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如何助推亚洲的经济复苏

(图片: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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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9日

重启贸易自由化能带动经济持久增长,并尽可能减轻疫情带来的长期创伤

贸易历来是亚洲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强大驱动力,但近年来,各方减少贸易壁垒的势头有所放缓。

尽管亚洲贸易活动的关税壁垒总体较低,但一项非关税壁垒的新指标显示,许多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非关税壁垒依然很高。不同于关税,这些非关税壁垒包括会引起摩擦的政策,如许可证要求,或是针对贸易、支付或汇兑的限制措施。

IMF《亚太地区经济展望》中详细阐述的一项近期研究指出,降低非关税壁垒可使该地区GDP增长约1.6%,这可能弥补疫情的预期长期创伤影响的四分之一左右。IMF预测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2024年的GDP将比危机前的趋势值低6%,相当于每年减少约1万亿美元——鉴于此,上述研究结果的意义更加深远。

贸易壁垒

为了更好理解,不妨考虑该地区跨境贸易活动的历史。近几十年来,亚洲GDP的强劲增长都伴随着贸易开放指标的稳步上升——例如,这些指标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与GDP之比,以及上升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然而,近年来贸易开放进程已经停滞,这表明亚洲传统的增长引擎甚至在疫情暴发前就已开始放缓。

与此同时,改革进程也有所放缓。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亚洲的平均关税已从超过50%大幅降至个位数,因而几乎没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但关税并非问题的全部。长期以来,非关税壁垒一直被视为贸易面临的重大阻碍,但由于数据有限,要开展具体分析一直都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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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克服这一制约因素,一份即将发表的IMF工作论文编制了一个关于贸易限制措施的综合指标,其涵盖159个经济体,最早可追溯至1949年。该指标使用了IMF《汇兑安排和汇兑限制年报》中关于贸易壁垒的详细数据。它反映了多种贸易壁垒,如许可证要求,以及外汇业务所需的文件等。

该指标显示,与过去半个世纪关税大幅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关税壁垒的降幅较小,且始终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20世纪60年代至1995年,亚洲的非关税壁垒从接近20的最高水平下降至15附近,但此后几乎保持不变。

开放贸易的好处

低收入国家(如尼泊尔、孟加拉国和缅甸)的非关税壁垒指数往往特别高,而中国、印度等大型新兴经济体也有改革的空间。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指数也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实证分析表明,降低非关税壁垒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非关税壁垒指标的大幅下降(类似20世纪90年代初斯里兰卡取消其出口许可、融资和文件要求的做法),可在短期内使GDP增加约1%;五年后,GDP将多增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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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消除非关税壁垒带来的改善来源于投资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升,而非直接通过净出口的扩大实现。这突显了贸易自由化如何通过多渠道取得进展,带来了包括专业化、技术转让、资源向更高效企业重新配置等好处。

疫苗接种有助于推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而政策制定者必须重点推行经济改革,以支持经济增长,尽可能降低危机带来的长期创伤效应 ——这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尤为如此。这包括出台政策扭转疫情对劳动者教育和技能水平的不利影响,以及实施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改革。

我们的研究说明了降低国际贸易成本能如何提供帮助:

降低商品贸易壁垒:许多亚洲经济体要求进出口需要获得许可证,开展外汇业务需提供大量的文件,或是限制外汇的使用。消除这些壁垒可以缩短行政管理带来的时滞,并降低国际交易成本。

减少对服务贸易的限制:非实体货物的交易(如旅行、航运和咨询、国际转账等)有很大空间放松限制措施,正如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所采取的措施。随着服务贸易更快增长,此类改革可能在未来数年中带来更大收益。

尽管降低贸易壁垒有助于在中期提振产出,但其也可能带来不利的分配后果。与改革相关的资源重新配置会造就赢家和输家,既有的富人群体往往受益更多。因此,在推行贸易改革的同时,必须出台政策以减轻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包括为受打击最严重的群体提供资金支持,开展再培训计划以帮助工人再就业。

考虑到未来数年内各经济体将长期面临疫情的影响,因此再度推动国际贸易开放的前景广阔,值得探索。消除疫情的长期创伤影响是一项重点工作,而我们的研究显示:降低贸易壁垒将帮助亚洲重启增长引擎。

即将发表的工作论文《进一步探讨总体贸易限制的计量及其经济影响》介绍了上述的贸易限制指数。该论文的作者是Julia Estefania-Flores、Davide Furceri、Swarnali A. Hannan、Jonathan D. Ostry和Andrew K. R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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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yan Deb 现任IMF亚太部地区监督处经济学家和缅甸国别经济学家。在此之前,他曾任职于IMF战略、政策及检查部,负责IMF贷款和监督政策、新兴市场问题、宏观金融溢出效应以及应对外部冲击的政策框架。他还曾参与IMF对蒙古贷款安排工作组,并从事多个国家的监督工作,包括中国、爱沙尼亚、芬兰、拉脱维亚和沙特阿拉伯。他曾撰写《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和《地区经济展望》的分析章节,为多边监督工作作出了贡献。在加入IMF之前,他曾在英格兰银行从事宏观审慎政策和银行监管方面的工作。他拥有伦敦政经学院的金融学博士学位。

Julia Estefania Flores 现任IMF亚太部研究分析员,此前曾任职于研究部。她的工作主要关注贸易限制措施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就预测的准确性开展量化研究,以及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在加入IMF之前,她曾在西班牙央行担任研究助理,并担任欧央行国际关系委员会IMF事务工作组的成员。她拥有卡米亚斯大主教大学国际关系的硕士学位(主攻国际经济学方向),以及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的政治科学与社会学双学位。她的研究方向包括国际贸易、发展问题、经济增长和政治经济学。

Siddharth Kothari 现任IMF亚太部经济学家,负责澳大利亚国别工作以及地区研究处更广泛的地区发展工作。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发展问题。他拥有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Nour Tawk 现任IMF亚太部经济学家,在地区研究处负责地区发展工作,并参与《地区经济展望》的撰写工作。她也是负责马来西亚国别研究工作的经济学家。此前,她曾在货币与资本市场部担任经济学家,参与《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的撰写工作,并曾参与意大利和日本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工作组。她的研究方向包括新兴市场经济体对资本流动的政策应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以及双边汇率的系统性差异。她拥有东京庆应义塾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