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资本流动——综合方法

 (图片:Jirawut Seepukdee/iStock by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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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9日

为了持续协助各国管理波动不定的跨境资本流动,IMF开展了一项重要工作,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分析性宏观经济框架,指导各国采取适当的应对政策。这项工作反映了我们对宏观经济政策思考的变化。我们对“IMF关于放开和管理资本流动的机构观点”(当前指导IMF对成员国政策的建议和评估)即将开展的审查将考虑上述工作。

国际资本流动能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好处,但也会带来或放大冲击。对于许多开放经济体的决策者而言,这种双重影响长期以来一直构成挑战。

面对资本流动的波动不定,灵活的汇率可以起到吸收冲击的有益作用,但这种机制并不总能使一国免受冲击,特别是在利用全球资本市场筹资的渠道受阻或市场深度有限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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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方法

在应对资本流动问题时,许多政策制定者会搭配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来补充利率政策。这些工具包括宏观审慎措施、外汇干预以及资本流动管理措施。

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些不同的方法也得以采用,但各国的应对措施存在显著差异。

尽管各种工具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框架来指导这些工具的统一使用。

运用多重工具实现稳定

一份新的研究文章“建立综合政策框架(IPF)”开始填补这一缺口。这篇文章利用从一些新模型得到的分析结论以及实证工作和案例研究,为使用多重工具实现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提出了一个连贯一致的框架。

我们的分析显示,对于资本流动波动问题,既没有普遍适用的应对方法,也并非所有政策都同等有效。最理想的政策取决于冲击的性质和一国的国情。例如,金融市场欠发达、外币债务高企的国家,其适当的应对政策可能不同于那些资产负债表上没有外币错配的国家,或那些可以依赖更健全(有深度和流动性)市场的国家。

一般来说,在汇率灵活、市场深入、具有持续市场融资渠道的国家,完全通过汇率调整应对冲击仍是适当的做法。然而,如果一国存在某些脆弱性,例如,市场不健全,实行美元化,或通胀预期未能得到有效锚定,虽然灵活的汇率仍能带来显著的好处,但其他工具也能发挥有益的作用。特别是,宏观审慎措施、外汇干预和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可以加强货币政策自主性,使货币政策能够充分侧重于控制通胀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同样的工具(包括针对资本流入采取的、在冲击发生之前实施的预防性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也有助于降低金融稳定风险。

我们的研究结果不支持滥用有关工具。特别是,IPF工具不应用于维持高估或低估的汇率。另外,IPF工具虽然有助于应对冲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无法完全克服相关脆弱性。因此,它们不能取代一国所拥有的健全的市场、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和强健的机构。促进市场和机构发展的工作对于补充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仍然十分重要。

需要额外的措施

各种工具何时应当使用,何时不应使用,它们的联合运用如何能实现更好的结果,新的框架对于分析这些问题取得了重要进展。IMF工作人员正在重点开展以下几个领域的工作,以完成相关分析:

长期影响。需要在IPF工具的好处与潜在成本(如市场发展减缓,风险承担行为增加)之间取得平衡。这些工具是为了克服某些脆弱性,但对某些工具的长期依赖可能导致这些脆弱性持久存在下去。例如,持续的干预可能形成对未来汇率走势的(错误)安全感,导致企业或家庭借入更多外币债务,从而加剧资产负债表脆弱性。

财政方面。尽管财政政策本身在管理资本流动方面往往不如IPF工具合适,但财政态势和公共债务水平影响一国易受冲击的程度,我们将进一步扩展研究模型,以便更加深入地分析不同财政政策与IPF工具之间的相互作用。

多边问题。一国的最优政策组合还取决于其他国家和全球性机构的行动。IPF工具的使用可能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如果它们能改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并促进贸易发展。但也可能出现负面的溢出效应。例如,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可能导致资本流向其他国家,在这些国家,资本流动可能导致货币高估和经济过热。

保障措施和衡量指标。在IPF框架中,有关工具旨在实现明确界定的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目标。但在实践中,这些工具可能被错误使用,用于支持低估或高估的汇率,取代必要的宏观经济调整,或阻碍价格发现和竞争。为了区分IPF工具的适当和不当使用,需要开发评估其使用情况的适当指标。

IMF今后将继续推进上述各领域的工作,为面临资本流动波动的国家提供更好的政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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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ias Adrian 是IMF金融顾问兼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任职期间,他领导开展了IMF关于金融部门监督、货币和宏观审慎政策、金融监管、债务管理以及资本市场的工作。他还负责监督IMF成员国的能力建设工作。在加入IMF之前,他曾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高级副总裁及研究和统计部副主任。

阿德里安先生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在包括《美国经济评论》、《金融杂志》、《金融经济学期刊》、《金融研究评论》等经济金融期刊上发表多篇文章。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伦敦经济学院硕士学位、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理学硕士学位、巴黎第九大学硕士学位。他在德国巴特洪堡的洪堡中学获得文理高中文凭。

Gita Gopinath 是IMF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在从事公共服务之前,她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国际研究和经济学John Zwaanstra教授。

Gopinath女士的研究重点是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曾在诸多顶级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她撰写了大量关于汇率、贸易和投资、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债务和新兴市场危机的研究文章。

她是当前版本《国际经济手册》的联合编辑,之前担任《美国经济评论》的联合编辑和《经济研究评论》的主编。此前,她还担任国家经济研究局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项目的联合负责人,波士顿联储访问学者,以及纽联储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2016至2018年,她担任喀拉拉邦首席部长的经济顾问。她还担任印度财政部二十国集团事务名人顾问小组成员。

Gopinath女士曾当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以及计量经济学会院士,获得华盛顿大学杰出校友奖。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提名她为全球杰出思想家;2014年,她被评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5岁以下最杰出的25位经济学家之一;2011年,被世界经济论坛选为全球青年领袖。印度政府授予她海外印裔的最高殊荣——萨满奖(Pravasi Bharatiya Samman)。2005年担任哈佛大学教职前,她在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

Gopinath女士出生于印度。她是美国公民及印度海外公民。她于200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前,她分别获得德里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以及德里经济学院和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Ceyla Pazarbasioglu 是IMF战略、政策及检查部主任。在担任该职务期间,她牵头开展了IMF战略方向的相关工作,以及IMF政策的设计、实施和评估。她还负责IMF与其他国际机构(如二十国集团和联合国)的往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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