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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通往繁荣的更好途径是提高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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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 • 弗莱彻（Kevin Fletcher）是IMF欧洲部的主任助理。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通往繁荣的更好途径是提高生产率
凯文 • 弗莱彻（Kevin Fletcher）是IMF欧洲部的主任助理。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他1990年的畅销书《国家的竞争优势》中评论说，竞争力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作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竞争力委员会的成员，这位美国经济学家曾与商界领袖和国会议员们会晤：前者认为竞争力与在全球市场上开展竞争的全球战略相关；后者则认为竞争力意味着拥有贸易顺差。如今，这个被人们共同使用的术语仍然难以定义并持续产生着分歧。
如果增强竞争力意味着提高生产率，那么经济学家会同意：不论在任何地方，且几乎在所有时间，增强竞争力都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但他们也会指出，提高生产率会增进一国的福祉——无论其对出口的影响如何，甚至当一国根本不与其他国家贸易时也是如此。
而竞争力则意味着相对优势十分重要——政策制定者们更加关心本国与其他国家的相对生产率，而不是本国的绝对生产率水平。如果另一国的生产率在上升，那这一定是个坏消息，因为本国的竞争力在下降。这个理由站得住脚吗？
在诸如足球这样的零和竞争中，担心竞争对手的生产率是有道理的。如果联赛中其他球队表现更好，那就意味着自己球队夺冠的可能性会变得更低。然而，经济学的一个关键见解是：世界贸易并不是一场零和博弈。全球贸易让每个国家都能专注于其可最有效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这将提高全球的生产率，让每个人都过得更好。
贸易条件
那么，如果外国提高了生产率，对本国是好是坏呢？正如经济学中通常遇到的情况那样，答案是：不一定。
当外国更有效地生产某种商品时，它通常会增加这种商品的全球供给，从而降低其价格。如果你的国家主要是这种商品的出口国，那么出口品全球价格下降通常会使贵国的状况变得更糟。但是，如果你的国家主要是这种商品的进口国，那么全球价格下降意味着贵国的处境很可能会改善，因为这时进口费用会下降。
换句话说，外国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如何，取决于它对贵国贸易条件（即贵国相对于进口价格的出口价格）产生何种影响。
对于专门生产少数商品的小型国家（或地区），这些影响可能很大。假设一个小型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某种特定类型的机器人，当外国的竞争对手发明出一种更高级的机器人时，前者就过时了。这对该小型国家的经济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然而，经济学家（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已经表明，对于美国、中国和欧盟等多元化的大型经济体来说，外国生产率变化对其贸易条件的影响通常很小。这是因为大型经济体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较低。此外，实际发生的贸易往往涉及一系列产品。因此，其他国家生产率的提高往往会同时影响进口和出口的价格，因此其净效应相对不大，小于一国自身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巨大收益。
此外，比起影响其他国家的生产率来说，一国通常更容易影响本国的生产率。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经济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提高生产率，而不是提高竞争力。
出口价格
提高一国竞争力的第二种策略是降低出口价格，这会增加出口量。在广泛施行集体工资谈判的国家，降低出口价格可以通过抑制工资增长来实现——前提是企业应使用节省下来的资金压低产出的价格。
有时，一国会试图削弱本国货币——即改变其汇率，使每单位外币购买更多单位的本国货币，从而实现类似的效果。汇率贬值是一国努力降低以外币衡量的出口价格（和工资）的另一种方式，这会使其出口在国外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
但是，如果一国已经接近充分就业，那么对其出口需求的增加将超过该国的生产能力。这种过多的需求将推高物价和工资，而竞争力的改善也将消失。
为了避免这种结果，政府可以将货币贬值与减少总需求的措施（如增加税收或削减支出）结合起来。这么一来，货币贬值将增加出口需求，而财政紧缩将减少国内消费品需求。两种政策结合起来，将使就业和生产活动从服务国内消费和投资的生产部门转向出口部门。国民收入将保持不变，但国民储蓄将上升，因为政府财政盈余将增加（或是赤字将减少），而国内消费将下降。
储蓄和投资
上述例子凸显了国际经济学的一个核心事实：从核算上看，一国的贸易差额（出口减去进口）必须等于其储蓄和投资之差。这是因为投资是由储蓄来融资的——如果一国的储蓄超过了国内投资，那么余下的部分必须投资于其他国家。只有当一国保持贸易顺差时，它才能拥有超额现金流，从而成为其他国家的净投资国。相反，一国只有当其他国家借钱给它（这些国家是该国的净投资国），允许其进口超过出口时，该国才能出现贸易逆差。（为简单起见，本文的讨论并未包含资本收入的流动，但其不会影响主要结论）。
因此，如果政策制定者所说的提高“竞争力”是指希望增加本国的贸易差额，那么只有当该国实施提高国民储蓄或减少国民投资的政策时，这一结果才有可能实现。但这是个好主意吗？这取决于国民储蓄和投资是否处于其应有的水平，还是由于政策扭曲或市场失灵而远远偏离了该水平。
合理的担忧
有时，薄弱的竞争力和储蓄-投资的失衡反映了重大的经济问题。例如，假设由于金融部门监管不力，外国资本得以大量涌入，这会造成一场由信贷推动的、不可持续的消费和投机性投资繁荣。对国内消费和投资的过多需求将推高国内的工资和物价，削弱一国的出口竞争力并刺激进口需求。结果会怎么样？这将产生巨大的贸易逆差。
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竞争力的不足（巨额的贸易逆差）将引发一种合理的担忧：它是不可持续的信贷泡沫的另一面，其注定将破裂并造成巨大的破坏。
但有时，国民储蓄过高，或者投资过低，或者两者兼有，意味着一国的竞争力过高。例如，一国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可能过少。增加支出（这会带来更高的财政赤字）可以提高经济的生产能力。对国内投资需求的上升很可能会提高国内的工资和物价（相对于其他国家），从而降低该国出口的竞争力。但这种调整是将产能从出口部门转向国内投资部门这一必要过程的一环。如果国内投资的回报率高于出口部门的回报率（就如本例中所假设的那样），那么这种转变将提高整个经济的生产能力。
总而言之，提高竞争力是政策制定者们普遍追求的一个目标。但关注整个经济的生产率、而不是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往往是一个更加合适的目标。有时，一国相对于其竞争对手的价格水平会成为引发贸易失衡的经济问题。但这种情况并不像大多数政策制定者所认为的那么常见，即使借助经济学家为此提出的相关指标，也很难予以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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