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各国复苏进程不同:历史不决定命运

(图片:vinhdav by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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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24日

亚洲各经济体的经济形势比预想的要好。在IMF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中,我们调整了2020年的增长预测。相比去年10月的预测,亚洲增长率上调了0.7个百分点,目前预计2020年将收缩1.5%。就地区层面看,亚洲地区的增长前景好于世界其他地区。带动亚洲地区增长前景改善的主要因素是,该地区的发达经济体和一些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增长表现好于预期。

第四季度的增长结果以及工业、贸易和零售活动的高频经济指标显示,经济复苏在增强。预计亚洲地区的产出在2021年将增长7.3%,2022年将增长5.3%,但即使实现这样的增长,疫情造成的产出损失也将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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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数字掩盖了各经济体产出损失的巨大差异。中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省的产出损失接近零,菲律宾的产出损失超过20个百点,东帝汶则高达30个百分点。对于太平洋岛国和亚洲地区的其他低收入国家,这种分化尤其严重。在这些国家,人们的生命和生计依赖更多的国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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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一分化趋势

对比IMF在疫情前(2019年10月)做出的预测与当前对2020年、2021年和2022年的累计GDP增长预测(这三年分别是疫情造成冲击的一年、经济复苏的一年以及预计实现群体免疫的一年),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分化趋势。根据我们的近期研究以及各国的经历,这种显著差异有四个主要原因。

卫生因素,例如防疫措施的有效性以及疾病带来的生命损失。 澳大利亚和越南等国及早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这对于减缓疫情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能确保医疗系统不会不堪重负,减少了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从而为经济复苏奠定基础。中国和韩国等国在疫情趋于稳定并建立了强有力的检测和追踪制度之后才放松防疫措施,这对于增强信心并为经济活动的更强劲反弹和医疗卫生结果的改善铺平道路发挥了关键作用。

政策支持的规模和有效性。 一些国家(特别是日本和新西兰等国)提供了大规模货币和财政支持,这些措施帮助缓解了疫情防疫措施造成的经济影响,促进了经济活动的恢复。针对最脆弱家庭的财政措施(例如,韩国消费券以及澳大利亚对临时工的现金转移支付)也向封锁期间无法离家外出工作的工人提供了收入支持,减少了感染人数,为更快的中期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各国的经济结构,包括对旅游业和接触密集型服务行业的依赖程度。 防疫措施对所有部门都造成了冲击,但旅游业所受影响最为严重。鉴于旅游业的就业构成,非正式和移民工人、特别是妇女和年轻人因就业机会减少和无法获得社会保障而受到了尤其严重的影响。这些措施对于太平洋岛国和其他高度依赖旅游业的国家(如柬埔寨、菲律宾和泰国)尤为重要。

其他结构性因素(如非正式经济)加剧了封锁措施的经济影响并阻碍了复苏。 在菲律宾,经济活动高度集中于马尼拉大都市区,交通基础设施薄弱,医疗卫生部门能力不足,贫困现象显著,非正式经济活动所占比例很高,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大幅增加了防疫措施的实施难度,给政府向最脆弱群体提供定向支持的能力带来挑战。

未来的道路

亚洲各国去年不同的经济复苏表现已经成为历史,不会决定今后的命运。展望未来,四个政策重点将有助于塑造更美好的未来。

  • 确保在各个国家广泛提供疫苗,结束这场疫情。 迅速分发疫苗和提供有效疗法是促进消费、投资和就业复苏的关键,企业因预期需求上升而启动招聘并扩大产能。为此,在融资、物流和管理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对于解决复苏进程分化和缩小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至关重要。
  • 应继续采取政策措施支持受影响的工人和企业,直至复苏企稳并有迹象显示国内私人需求实现持久复苏。鉴于不确定性很高,各国还需放缓取消政策支持的步伐,同时对债务可持续性和金融部门风险保持警惕。
  • 经济转型。 随着防疫措施的放松,刺激私人部门需求的政策很可能会变得更加有效,并可以取代广泛的部门支持。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建设更为绿色、更加包容、更具韧性的数字经济必须成为首要任务。为了促进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应实施“跳板”政策,如就业咨询和再培训,以保护最脆弱的群体。
  • 为扭转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迫切需要国际社会提供资金支持。许多低收入国家(包括太平洋岛国)受到危机的冲击尤其严重,其政策应对空间有限,在可预见的将来需要资金援助。通过二十国集团“共同框架”开展的全球合作有助于为各国重组不可持续债务和恢复增长铺平道路。

亚太地区首先经历了危机,很多经济体也率先从危机中复苏。的确,一些亚洲国家被公认为对这次疫情做出了非常有效的应对。但产出仍遭受了空前损失,并且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以及年轻人和妇女就业机会的减少表明,疫情很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的创伤效应。所有这些都表明,在未来一段时期,政策领导作用依然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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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han D. Ostry 是IMF研究部副主任,并担任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近期内他承担的职责包括领导工作人员小组开展以下工作:IMF-金融稳定理事会关于全球系统性宏观-金融风险开展的早期预警演习;针对发达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脆弱性分析;多边汇率监督,包括IMF汇率问题咨询组(CGER)和外部均衡评估(EBA)方面的工作;国际金融架构和IMF贷款工具改革;资本账户管理(资本管制措施和管理资本流入的审慎工具)和金融全球化问题;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以及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过去从事的工作包括,领导所在处室编制IMF多边监督旗舰刊物《世界经济展望》,并领导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新加坡国别工作组。Ostry先生还撰写了多部有关国际宏观政策问题的著作,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他最近的著作包括 《平息资本流动之潮》(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7年)以及《应对不平等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8年)。他的研究被纸质和电子媒介广泛引用,包括英国广播公司、《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商业周刊》和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他在不平等和不可持续增长方面开展的研究被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讲话中引用。He earned his B.A.他18岁时以优异成绩从从加拿大皇后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从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并于1984年从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88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于2003年入选经济学家名人录。

Davide Furceri 是IMF亚洲及太平洋部地区研究处的副处长。他此前曾在IMF研究部以及中东和中亚部工作。在加入IMF之前,他曾是欧洲中央银行财政政策处以及经合组织经济部宏观经济分析处的经济学家。他在核心学术和政策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主题涉及宏观经济、公共财政、国际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改革等众多领域。他的研究被印刷和电子媒介广泛引用,包括《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商业周刊》。他拥有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Anthony C.K.Tan 是IMF亚洲及太平洋部地区研究处的高级经济学家,从东盟和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借调到IMF工作。他在宏观经济学、政策分析和国际合作方面拥有广泛的经验。在来IMF工作之前,他主要负责AMRO成员国的地区监督,侧重于新兴经济体。他曾在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经济部工作,负责国内宏观和对外部门监督问题。Tan先生拥有马来西亚大学的荣誉理学硕士学位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荣誉学士学位。他的研究成果已由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一桥大学经济杂志》、东南亚各国中央银行、AMRO和IMF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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