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的意外回升就像一记耳光，其告诉我们关于经济政策的共识看法是错误的，需要改变。幸运的是，我们所需的“新”想法已经得到充分检验，随时可以拿来用。
当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就会发生通胀。需求的来源不难找到：为应对疫情造成的混乱，美国政府向个人和企业发放了约5万亿美元的支票，其中3万亿美元是新印的钞票，而且没有偿还计划。其他国家也实施了类似的财政扩张，通胀也相应上升。供给问题更具争议性。疫情期间，供给确实收缩了。但在疫情基本结束之后，通胀飙升，许多“供给冲击”行业的产量与以前一样多，但无法跟上需求。
但通胀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宽松财政或货币政策导致的需求上涨引起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供给减少引起的，对我们应该吸取的基本经验教训来说并不重要。通胀迫使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供给”，即经济的生产能力，比多数人之前认为的要有限得多。2010年代经常提到的一些说法——“长期停滞”、“现代货币理论”、“刺激”——宣称只要政府借入或印制大量货币并分发出去，就能实现繁荣。这些说法现在被扔进了垃圾箱。你们要求这样做。我们尝试了。出现了通胀，而不是繁荣。
在供给受限的经济中，为了促进增长，需要以供给为导向的政策，而不是刺激措施。“工作”现在是一种成本，而不是收益。美国当前失业率为3.7%，那些仅仅为了使人有事可做而开办的项目雇佣的每个人都没有在做更重要的事情。有关法规使得住房建造成本过高、过于耗时。一个连贯的移民制度带来了工作、生产和纳税的人。我们需要公共基础设施，但其成本高得惊人，我们再也负担不起。关税迫使我们为外国生产得更好的产品多付钱，这只是对经济的消耗。政策关注的是谁得到什么，而现在必须把重点放在激励措施上，这是增长的关键。
经济停滞的毒瘤
停滞是我们这个时代悄悄潜伏着的经济毒瘤。2000年后，美国的经济增速下降了一半。欧洲和英国的经济停滞更为严重。按人均衡量，意大利经济自2007年以来一直没有增长。重振长期增长的重要性超过了任何其他政策，只有供给、效率、生产率和激励导向的政策才能恢复长期增长。
“储蓄过剩”或“安全资产短缺”等时髦术语同样证明了对政府债务需求无限的观点是错误的。美国、英国和欧洲似乎能够借到相当于GDP100%的债务。债务增加会导致利率上升、借款困难和通货膨胀，因为人们试图花掉额外的债务，而不是把它当作一项好的投资来持有。
从现在开始，政府必须支出资金，就好像它们必须通过提高税收来偿付一样，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它们是得这样。在基本赤字永远处于GDP5%-10%的情况下，债务将平静地增长到GDP200%的预测根本不会发生。更糟糕的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应对冲击的财政能力。如果说疫情期间提供的5万亿美元资金超过了人们将持有的债务，引起了通胀，那么应对下次危机的10万亿美元将面临更大的麻烦。
我们的左翼人士希望将数万亿美元花在成本效益低的气候补贴上，例如由工会劳工使用美国的零部件在美国制造超大型电动汽车。我们的右翼人士希望在产业保护和产业补贴上花费数万亿美元，徒劳地（并且是不明智地）寻求恢复1950年代的制造业。产业政策对芯片的影响就像《琼斯法案》（1920年《商船法》）对航运的影响一样。既然钱不再是免费的，我们只能真正有效地支出。
通胀的教训
当前的通胀给货币和金融政策带来两大深刻的教训。首先，央行不能完全控制通胀。控制通胀也需要财政廉洁。其次，大规模的财政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是金融救助，包括对财政部、市政和企业债务、货币市场基金、航空公司等的支持。多德-弗兰克（Dodd-Frank）金融改革的“不再救助”的核心承诺未能实现。在我看来，再颁布十万条法规，同样会失败，唯一答案是股权融资银行业的简单经典构想。
这些似乎是老旧的想法。那很好。经济学的进步从来都不是来自这样一些守旧派，他们敦促往锅里扔进新原料——比如，“更多地关心民众”、“加上心理学”、“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融入“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或“非正统”的想法——搅拌一下，然后指望煮出一碗可消化的汤。经济学的进步总是来自对问题的解答，耐心地研究，用经验进行验证，并且将现实简化为可操作的因果陈述。经济政策的制定受到太多权威人士的影响，他们涌向华盛顿，要求数万亿美元的支出并对民众事务进行无尽干预，这些都基于一堆不成熟的新想法。经济政策应该依赖于经过充分检验的理念。 当经济学家试图提供一些表面上有新意的想法来满足政治要求时，他们是在散播糟糕的经济学和糟糕的政治。而且，在我们看来陈旧的东西也可能显得新奇。亚当·斯密250年前的思想对大多数政界人士来说仍然是新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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