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亚洲地区开局稳健。虽然该地区受到去年4月美国加征关税的严重影响，且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2025年亚洲的经济增长表现出了韧性，贸易也保持强劲势头。如今，中东战事及随之而来的能源供给冲击正推高通胀、削弱外部平衡并压缩政策选择空间，这凸显出该地区对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即便如此，我们预测亚洲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根据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中的参考预测（该预测假设能源冲击是暂时的），亚洲经济的扩张速度将从去年的5%放缓至今年的4.4%和明年的4.2%。我们预计中国和印度将贡献该地区70%的经济增长。
多重不利因素将考验亚洲经济的韧性。今年该地区的通胀将上升至2.6%，较1月的预测高出0.4个百分点，并且高于去年的1.4%。若能源冲击持续或加剧（如《世界经济展望》中的不利情景和严重情景预测的那样），到2027年，亚洲的经济增速可能会累计下降1至2%。
冲击中展现出的坚韧
去年下半年，亚洲许多经济体都实现了超预期的经济增长，这得益于强劲的技术周期、国内政策支持以及普遍宽松的金融环境。半导体及相关产品的需求保持强劲，使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深度融入科技供应链的经济体从中受益。亚洲内部贸易有所增长，同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多元化布局也帮助缓解了美国需求疲软带来的冲击，尤其对非科技类出口产品而言。
然而，国内需求依然不均衡。各国消费复苏速度不一，而在不确定性和特定国家冲击的影响下，投资持续疲软。
战争考验韧性
中东战事带来了新的更为紧迫的不利因素，给亚洲的短期经济前景蒙上了阴影——该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的净进口量约占经济产出的2.5%。
亚洲消费了全球约38%的石油和24%的天然气。亚洲也是最大的原油精炼地区之一，约占全球炼油产能的35%，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度、韩国和新加坡。
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使用量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4%，几乎是欧洲这一比例的两倍。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等经济体，这一比例超过10%，交通运输和工业在这些国家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这些国家及其他国家还依赖天然气发电厂以及液化天然气进口。许多经济体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反映出其国内的有限产能、较高的制造业密集度，以及生产活动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能源冲击
亚洲是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在经该水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中，约80%流向亚洲。运输受阻对亚洲的炼油企业、公用事业公司和工厂构成了直接冲击。其还可能导致该地区石油产品和天然气出现短缺，尤其是在库存有限的国家。若冲突长期持续，化肥、石化产品以及氦和硫等原材料的运输扰动将引发更大范围的供应链扰动风险。
传导通道
这些影响通过多个渠道产生了更广泛的经济影响。首先，能源价格高企会使石油和天然气净进口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使收入向化石燃料出口国转移。其次，燃料和电力价格上涨会降低民众的实际收入。第三，由于能源是交通运输、工业、石化产品和化肥等行业的投入品，此次冲击会推高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利润，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引发更广泛的二次通胀压力。最后是金融传导渠道。债券收益率上升、美元走强、货币贬值以及风险溢价上升（尤其是对化石燃料进口国而言），放大了此次冲击的影响。在这一总体形势下，各国特定因素（如生产活动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或石油定价机制）也会影响冲击的情况。
不断变化的前景
根据参考预测，亚洲基线增速与1月预测相比大致保持不变，但通胀上升、外部平衡恶化、政策空间收窄，且下行风险增大。
预计亚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将放缓。韩国是个例外，其因与科技周期联系紧密而受益。亚洲新兴经济体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但预计今年增速将放缓约0.5个百分点至4.9%，并于明年企稳。亚洲发达经济体的增速预计也将出现类似放缓。在该地区内部，预计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的经济增长也将放缓，但各国存在显著差异。
通胀也在持续上升。亚洲新兴经济体受中国和印度通胀预期上调等因素影响，预计通胀率将从2025年的1.1%上升至2026年的2.6%。亚洲发达经济体通胀回升的情况则存在较大差异：日本的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澳大利亚的通胀压力依然持续，该国2026年通胀预测已被大幅上调。
风险处于较高水平
参考预测假设冲突范围有限，且年内各类扰动将逐步消退。然而，若能源供给冲击持续更长时间或规模更大、贸易扰动范围扩大，或政策不确定性再度加剧，则将显著削弱经济增长、进一步推高通胀，并收紧金融环境。政策缓冲将被削弱，实施额外支持措施的余地也将缩小。
在《世界经济展望》中的不利情景下（能源供给冲击较参考情景更为严重，且消退更为缓慢），2026年该地区主要经济体的GDP增速将较参考情景下降近1个百分点；其中，对能源进口依赖程度更高、化石燃料使用更密集的经济体将遭受更为显著的损失。
在严重情景下（能源供给冲击进一步加剧，并持续至2027年之后才逐步消退），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自然会更加显著。与参考情景相比，到2027年，该地区主要经济体的累计产出损失将约为2个百分点。同时，2027年总体通胀率将高出2.3个百分点。与前述情况类似，该地区能源敞口较高的经济体也将受到更严重的影响。
总体而言，依赖能源进口、财政空间有限或因海外侨汇、旅游业或化肥等大宗商品而与中东冲突关联密切的经济体将不成比例地受到更大的冲击。这些问题在南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及太平洋岛国尤为突出。以斯里兰卡为例，该国既依赖进口石油，又依赖经由海湾地区流入的海外侨汇和旅游业收入。在一些依赖农业的经济体（如老挝、尼泊尔和缅甸），化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农民收入降低并推高食品价格。
政策应对与优先事项
亚洲各国政府正在采取多项措施应对物价和消费问题，包括鼓励居家办公。部分国家实施了补贴、燃油基金、税收调整或零售价格管控等手段，以减轻民众和企业受到的影响。这些措施在紧急状况下颇受欢迎，有助于缓解暂时的混乱局面。但压制人们从价格中获得的重要信号并不会减轻冲击。相反，这么做可能会阻碍人们降低需求。
对央行来说，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经济体的通胀预期总体上仍然稳定。这给央行提供了一定空间以忽略整体通胀的首轮上升。但货币政策应保持灵活。能源冲击的长期持续可能会引发货币贬值并增加通胀的粘性。
发达经济体预计将普遍维持利率不变或实施加息，以继续降低通胀。在日本，通胀预期正上升至接近目标水平，央行可以忽略第一轮能源冲击并继续退出宽松政策。相比之下，在通胀已高于目标水平且国内需求压力依然较大的经济体（如澳大利亚），忽视冲击的空间则更为有限。而在通胀仍低于目标水平的经济体（如泰国和菲律宾），则可暂停进一步降息，为未来可能的宽松政策预留空间。
弹性汇率应继续作为第一道防线。根据IMF的“综合政策框架”，应仅限于对市场无序波动的情况实施干预。
财政支持应是暂时性的，并针对弱势群体和具有生存能力的企业提供。现金转移支付可以补充个人收入。相关支持应通过调整预算优先顺序来提供资金。在疫情后财政空间缩小且利息负担日益加重的地区，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这么做不可行，当局应就财政整顿计划开展明确的沟通。广泛实施的燃油补贴、减税政策和普遍限价或许能在短期平抑通胀，但成本高昂、往往具有累退性且难以退出。事实上，能源价格上涨不仅会引发新的支持措施，还可能如2022年那样增加现有的燃油补贴支出，从而迅速推高财政成本。
各国实施支持政策的空间存在差异。斯里兰卡和柬埔寨有能力提供支持，但应确保其具有针对性，并与重建或维护财政空间的目标相一致。孟加拉国等资源更为受限的国家则面临更严峻的权衡取舍，因为有限的预算空间减少了提供广泛支持的余地。
最后，此次冲击强化了进行结构性改革的理由。更健全的社会保障网将有助于在不实施普遍补贴的情况下保护民众。实施相关政策，在创造更多就业的增长与增强内需之间取得平衡，将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在许多亚洲经济体，年轻人的失业率依然很高，技能错配制约了生产率和包容性。如果人工智能的应用仍然不均衡，则可能扩大这些差距；但如果辅以恰当的技能培养、包容及治理政策，则能创造更多机遇。推动本地区贸易、服务和投资的一体化将增强经济韧性。对能源效率、电网和替代能源的投资则将有助于抵御未来燃料进口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