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既手握未来增长的缰绳，又持有多边主义未来的关键

随着发达经济体日益采取内顾型政的策，新兴市场将在抵御全球经济割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伴随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程度的提高和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它们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在全球经济中地位也日益提高。它们不仅在全球经济舞台上永久占据一席之地，还有望成为多边主义的天然拥护者。

考虑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全球影响力已经壮大，依然使用“新兴市场”这一概念可能显得有些不寻常。直到1980年，IMF还曾将经济体分为两类：一小部分“成熟”、富有、资本充足的“工业国家”，以及占大多数的“仍在增长”、较贫穷、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1981年，国际金融公司一名积极进取的员工安托万·范·阿格特梅尔（Antoine van Agtmael）提出了“新兴市场”一词，以期激发市场对一款新的股权基金的投资兴趣，该基金投资于10个正展露潜力的发展中经济体。

这一标签使人想到活力、潜力和希望，它被沿用至今。它催生了独特的资产类别和众多指数，例如1988年推出的MSCI新兴市场指数和1991年推出的摩根大通新兴市场债券指数。它们让投资者们熟悉了全球经济中的这些新兴力量——这些经济体经历了成长之痛和外部冲击，遭受过货币危机、金融危机蔓延、资本流动骤停，也实现了增长的加速。

然而，随着许多新兴市场全球影响力的增加，以及其政策更加可信、精妙，它们正逐渐远离“新兴市场”这一术语及其对应的刻板印象。这不禁引人发问：这些经济体能够最终“新兴”起来，靠的是什么？ 这对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有何影响？

更大的全球影响力

对新兴市场的看法难免植根于它们起初时的经济政治状况——在这方面，它们不仅曾相对动荡，且这些动荡也是在更近期发生的。新兴市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曾经历过一段动荡时期，而自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新兴市场便进入了一段显著的增长期，直至全球金融危机来临。中国的发展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开启了一轮大宗商品超级周期，这提振了全球经济活动，为出口大宗商品的新兴市场带来了大量财富。

但在2010年之后，新兴市场、尤其是大宗商品出口国的形势发生了逆转。仅就中国而言，2010年至2019年间，其GDP年增速放缓了4.6个百分点，预计到2029年，增速将放缓至略高于3%。使情况雪上加霜的还有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冲击、新的冲突、大宗商品的价格冲击、全球资本紧缩，以及地缘政治紧张的加剧。

然而，新兴市场不再像曾经那般被全球发展的浪潮所裹挟。恰恰相反，IMF近期的研究突出显示，不论是在本地区还是全球范围内，新兴市场的影响力都在扩大。这些经济体的国内冲击给全球增长带来的溢出效应不仅在过去二十年中有所上升，而且现在已与发达经济体的水平相当。

因此，在全球增长方面——不论是推动增长创下新高，还是拖累增速降至谷底，新兴市场无疑都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去年，二十国集团（G20）新兴市场成员国贡献了全球近三分之二的增长。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中期增长前景下降了将近2个百分点，其中超过一半缘于这些经济体黯淡的增长前景。而这一比重很可能只会上升。

此外，虽然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持续增长，新兴市场对其前景的依赖程度正在不断降低。新兴市场近期呈现出的韧性可以归结为其基本面的整体改善——例如，经常账户差额改善、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减少和外汇储备的增加——以及更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框架。此外，气候转型凸显出铜和镍等关键矿产的供需缺口，而贸易割裂和疫情后各国实施的多元化策略意味着新兴市场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将上升。

向发达经济体趋同

新兴市场不断扩大自己的全球影响力，增加本国人民的收入和财富，但除少数新兴市场成功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外，大多数新兴市场距此仍遥遥无期。作为一个新兴市场，意味着其既不知道何时才能真正完成“新兴”的过程，又意味着其在全球舞台上多多少少遭到了轻视。

IMF在1997年5月《世界经济展望》中将“发达经济体”（advanced economy）添加到其词典中。它将东亚的四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以色列与当时已有的23个“工业化国家”归为一类，其依据是这些经济体大致拥有相似的人均收入水平、发达的金融市场、高度的金融中介活动、多样化的经济结构（包括相对庞大且增长迅速的服务业），以及不断下降的制造业就业比例。自那以后，只有13个经济体加入了这一行列——而在它们之中，除澳门特别行政区和波多黎各外，其余全部来自欧洲，而发达经济体这个群体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也从75%下降到了60%。

这些国家是如何跻身发达经济体之列的？它们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亚洲四小龙”式的发展：追求快速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就像日本一样，通过国家干预，在某些行业（如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纺织业和韩国的重化工产业）发展比较优势。一种是中欧和东欧的做法：加入欧盟，在此基础上和外国资本流入的支持下，通过实行广泛的体制改革得以发展。这种情况下，国家需额外满足欧盟的四条经济趋同标准，而这也使其自动进入了发达经济体之列。

但问题随之而来（在这两种发展模式下）：完成“新兴”过程在这里就是指实现趋同。要做到这一点，即使只是在全球价值链的一个环节建立比较优势，也需要大量来自国内或国外储蓄的资本，还要有能够在政治周期中存活且一以贯之的政策框架作为支撑。就理论而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应当成为吸引外部资本流入的磁石，因为它们的资本基数较小且增长潜力很大，这可以转化为诱人的实际回报；但在实践中，所谓的“卢卡斯悖论”（Lucas paradox）告诉我们，资本不会从富国流向穷国。相反，除非能够获得马歇尔计划那样大规模的资本注入，否则这些国家要实现经济趋同，都需要国内资金的支持。由于国内资金并不容易获得，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只能在治理薄弱和金融体系不发达的情况下，受制于变化无常的国际资本流动。

多边主义的责任

尽管新兴市场仍未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标准，但是将经济体划分为这两大类的做法近年来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新兴市场与全球经济的融合程度正在进一步提升，再加上新兴市场规模（无论是从GDP还是人口角度）和多样性的发展，这些意味着如今它们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一样重要，一样具有系统性。一些发达经济体正在回归内顾型政策，凸显了新兴市场的特有角色：它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在多边主义策略的成功中拥有既得利益。毕竟，全球化、合作以及商品、服务、资本和专业知识的不间断流动已经并且仍将在促进这些国家增长、提高生产率、推动创新和减少贫困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一些最大型新兴市场已作为G20的成员国行使它们的全球经济权利。G20是唯一一个不区分新兴和发达经济体的国家集团组织。在G20近年来的10个轮值主席国中，有7任是由新兴市场经济体担任的——南非将于2025年接任轮值主席国。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推动应对了那些对国内和全球具有宏观重要性的重要议题，例如：包容性和投资（土耳其，2015年）；创新与技术传播（中国，2016年）；未来的工作、发展基础设施和可持续的粮食（阿根廷，2018年）；为女性和年轻人赋能（沙特阿拉伯，2020年）；生产率和韧性（印度尼西亚，2022年）；绿色发展和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印度，2023年）；以及不平等、收入动员和全球治理（巴西，2024年）。

然而，随着新兴市场日益壮大，国际组织必须出于全球利益进一步与之开展合作。例如，IMF应该继续根据各国具体国情提供政策建议。这需要对新兴市场有更深入的理解，有更强大的专业知识解决它们的问题。IMF还必须审查自己的资源和贷款工具——包括活跃的和预防性的工具，以及金融和非金融工具，以确保全球金融安全网资金充足，并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兴市场提供一套与目标相符的工具。此外，新兴市场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理应在全球治理中得到认可。

虽然有着“新兴市场”的标签，新兴市场目前已在全球政策制定和增长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当今世界经济环境日趋不明朗，各国也在更加谨慎地选择它们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组织可以更多地依赖新兴市场这些天然盟友来应对我们当前面临的重大全球挑战——在保持多边主义的灯火长明不熄方面，新兴市场的利益日益增加。《金融与发展》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