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彰显了公共部门在挽救生命和生计中发挥的作用。国有企业在其中做出了贡献。这些企业可以是提供基本服务的公用事业公司。也可以是向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但一些国有企业也处于困境，给政府财政增加了负担。其中包括，面临石油价格大幅下跌的国家石油公司，以及没有足够乘客的国家航空公司。
多数人每天都在接触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可能在提供你喝的水、用的电以及上班或上学乘坐的公共汽车或地铁。它们的形式和规模各异。有些企业完全由政府拥有，有些则是政府与私人投资者共同拥有。
我们新一期的《财政监测报告》分析这些作为其他形式政府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近几十年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各国如何充分利用国有企业？最好的情况是，它们能帮助各国实现经济和社会目标。最差的情况是，它们需要纳税人的大规模救助，并阻碍经济增长。将会出现哪种情况，取决于是否具备良好的治理和问责制。
大而复杂
国有企业遍及所有国家。在一些国家，如中国、德国、印度和俄罗斯，这些企业有数千之多。
在许多经济体中，它们是经济中的主要参与者。例如，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国有企业承担了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55%。
一些还是跨国企业，在世界各地运作。在新兴市场国有企业的推动下，过去二十年，国有企业在全球2000家最大企业中所占比例提高了一倍，达到20%，其资产价值为45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一半。
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那么直接。政府创建这些企业来实现特定的目标和任务，例如，提供私营部门认为无利可图的水、电或交通。然而，这些职能通常得不到适当的资金支持，从而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影响。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超过20亿人无法获得安全的水，超过8亿人缺乏可靠的电力。
公共银行是另一个例子。巴西、加拿大、德国和印度等国的政府已要求其公共银行帮助减轻当前疫情的影响。然而，许多公共银行在促进经济发展（其主要目标）方面过去表现不佳，并且可能承担过多的风险，这使经济和人民更容易受到危机的冲击。
政府也难以有效监控国有企业。许多政府缺乏这样做的能力。公共银行和企业的业务活动透明度差，这仍是问责和监管的障碍。这可能导致隐性债务大量积累，以至于政府不得不救助它们，纳税人因此承受的成本有时超过GDP的10%。
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的表现不如其私营部门的同行。我们以109个国家约100万家企业作为样本开展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平均比私营企业低三分之一。绩效不佳的部分原因是治理不善：在被认为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这些企业的生产率是那些被认为腐败严重国家中的企业三倍以上。
国有企业的国际化也加剧了以下方面的担忧，即由于政府的支持，包括廉价贷款或税收优惠，国企相对于私营企业具有不公平的优势。这种担忧长期以来在国内市场一直存在，但最近这种担忧跨境蔓延，并可能引发贸易保护主义措施。
让纳税人的钱发挥最大效用
在政府面临日益增长的需求和高额债务的时候，国有企业的一项核心原则是不浪费公共资源。对于国家如何改善国有企业的绩效，我们提出了四个主要建议：
这是利害攸关的问题。治理良好、财务稳健的国有企业能够帮助抗击危机，如当前这场疫情，并且能促进实现发展目标。但是，为实现这些目标，许多国家需要进一步实施改革。否则，社会和经济承受的代价可能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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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or Gaspar，葡萄牙人，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主任。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他曾在葡萄牙中央银行担任多个高级政策职务，包括最近担任的特别顾问。2011年至2013年，他曾担任葡萄牙财政部长和国务部长。2007年至2010年，任欧盟委员会欧洲政策顾问局局长，1998年至2004年，任欧洲央行研究部主任。Gaspar先生拥有里斯本新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该大学做博士后。他曾就读于葡萄牙天主教大学。
Paulo Medas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的一位副处长。他之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部和西半球部担任多个职务。他在2008-2011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巴西代表。他曾带领能力建设代表团赴一些国家开展工作。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治理和腐败、财政危机和自然资源管理。他是最近出版的《巴西：繁荣、萧条和复苏之路》一书的合著者之一。
John Ralyea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高级经济学家。此前，他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部，从事对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等国的工作，此外还曾任职于财务部。他开展了关于国有企业、公共养老金、财政规则等领域的财政风险研究。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他曾任职于美国财政部。他拥有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硕士学位。此外，他还是一名注册会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