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金融与发展》一直是读者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全球经济形势的一扇窗口。
安娜 • 波斯特尔尼亚克（ANNA POSTELNYAK）是IMF战略、政策及检查部的高级研究官员。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1964年，披头士乐队风头正劲，美国国会通过了《民权法案》，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被判处终身监禁，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出演了《窈窕淑女》。这一年，在华盛顿特区西北区19街一处僻静的角落，诞生了一本期刊。
第一期《金融与发展》（F&D）在1964年6月问世，与当年发生的其他事件相比，这或许算不上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由此为公众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让读者得以窥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运作方式和思维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银行和IMF还可以通过这本期刊了解外界如何看待这两家机构都极为关注的各类经济和金融问题。
IMF副总裁小弗兰克·A. 索萨德（Frank A. Southard Jr.）提议创办一份“内容较为通俗的期刊”，以吸引政府官员、银行家、记者和学生读者，他希望由IMF独自承担这项工作（世界银行后来的确在就九十年代退出了这本期刊）。但他接受了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乔治·伍兹（George Woods）提出的联合出版建议，正是这项建议扩宽了期刊的主题范围，也提升了它对发展中国家读者的吸引力。
发轫时期
早期的《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评论：金融与发展》为六十年代接下来的几年定下了基调，这份期刊的主要任务是向普通读者介绍世界银行和IMF的有关情况。有些文章介绍了两家机构的起源、财务结构和业务。还有些短文揭秘了IMF使用的术语——例如备用安排、国际收支逆差、多重货币做法，并详细介绍了这两家机构开展的金融交易和活动。
《金融与发展》的产生，脱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六十年代，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挣脱殖民化，力求追赶富裕国家的发展步伐。那个时代的发展逻辑是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有利于贫困人口。世界银行顺应了时代潮流，将工作重心放在基础建设和工业贷款项目上。《金融与发展》发表了大量文章，介绍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说明发展贷款的运作情况。
1968年3月，《金融与发展》首次使用图片作为期刊封面，图中的肯尼亚村民聚集在由世界银行出资安装的新水龙头旁边。自此以后，《金融与发展》致力于将成功项目刻画为现代与繁荣的象征。1968年9月的期刊封面和相关文章着重介绍了墨西哥新建的灌溉堤坝如何将沙漠变成了肥沃良田。文章称，196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观众将有机会品尝到“这片新兴繁荣地区的农民种植的”农产品。另一篇文章介绍了国际开发协会发放的第一笔贷款资助修建的洪都拉斯西部公路，称其为“将现代生活的疫苗注入乡村地区的一只注射针头”。
但到了六十年代末，工业化驱动型发展模式受到了挑战。1968年，诺贝尔奖得主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出版了《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作者在书中断言：“发展不是增加资本存量、人力技能、技术知识和策略的机械过程，发展是改革制度，是改变态度和行为方式，是变更使得人类社会有别于粒子场和蚁群的一切非物质因素。”在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看来，这无异于异端邪说。1969年6月，《金融与发展》发表了驳斥缪达尔的长篇文章，其主旨并非质疑缪达尔的观点，而是批评他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但次年，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提倡发展指标不应“仅仅衡量总产出的增长情况，还要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经济、社会和道德层面的变化提供切实可行的衡量标准”。
这段时间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鼎盛时期，196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不无自豪地宣告，固定汇率已经维持了20年。但布雷顿体系此时已经感受到了压力。六十年代末，有几篇文章探讨了美国的国际收支与全球流动性之间错综复杂的问题；此后，IMF开始采用人为创设的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SDR），1969年12月出版的期刊封面即以此为题。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将特别提款权的分配与发展融资挂钩，可IMF只能提供标准化的政策解决方案——货币稳定和汇率稳定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条件（《金融与发展》也曾刊载文章一再重申这一点）。
随着六十年代进入尾声，布雷顿森林体系也走到了终点；短短几年后，布雷顿体系轰然崩塌。但《金融与发展》大获成功，1964至1968年间，最初三种语言（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期刊发行量从20,000份增加到85,000份。这份期刊已成为向读者介绍世界银行和IMF工作的重要媒介。编辑人员起初还很谨慎，不过随着信心不断提振，他们开始大胆尝试各种色彩和图形，更频繁地采用尺幅更大的照片、地图、图表和插图。
动荡不安的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是风雨飘摇的十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大规模石油价格冲击和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在此期间纷至沓来。这也是不断探索、勇于尝试的十年。197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二修正案允许成员国自主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更重要的是，正如IMF经济顾问在1976年6月号《金融与发展》上刊文指出，汇率制度的自由选择颠覆了人们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性的认知。
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安排，各国维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是保持稳定的先决条件。第二修正案生效后，各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以保持国内稳定为导向，无论选择何种汇率制度，良好的经济政策都会带来汇率稳定。为此，IMF今后的监督工作将不限于外部稳定，还将包含国内政策和国内稳定。这将为拓宽IMF的监督范围创造机会。目前，IMF的监督工作涵盖了性别平等、治理、气候变化等众多主题。
第二修正案的制定过程一波三折，《金融与发展》竭尽全力向读者介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之争、石油价格冲击造成的混乱，以及修订后的《协定》的落实情况。发展中经济体再次大声疾呼，要求将特别提款权与发展挂钩，但又一次遭到拒绝。IMF推出了“中期贷款”，与传统的备用安排相比，这种安排的实施期（和还款期）更长，并且通过一个刚刚设立不久的信托基金首次发放优惠贷款（1976年12月号《金融与发展》对此有重点报道）。由于石油价格冲击异常严重，IMF为满足成员国的需求，不得不向石油出口国借来资金补充份额资源，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回收石油美元。1975年6月，《金融与发展》增设阿拉伯语版。
世界银行也经历了一场革命。《金融与发展》广泛报道了1973年内罗毕年会，麦克纳马拉（McNamara）在这届会议上强调，应该直接着手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世界银行（和广大发展界）开始认识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通常不会向下渗透”。但救济施舍不是解决之道。麦克纳马拉认为，唯有提高贫困者（主要是农村贫困者）的生产率，才是可持久的解决方案。《金融与发展》分析了世界银行的项目类型，发现这些项目已不再是“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那种庞大的工程建设项目”，而是趋向于多层面、复杂、精密的运作。贯穿七十年代，《金融与发展》向读者生动展示了世界银行的多种举措——帮助小农户获得信贷、种子和化肥，同时提供更多教育、医疗保健、灌溉和公共交通。
在《金融与发展》编辑部，编辑们尝试采用更时髦的字体和版式——去看看1973年3月号就知道了。在实质内容方面，编辑们开始引入一些新颖的主题。1969年发表在《金融与发展》上的一篇文章首次提出，天气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但一直以来被经济和金融机构忽视了”。1971年12月，IMF的首位女性处长玛格丽特·德弗里斯（Margaret de Vries）在期刊上撰文，有力地论述了女性在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金融与发展》还点明了外籍劳工为欧洲带来的种种助益，指出移民和东道国均可获益，尽管东道国彼时已经要应对移民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八十年代：失落的十年
在发达经济体，人们关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年代的记忆是华尔街资本过剩。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八十年代是失落的十年。
七十年代末，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为遏制国内的高通胀，大力收紧货币政策。世界各国利率飞涨，此前十年的宽松货币信贷戛然而止，负债累累的发展中经济体就此陷入困境。“有条件”成为IMF的新口号。满足某些政策条件，不仅是取得IMF资源的要诀（详见1981年3月号《金融与发展》封面），同时也是成功调整的关键。因此，获得新的贷款不仅意味着承担更多债务。
世界银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假如宏观经济环境混乱无序，投资项目——无论内部收益率如何——注定会失败。解决方案是一种新型贷款，为实施经济改革提供预算支持的结构调整贷款。世界银行和IMF的规划都强调应恢复内部和外部平衡——在需求侧削减预算赤字，整顿货币秩序；在供给侧实施货币贬值、私有化和自由化。
发展中经济体对这种新的走向表示强烈不满。批评者谴责严厉的措施和苛刻的条件，称这些做法无端加剧了经济困难，贫困者受荼毒尤深。《金融与发展》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向读者解释及时和有序的调整尽管会引发短期阵痛，但将带来长期收益，包括加快经济增率、提高生活水平、改善收入分配。
另有几篇文章主张市场化改革，尤其是促进贸易自由化，消除保护主义和进口替代。东亚经济体因成功调整而备受瞩目，又因全面开放贸易而受到赞誉，《金融与发展》的作者称东亚国家因此实现了更快的复苏和增长（但事实上，这些国家的另一特点是政府普遍干预经济）。此外，《金融与发展》开始关注到刚刚启动市场化改革的中国。1983年6月，《金融与发展》开始推出中文版。
随着债务危机迁延不决，人们开始对调整心生厌倦，各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激进的调整措施对贫困者影响过当。要赢得政治可持续性，各项规划应采取更多措施来保护最弱势群体。翻阅那些年的《金融与发展》，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国际社会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法一直在不断变化：起初重在调整；1985年“贝克计划”的前提条件是各国通过经济增长摆脱债务；根据1989年“布雷迪计划”和巴黎俱乐部多伦多条款，最终承认唯有市场和官方双边债权人给予债务减免，才能消除这场债务危机。
《金融与发展》还报道了世界银行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世界银行在1970年设立了一个规模很小的部门，着手应对环境问题，巴伯·科纳布尔（Barber Conable）在担任行长期间（1986-1991年）进一步推动了这方面的工作。由于公众对部分世界银行项目的环境影响提出了批评，《金融与发展》为此发表文章，介绍世界银行逐步改变观点，将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
1983年6月号《金融与发展》发表了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的署名文章，这标志着期刊从此开始刊载外部作者的文章。这些客座文章均配有明显标识，以免读者误以为其代表机构观点。卡尔多的这篇文章针对IMF对货币贬值所持的正统派观点提出了质疑，与它一同发表的，还有《金融与发展》主编撰写的驳斥文章。这些文章有助于展开论战，这让《金融与发展》不再是世界银行和IMF的传声筒，而是逐渐发展成为百家争鸣的论坛。
九十年代：转型时期
1990年3月号《金融与发展》的封面让人联想到三十年代的苏联宣传海报，这一期刊载了九十年代最重大的事件——共产主义垮台，自由主义貌似获胜。世界银行、IMF会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成立不久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开始联合编写《苏联经济研究》，书中得出结论认为，各项必要的改革有着内在关联，渐进主义是行不通的，需要采取“休克疗法”（详见《金融与发展》1991年刊文）。随后几期《金融与发展》讨论了转型过程的多个方面——财政整顿、货币改革、私有化、产业调整、公司治理，偶尔也有人呼吁“少一些冲击，多一些疗法”。
除转型经济体之外，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也经历着转折，这些国家一方面摒弃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措辞，一方面则欣然接受了关于自由化的大部分理念和实现自由化的普遍推动力。正如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奇迹》报告证实，只要满足“良好治理”的前提条件，国家干预同样是有益的。1994年3月号《金融与发展》的封面引用了这份报告。
人们对不受约束的市场资本主义所持的乐观情绪，在九十年代新兴市场危机期间受到了考验。作为推动自由化的一步，众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取消了资本管制，大量资金随即涌入。但没过多久，1994年墨西哥货币贬值，不久之后，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土耳其等国货币也相继贬值，由此暴露出资本流动急剧逆转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各国资本账户危机的根源各有不同，但无一例外都存在资产负债表错配——例如以美元计价的贷款必须用产生本币的资产来偿还，这就使得相关经济体对于国内外经济或政治领域的不稳定事件几无抵御能力。
1997-1998年的亚洲危机首次向世人揭示了金融全球化的阴暗面，由此留下的教训促使IMF开展了多项改革，1998年6月号《金融与发展》就此做了详细报道。受到新兴市场危机的触动，各方普遍出台了旨在加强国际金融架构的多项举措，例如标准和准则、金融部门评估规划和预警系统。
转型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在《金融与发展》中占据了头条位置，但低收入国家同样重要。长期以来，IMF始终认为宏观经济稳定是实现增长的必要条件，增长则是减贫的必要条件。2000年12月，《金融与发展》发表了《我们如何帮助穷人》，文中明确无误地阐明了人们在思想认识上的一次飞跃——认识到“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应将减贫与增长并列为目标。为此，IMF大名鼎鼎的“加强的结构调整贷款”更名为“减贫与增长贷款”。现在，政府官员和民间社会可以通过参与性过程制定自己的减贫战略，从而增强了本国对规划项目的掌控感。为表彰各国的改革努力，IMF和世界银行还同意根据“重债穷国倡议”给予债务减免（21世纪头十年中期，目标更高的“多边减债倡议”对此做了补充）。
《金融与发展》也经历了巨变。1995年，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加入世界银行，此后不久，世界银行退出了《金融与发展》的联合出版工作。但IMF认可这份期刊的重要性，同意独家提供资金支持。经历了这番变迁之后，《金融与发展》的110,000多名订户注意到，期刊的主题范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但期刊显然开始重视视觉传达，采用了更醒目的封面设计和四色印刷，同时引入了更多的外部视角和批判观点。从1996年3月开始，《金融与发展》除印刷本外还推出了电子版内容。
步入新千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金融与发展》以现代形象示人。由于IMF的文件日趋透明和公开，《金融与发展》无需继续充当IMF的代言人。这份期刊就此转变为论坛，全球一流专家可以就IMF的重要课题在此展开讨论。期刊的专题化趋势也越发明显。
同样是在21世纪头十年初，新兴市场登上了世界舞台。亚洲经济体一马当先，曾经陷入危机的国家已经复苏，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沉睡的巨人也已经醒来。除亚洲之外，拉丁美洲、甚至非洲的表现和前景同样大为改观。主要新兴市场在全球产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但持有的IMF份额依然只占少数，它们开始要求更多权利。
东亚国家由出口带动的繁荣局面并非没有弊端。随着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跃升为制造大国和出口强国——打入发达经济体的工业部门，引发了保护主义的强烈抵制。即便多哈回合贸易自由化谈判已陷入僵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众机构依然继续倡导贸易和全球化，主张所有国家都可以通过“贸易升级”来改善自身命运（2002年9月号《金融与发展》）。为较贫困国家开出的处方一成不变，仍然是贸易自由化（与增加援助同样重要）是促进增长和消除贫困的关键。而另一方面，这些机构认为发达经济体的工人大可不必担心失业，理由是贸易会产生众多赢家，他们有能力对输家作出补偿。
在宏观经济层面，亚洲的崛起体现于“全球失衡”，主要是中国的顺差和美国的逆差，由此导致中美两国之间贸易和汇率摩擦不断。一个系统性问题是，美国债务积累可能达到临界点，投资者可能丧失信心，抛售美元，继而引发全球危机。IMF为此在2006年召开了首次多边磋商。事实上，失衡只是表象，2008年危机有着更为深刻的深层原因。
到21世纪头十年中期，世界经济一片繁荣，但其实只是三重泡沫的作用：
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金融部门无节制的发展促成并加剧这些因素。《金融与发展》注意到了其中一些问题，但与大多数观察者一样，没能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也没有意识到在泡沫破灭之后，世界将遭受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
危机与复苏
早在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的破产引发全球金融恐慌之前，2008年6月号《金融与发展》就指出，不透明和操作复杂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过度使用杠杆和监管不力，是美国金融问题的根源所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倒闭，随之而来的全面危机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当年12月号《金融与发展》用大量篇幅报道了这些事件。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金融与发展》详细介绍了IMF采取的危机应对措施：全面改革贷款工具包，使其更加灵活，更加顺应各国的需求；改进监督工作，以便更好地预测危机和考虑溢出效应；与金融稳定理事会合作，加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监督。IMF还向低收入国家提供额外支持，并再次动用特别提款权（这是自七十年代以来的首次分配），希望迅速注入无条件的流动性能够提振全球经济。
危机爆发后，IMF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呼吁采取紧急财政刺激措施。各国纷纷响应号召，亚洲率先行动起来，中国的大规模财政扩张政策更是使其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主要国家的央行向市场注入紧急流动性，设置跨境互换额度，并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这些都是为挽救世界经济免于崩溃而采取的必要行动，但由此也导致大量资本意外流入新兴市场。
到2009年12月，最猛烈的风暴已经平息，但危机留下了久久无法愈合的伤痕——结构性失业、收入不平等、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这些问题成为《金融与发展》关注的焦点。一期《金融与发展》以“就业情况堪忧”为题，探讨了移民、外包、技术和贸易对于就业前景的影响，指出政策制定者普遍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进一步开放移民、贸易和技术，可以带来经济利益，但也要付出政治成本，因为中产阶层会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金融与发展》提出，重新组织劳动者和继续教育固然是解决方案之一，但“对于职业寿命即将结束的下岗工人而言，再分配可能是比获取新技能更实际的解决方案”。
2011年9月号《金融与发展》探讨了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发达经济体的公众对于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感到不满，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救助银行的成本要由工人来买单。这其中的风险在于，当人们“感到有那么一小部分胜利者越来越富，而自己却越来越穷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支持贸易开放和自由市场了”。
焦虑和割裂的世界
2016年，英国通过投票表决，退出了欧洲联盟，割裂此时已不再是风险，而是现实。就在全球复苏似乎已经到达转折点之际，不断抬头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却在复苏之路上制造了一系列障碍。早年对全球化的疑虑如今演变成了公开的贸易战和仇外心理。“占领华尔街”等运动逐渐变成了拥护反建制派政治家和全盘否定专业知识。危机初起时的共识与合作精神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意欲肆意破坏协议、考虑调整联盟关系和退出多边主义。
《金融与发展》试图分析这种不同以往的现实情况。2016年12月号的封面人物是一位面容严肃的蓝领工人，文中探讨了美国中产阶层的空心化和发达经济体选民普遍心存不满的根本原因。全球化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罪魁祸首，但2017年3月号《金融与发展》提出了另一种假设——长期停滞。文中指出，关键问题是发达经济体在陷入增长乏力时是否可以听之任之，政策是否可以重振生产率。2018年12月号《金融与发展》以“缺乏安全感的时代”为题，总结概括了这个时代的心境，向读者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假如老年人担心自己尚未去世，养老金已所剩无几，千禧一代则发愁根本挣不到养老金，21世纪的社会契约还能剩下哪些内容。
随后便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IMF启动了危机应对方案，向数量空前的国家迅速提供紧急融资。此外还发行了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特别提款权，并在2022年设立了“韧性与可持续性信托”，以这种巧妙（但还不够完善）的方法作为变通，设法消除发展中经济体长期以来对于以份额比重、而非各国的结构性融资需求作为分配标准的不满。但是，本应将世界各国团结起来的措施却放大了分歧，最终导致了“疫苗保护主义”。
《金融与发展》评估了这场疫情造成的直接影响，分析了疫情在经济机会、不平等、技术、卫生和财政政策实践等方面留下的长期影响，并敦促读者透过疫情看到弥合裂痕、重建更美好世界的契机（2020年9月号《金融与发展》）。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再次引发了一系列冲击：难民、供应链中断、粮食和能源短缺、高通胀、金融市场动荡不安。随着中美竞争加剧，出现了一种危险趋势，世界各国有可能分裂为若干阵营分明的经济集团。在此背景下，俄乌战争使得各国迫切地认为必须选边站队。为帮助读者认清当前的世界格局，《金融与发展》探讨了俄乌战争对政策制定、全球经济、能源安全问题和全球贸易瓦解产生的影响。
IMF接下来该何去何从？IMF诞生于惨痛战祸之后，目的是促进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这项使命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要在日益复杂、频频遭受冲击的世界里切实达成使命，IMF的工作人员必须抛开数据表格，研究传统领域之外的其他问题。《金融与发展》同样全力以赴，深入探究卫生、人口结构、不平等、数字货币、人工智能等一系列问题。最新一期《金融与发展》盘点了这些因素对经济学科的影响。
引领时代
《金融与发展》当初的创刊宗旨是让读者了解世界银行和IMF的最新动态，它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与此同时，《金融与发展》业已成长为围绕重大经济议题展开辩论的重要论坛。在环境、女性作用、中国崛起等问题上，《金融与发展》一直走在最前沿。
2019年6月，《金融与发展》发表了一篇虚构文章，讲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IMF成立75周年之际故地重游，他惊叹于IMF在经历了无数更替之后，依然秉持着为成员国服务的宗旨。过去60年来，《金融与发展》同样见证和经历了数不清的变革，始终保持初心不变——致力于吸引和教育读者，为读者提供阅读的乐趣。《金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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