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转型经济体之外,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也经历着转折,这些国家一方面摒弃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措辞,一方面则欣然接受了关于自由化的大部分理念和实现自由化的普遍推动力。正如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奇迹》报告证实,只要满足“良好治理”的前提条件,国家干预同样是有益的。1994年3月号《金融与发展》的封面引用了这份报告。
人们对不受约束的市场资本主义所持的乐观情绪,在九十年代新兴市场危机期间受到了考验。作为推动自由化的一步,众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取消了资本管制,大量资金随即涌入。但没过多久,1994年墨西哥货币贬值,不久之后,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土耳其等国货币也相继贬值,由此暴露出资本流动急剧逆转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各国资本账户危机的根源各有不同,但无一例外都存在资产负债表错配——例如以美元计价的贷款必须用产生本币的资产来偿还,这就使得相关经济体对于国内外经济或政治领域的不稳定事件几无抵御能力。
1997-1998年的亚洲危机首次向世人揭示了金融全球化的阴暗面,由此留下的教训促使IMF开展了多项改革,1998年6月号《金融与发展》就此做了详细报道。受到新兴市场危机的触动,各方普遍出台了旨在加强国际金融架构的多项举措,例如标准和准则、金融部门评估规划和预警系统。
转型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在《金融与发展》中占据了头条位置,但低收入国家同样重要。长期以来,IMF始终认为宏观经济稳定是实现增长的必要条件,增长则是减贫的必要条件。2000年12月,《金融与发展》发表了《我们如何帮助穷人》,文中明确无误地阐明了人们在思想认识上的一次飞跃——认识到“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应将减贫与增长并列为目标。为此,IMF大名鼎鼎的“加强的结构调整贷款”更名为“减贫与增长贷款”。现在,政府官员和民间社会可以通过参与性过程制定自己的减贫战略,从而增强了本国对规划项目的掌控感。为表彰各国的改革努力,IMF和世界银行还同意根据“重债穷国倡议”给予债务减免(21世纪头十年中期,目标更高的“多边减债倡议”对此做了补充)。
《金融与发展》也经历了巨变。1995年,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加入世界银行,此后不久,世界银行退出了《金融与发展》的联合出版工作。但IMF认可这份期刊的重要性,同意独家提供资金支持。经历了这番变迁之后,《金融与发展》的110,000多名订户注意到,期刊的主题范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但期刊显然开始重视视觉传达,采用了更醒目的封面设计和四色印刷,同时引入了更多的外部视角和批判观点。从1996年3月开始,《金融与发展》除印刷本外还推出了电子版内容。
步入新千年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金融与发展》以现代形象示人。由于IMF的文件日趋透明和公开,《金融与发展》无需继续充当IMF的代言人。这份期刊就此转变为论坛,全球一流专家可以就IMF的重要课题在此展开讨论。期刊的专题化趋势也越发明显。
同样是在21世纪头十年初,新兴市场登上了世界舞台。亚洲经济体一马当先,曾经陷入危机的国家已经复苏,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沉睡的巨人也已经醒来。除亚洲之外,拉丁美洲、甚至非洲的表现和前景同样大为改观。主要新兴市场在全球产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但持有的IMF份额依然只占少数,它们开始要求更多权利。
东亚国家由出口带动的繁荣局面并非没有弊端。随着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跃升为制造大国和出口强国——打入发达经济体的工业部门,引发了保护主义的强烈抵制。即便多哈回合贸易自由化谈判已陷入僵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众机构依然继续倡导贸易和全球化,主张所有国家都可以通过“贸易升级”来改善自身命运(2002年9月号《金融与发展》)。为较贫困国家开出的处方一成不变,仍然是贸易自由化(与增加援助同样重要)是促进增长和消除贫困的关键。而另一方面,这些机构认为发达经济体的工人大可不必担心失业,理由是贸易会产生众多赢家,他们有能力对输家作出补偿。
在宏观经济层面,亚洲的崛起体现于“全球失衡”,主要是中国的顺差和美国的逆差,由此导致中美两国之间贸易和汇率摩擦不断。一个系统性问题是,美国债务积累可能达到临界点,投资者可能丧失信心,抛售美元,继而引发全球危机。IMF为此在2006年召开了首次多边磋商。事实上,失衡只是表象,2008年危机有着更为深刻的深层原因。
到21世纪头十年中期,世界经济一片繁荣,但其实只是三重泡沫的作用:
- 亚洲储蓄过剩,生产过剩,只能靠美国经常账户的巨额逆差来维持,美国成为最终消费国。
- 美国实际工资增长停滞,劳动力收入比例下降,原因之一是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向新兴市场转移,这意味着中产阶层只能靠不断增加消费信贷(通常是因房价上涨获得资产增值抵押借款)来维持自身消费水平。
- 在欧元区,类似的泡沫支撑着北欧的顺差和南欧的逆差。
在监管不力的情况下,金融部门无节制的发展促成并加剧这些因素。《金融与发展》注意到了其中一些问题,但与大多数观察者一样,没能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也没有意识到在泡沫破灭之后,世界将遭受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
危机与复苏
早在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的破产引发全球金融恐慌之前,2008年6月号《金融与发展》就指出,不透明和操作复杂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过度使用杠杆和监管不力,是美国金融问题的根源所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倒闭,随之而来的全面危机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当年12月号《金融与发展》用大量篇幅报道了这些事件。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金融与发展》详细介绍了IMF采取的危机应对措施:全面改革贷款工具包,使其更加灵活,更加顺应各国的需求;改进监督工作,以便更好地预测危机和考虑溢出效应;与金融稳定理事会合作,加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监督。IMF还向低收入国家提供额外支持,并再次动用特别提款权(这是自七十年代以来的首次分配),希望迅速注入无条件的流动性能够提振全球经济。
危机爆发后,IMF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呼吁采取紧急财政刺激措施。各国纷纷响应号召,亚洲率先行动起来,中国的大规模财政扩张政策更是使其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主要国家的央行向市场注入紧急流动性,设置跨境互换额度,并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这些都是为挽救世界经济免于崩溃而采取的必要行动,但由此也导致大量资本意外流入新兴市场。
到2009年12月,最猛烈的风暴已经平息,但危机留下了久久无法愈合的伤痕——结构性失业、收入不平等、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这些问题成为《金融与发展》关注的焦点。一期《金融与发展》以“就业情况堪忧”为题,探讨了移民、外包、技术和贸易对于就业前景的影响,指出政策制定者普遍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进一步开放移民、贸易和技术,可以带来经济利益,但也要付出政治成本,因为中产阶层会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金融与发展》提出,重新组织劳动者和继续教育固然是解决方案之一,但“对于职业寿命即将结束的下岗工人而言,再分配可能是比获取新技能更实际的解决方案”。
2011年9月号《金融与发展》探讨了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发达经济体的公众对于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感到不满,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救助银行的成本要由工人来买单。这其中的风险在于,当人们“感到有那么一小部分胜利者越来越富,而自己却越来越穷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再支持贸易开放和自由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