使用量的72.8%,工业用途(例如用于生产钢铁的焦煤)占比为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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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淘汰煤炭的障碍

淘汰煤炭一般需要数十年时间。英国花了46年的时间才将煤炭消耗量从20世纪70年代的峰值水平降低90%。1971-2017年,一系列国家的年度煤炭用量只减少了2.3%。按这一速度,从消耗峰值年份起,彻底淘汰煤炭需要43年。

淘汰煤炭的困难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工业用煤集中在新兴市场,很难被其他能源替代。氢能技术为钢铁生产提供了环保机会,但由于碳定价机制不够健全,当前的激励作用比较薄弱。

第二,燃煤电厂是长期资产,最短设计寿命为30-40年。一旦建成,燃煤电厂就会持续运转,除非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发生重大变化,或政策制定者实施干预。

第三,淘汰煤炭通常意味着,国内采矿行业及其工人将会遭受损失。在主要煤炭消费国(例如中国和印度),强大的国内采矿利益集团可能会使问题复杂化,推迟煤炭淘汰进程。在美国,燃料消费从煤炭向天然气的快速转变,导致煤矿就业人数减少,采煤企业破产数量创下历史新高,以及采煤企业股价急剧下跌。在一些产煤国,类似的转型可能危及到金融稳定,因为银行对废弃煤矿和发电厂(所谓的“搁浅资产”)的投资将会蒙受损失。从人的因素来看,煤矿工人和其他从业者对该行业有着悠久而自豪的传统,因而很难放弃这种生活方式。

淘汰煤炭的可行性

特定的市场环境和政策手段有助于克服淘汰煤炭的障碍。实施更严格的环境政策、碳税以及提供可负担的能源替代品至关重要。例如在2013-2018年,英国实施了碳定价制度,将本国对煤炭的依赖程度降低了12.4个百分点。 2005-2010 年,西班牙政府发放补贴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帮助降低了对煤炭的依赖性,尽管一些临时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在美国,对煤炭的依赖程度小幅下降是由市场力量推动的,因为页岩气革命压低了天然气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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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支持淘汰煤炭的其他政策时,我们需要提出并回答很多棘手的问题。对于煤矿工人以及其他依靠煤炭行业谋生的劳动者,我们需要也理应为其面临的潜在生活破坏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案。当局需要出台其他支持性政策,降低就业转型难度;可通过鼓励其他行业发展,避免社区空心化以及颠覆家庭生活。

对于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国际社会可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例如,建设可容纳间歇式能源的电网所需的技术,如风能和太阳能),并限制对新燃煤电厂的融资(至少在有替代发电方式的国家进行限制)。更清洁的替代能源(如天然气)也有助于帮助各国度过能源转型,并构建更绿色的未来。碳捕获和存储技术可有效缓解对煤炭的依赖并促进转型,但与太阳能和风能等其他低碳能源相比,目前该技术的成本竞争力还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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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Bogmans 是IMF研究部(大宗商品组)经济学家。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环境和能源经济学以及国际贸易,重点关注贸易、自然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加入IMF之前,他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担任讲师(助理教授)。他拥有蒂尔堡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Claire Mengyi Li 是IMF研究部的研究员。她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硕士学位。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能源经济学、经济增长、粮食安全以及环境经济学。她负责监测大宗商品市场走势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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