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在许多国家加速蔓延，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政府需要采取果断行动，确保迅速、大面积推广疫苗，为最脆弱的家庭和本可持续经营的企业提供保障，并促进持久、包容的经济复苏。
在感染病例数激增和重新实施各项限制措施的情况下，许多国家继续为个人和企业提供支持，同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调整应对政策。2021年1月《财政监测报告更新》概括介绍了这些行动，并探讨了政府还应采取哪些措施，实现更绿色、更公平和更持久的复苏。
政府支持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了帮助
截至2020年12月底，全球各国财政支持的总规模已接近14万亿美元，较去年10月扩大了约2.2万亿美元。其中，7.8万亿美元属于新增的支出或放弃的收入（后者数额较小），6万亿美元是用于担保、贷款和注资（各国详情参见此处）。
各国的支持力度不尽相同，取决于疫情冲击的严重程度以及政府的借款能力。在发达经济体，财政措施覆盖了多个年份（在2021年及以后数年超过GDP的4%）。相比之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主要集中在初始时期，其中很大一部分即将到期。在经济萎缩导致财政收入下降的情况下，这种财政支持引发公共债务和赤字上升。2020年底的全球公共债务平均水平接近GDP的98%，而疫情暴发前预测的这一比例仅为84%。
发达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增幅最大，反映了支出的增加和收入的减少。在新兴市场，赤字扩大主要是因为经济衰退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低收入国家面临融资约束，且福利计划不够完善，因此采取的财政政策应对行动更为有限。因此，新冠疫情可能对这些国家产生持久的影响，包括带来更严重的贫困和营养不良问题。
在经济复苏企稳前，各国需要继续提供财政支持
全球各国开展合作，以较低成本生产疫苗并向所有国家广泛分发，这至关重要。疫苗是一种全球公共品，不仅能够挽救生命，而且最终能节省所有国家纳税人的资金。全球疫情结束越早，经济就能越快恢复正常，人们需要的政府支持也就会越少。
鉴于当前极大的不确定性，各国应根据需要，采取差别化的方式推出相关政策，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疫情形势。面对越来越大的预算约束，大多数国家将需要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这意味着需要重点支持受冲击最大、最脆弱的群体，包括贫困人口、女性和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劳动者，以及在危机后有望持续经营、或对经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企业。
许多低收入国家在尽其所能之后，仍将面临挑战。它们需要更多援助，包括通过赠款、优惠融资和延长“暂停偿债倡议”期限的方式，有些国家还需要债务重组。迅速落实“债务处置共同框架”并扩大债务国资格范围将非常关键。
财政政策应促进经济在疫情结束后实现向绿色经济、数字经济和包容经济的转型。优先工作包括：
政策制定者必须在以下两方面之间取得平衡：一方面，应提供更多的短期支持，确保经济稳步复苏；另一方面，应在长期将债务维持在可控水平。建立可信的多年期财政收支框架（包括在中期改善财政状况的措施）至关重要，这在债务水平高企、融资日趋紧张的国家更是如此。
总之，各国政府必须打赢这场疫苗战役，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为实现更绿色、更公平和更持久的经济复苏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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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or Gaspar ，葡萄牙人，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主任。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他曾在葡萄牙中央银行担任多个高级政策职务，包括最近担任的特别顾问。2011年至2013年，他曾担任葡萄牙财政部长和国务部长。2007年至2010年，任欧盟委员会欧洲政策顾问局局长，1998年至2004年，任欧洲央行研究部主任。Gaspar先生拥有里斯本新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该大学做博士后。他曾就读于葡萄牙天主教大学。
W. Raphael Lam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高级经济学家。他的研究目前侧重于与不平等、政府间关系和财政规则有关的财政问题。他曾在亚太部参与中国和日本的国别工作，并曾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冰岛的贷款规划。他过去的研究还涵盖财政和金融部门问题。他拥有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Paolo Mauro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副主任。他之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财政事务部和研究部担任多个管理职务。他曾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并在2014-2016年担任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凯瑞商学院的访问教授。他的文章在《经济学季刊》、《货币经济学杂志》和《公共经济学杂志》等期刊上发表，并被学术界和主要媒体广泛引用。他与其他人合著了三本书，包括《移动的世界：更平等的全球经济中的消费模式》、《新兴市场与金融全球化》和《削减公共债务》
Mehdi Raissi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高级经济学家。他于2010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就若干多边监督问题和若干国家（包括意大利、印度和墨西哥）开展工作。他拥有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宏观计量经济模型、宏观-财政联系以及主权债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