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全球遭遇了重大贸易扰动且面临政策不确定性，但仍以乐观态势收官。私人部门适应了不断变化的营商环境，同时，一系列因素发挥了有力的抵消作用，其中包括：美国实际执行的关税低于最初宣布的税率；有关国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财政支持；金融环境较为有利；再加上生产率大幅提升以及科技繁荣。我们一度预计，尽管存在一些下行风险，但上述增长势头将在2026年延续，这使冲突爆发前的全球经济增长率预测上调至3.4%。
中东战事使这一增长势头戛然而止。如果敌对行动持续下去，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以及全球碳氢化合物供应核心区域的关键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就有可能引发一场重大能源危机。
战事对经济的影响
此次冲击的最终严重程度将取决于冲突的持续时间和规模以及敌对行动结束后能源生产和运输多快能恢复正常。
这种影响将通过三个途径显现。
我们的参考预测假设冲突持续时间较短，且2026年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将温和上涨19%，即便如此，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仍将仅为3.1%，整体通胀率为4.4%——这明显偏离了近年来全球通胀的下行趋势。
若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时间更长且钻探和炼油设施遭到进一步破坏，那么全球经济将受到更深远、更持久的冲击。在一个“不利情景”下，假设今年能源价格更大幅上涨，同时通胀预期上升且金融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收紧，那么今年经济增长率将下降至2.5%，通胀率则会升至5.4%。
在一个“严重情景”下——假设能源供应中断延续至明年、通胀预期明显脱锚且金融环境急剧收紧，今年和明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至2%，而通胀率则会超过6%。尽管近期传来临时停火的消息，但部分损害已然造成，下行风险仍然较高。
各国将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与以往大宗商品价格飙升时的情况一样，进口国的风险敞口很大。低收入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那些存在脆弱性且缓冲能力有限的国家很可能受到最严重的冲击。海湾能源出口国将面临基础设施受损、生产扰动、出口受限以及旅游业和商业活动疲软带来的经济冲击。向该地区输出移民劳工的国家侨汇收入将会减少。
从2022年危机中汲取的经验教训
当前的冲击让人想到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的情形，那次事件曾推动全球通胀升至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在那之后，各国央行同步收紧货币政策，在避免经济衰退的同时成功降低了通胀，此举被广泛视为一项重大的政策成功。
这一次，我们能否期待取得同样的结果？对此，我们有理由表示怀疑。2022年，通胀压力因疫情后的供需失衡、劳动力市场紧张以及流动性充裕而处于高位。如今，劳动力市场疲软，资产负债表已恢复正常，这些都缓解了底层压力，尽管部分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通胀仍高于目标水平。若此次冲击保持温和，通胀或能得到更好地控制，这与我们的参考预测情景相符。
不过，上一次事件留下了长期创伤效应。物价水平已永久性地升高了，这加剧了民众对生活成本的担忧，并使通胀预期对新一轮价格上涨更为敏感。此外，2022年的物价飙升反映了异常陡峭地总供给曲线——强劲的需求遭遇了供给瓶颈，这使央行能够在产出损失有限的情况下实现降通胀。而如今有证据表明，供给曲线已回归平缓，这使降通胀的代价更为高昂。
政策
央行应如何应对？显然，限制经济损失的最佳途径是尽早、有序地结束战争。除此之外，央行一般可以忽略能源价格的飙升，但前提必须是通胀预期保持良好锚定。能源冲击在推高价格的同时已经削弱了经济活动，而没有任何一家央行能够仅凭自身力量影响全球能源价格。但是，如果随着物价和工资上涨，中期或长期通胀预期上升，那么恢复物价稳定就必须优先于促进短期经济增长，此时央行需要迅速收紧货币政策。虽然弹性汇率有助于货币政策聚焦于物价稳定，但根据我们的“综合政策框架”，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考虑采取外汇干预或资本流动管理措施。
财政政策应如何作为？缺乏针对性的措施——如价格上限、补贴及类似的干预手段——被各国所喜爱，但这些措施往往设计欠佳且成本高昂。鉴于财政空间有限（预算赤字仍处于高位，且公共债务不断攀升），任何财政支持都应精准定向、具有临时性（设定明确的日落条款）并与重建缓冲的中期财政规划保持一致。在通胀不断上升时，避免采取财政刺激措施也至关重要，目的在于避免增加央行控制通胀任务的复杂性。
维护价格信号十分重要：高价格传递了资源稀缺的信号，从而鼓励抑制需求和扩大供给。而价格管制和出口限制无法改变这一事实。更糟糕的是，此类措施往往会适得其反，推高基础价格，导致实施配给制，并将负面溢出效应转嫁给其他国家。在必要时，应直接向弱势家庭和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与广泛的补贴相比，这种做法通常能以较低财政成本带来更好的纾困效果。2022年，许多国家未能汲取这一教训；而这一次，各国应当做得更好。
最后，若金融环境急剧收紧且全球经济活动显著恶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随时准备转向，以支持经济并维护金融体系，同时还应辅以适当的金融和流动性政策。
面临挑战，展现韧性
最新这场战争凸显出国际秩序正承受着日益增大的压力，盟友关系的裂痕、不断涌现的新冲突以及国家安全考量都影响着经济政策。我们的分析章节探讨了国防扩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为冲突或重建中的经济体总结了经验教训。结论令人警醒：除了造成人道代价外，战争还会带来巨大且持久的经济代价，并迫使当局作出艰难的权衡取舍。
在当前的各种冲突之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正在重塑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主要经济集团纷纷实施了多轮贸易限制措施，这损害了国际合作与经济增长。虽然这些变化可能促使各方更多采取了内顾型政策，但我们也看到，贸易正通过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和地区性协定实现重新布局，而其未必会遵循旧有的地缘政治边界。
中东战事固然需要人们予以即刻关注，但其不应干扰各方对可持续增长的追求。人工智能（尤其是代理式人工智能）的进步有望大幅提升生产率，而这是生活水平的最终驱动力。然而，这一转型可能充满波折：市场或许已超前于基本面，存在回调风险；而快速变革可能导致劳动者失业，进而抑制需求。政策制定者应推动技术普及，同时开展投资来提升劳动者技能，从而促进劳动力市场的转型。此外，这场战争还应推动可再生能源的更快应用，这既能增强对能源冲击的抵御能力、提升能源安全，也有助于推动气候转型。
世界经济正再次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同时，世界虽然可能变得更加多极，但却并不需要进一步割裂。我们应持续加强全球合作；采取恰当的政策——包括迅速停止敌对行动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能将损害控制在有限范围内。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于战火与破坏后诞生，宗旨是推动经济金融合作和一体化以造福所有人。如今，这些原则在维护全球繁荣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