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亚斯·阿德里亚诺（Andreas Adriano）介绍了奥古斯丁·卡斯滕斯（Agustín Carstens），后者是一位财政部长，是国际清算银行的总经理，还是一位具有创业心态的央行行长
安德烈亚斯 • 阿德里亚诺（Andreas Adriano）是《金融与发展》杂志的工作人员。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当奥古斯丁·卡斯滕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母亲每天早上都会给他准确数额的往返学校的车费。一天下午，他不得不在墨西哥城步行几公里才能回家，因为那一天车票涨价了。“我问妈妈发生了什么，她说，‘通货膨胀’，”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我感到困惑不解，觉得如果能更好地理解它，那会很有趣。”
就这样，一颗人才种子开始发芽了，这颗种子最终成为了墨西哥的杰出经济学家、本世纪最成功的政策制定者之一。在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卡斯滕斯将知识和学术的严谨性与务实精神和政治能力相结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墨西哥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以及国际清算银行担任了一系列卓越的领导职务。
“奥古斯丁身上不寻常地融合了一些特质——极强的好奇心、非凡的智力水平，以及一种创业心态，”曾任IMF部门主任的西达斯·蒂瓦里（Siddharth Tiwari）这样说道。他和卡斯滕斯自上世纪8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以来一直是朋友。更值得注意的是，卡斯滕斯从未在私人部门工作过，他在严格的官僚体制中发展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IMF，卡斯滕斯挑战了传统理念，他倡导通过贷款来防范危机，而不仅仅是化解危机。作为财政部长，他带领墨西哥度过了全球金融危机。作为央行行长，他加强了多边主义。在担任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期间，他启动了创新中心，在这个拥有近100年历史的超低调机构中培养了一种创业文化。与此同时，他推动国际清算银行更深入地了解货币政策的近期动态。
国际清算银行是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的“中央银行的银行”。6月底，卡斯滕斯将结束他作为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的任期，接任的是西班牙人巴勃罗·埃尔南德斯·德科斯（Pablo Hernández de Cos）。届时，卡斯滕斯将年满67岁。他没有透露他未来的打算。
从棒球到经济学
奥古斯丁·吉列尔莫·卡斯滕斯·卡斯滕斯（Agustín Guillermo Carstens Carstens）出生于墨西哥城一个具有德国血统的中上阶层家庭。青少年时期，他对经济学萌发了兴趣；同时，他又热爱棒球，在少年棒球锦标赛中是一名很有前途的投手。
他最终选择了经济学。卡斯滕斯被墨西哥自治技术学院（Instituto Tecnológico Autónomo de México，ITAM）录取，这所大学一直都在培养墨西哥的精英公务员。他大学毕业并在墨西哥中央银行短暂实习后，被央行派往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他计划研究墨西哥比索的汇率市场。
那是1982年，墨西哥三次下调比索币值，并将金融体系收归国有。卡斯滕斯在离开墨西哥之前亲身经历了金融动荡。当时，墨西哥正在耗尽外汇储备并即将实施资本管制，这意味着即使是中央银行也无法确定能否定期向他支付款项。卡斯滕斯的老板给了他10,000美元现金作为奖学金预付款。“付款在六个月后才恢复正常，”卡斯滕斯说。
卡斯滕斯在芝加哥度过了一段忙碌的时光。他在短短三年内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导师是迈克尔·穆萨（Michael Mussa），穆萨后来成为了IMF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还遇到了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硕士生凯瑟琳·曼塞尔（Catherine Mansell）并与她结婚。曼塞尔后来出版了一本关于墨西哥金融体系的畅销书，之后以C. M. Mayo的名字撰写小说。
完成博士学位后，卡斯滕斯重新加入中央银行，成为一名外汇交易员。由于墨西哥仍处于危机之中，他的工作包括监测汇率、交易量和储备水平，每半小时在黑板上更新一次。“为了让行长了解情况，我们在黑板前安装了摄像头，并在行长办公室安装了电视显示屏，使他多少能够实时看到我们在做什么，”卡斯滕斯在2020年的一次演讲中回忆道。
卡斯滕斯很快被提升为财务部主任，然后是研究部主任。当墨西哥的下一次货币危机——即1994年的“龙舌兰酒危机”——爆发时，他正担任墨西哥央行研究部主任。在那次危机中，美国组织了500亿美元的救助行动。
这次危机还留下了未完成的、卡斯滕斯将在七年后处理的工作。墨西哥自治技术学院的校友弗朗西斯科·吉尔·迪亚斯（Francisco Gil Díaz）是总统维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新任命的财政部长，他在2001年邀请卡斯滕斯担任他的副手。在这个职位上，卡斯滕斯推动实施了一些重要法规，以增强被1994年危机摧毁的银行。
消除污名效应
与此同时，卡斯滕斯于1999年担任代表墨西哥、西班牙和中美洲的IMF执董会成员，这是他首次在IMF任职。后来，在担任墨西哥副财长三年后，他重返IMF，成为三位副总裁之一。他作出了多项贡献，其中包括加强了IMF的能力建设工作。“他拥有与政策制定者打交道的出色能力，因为他曾经经常面对同样的问题，”他的前顾问、现任IMF欧洲部主任的阿尔弗雷德·卡默（Alfred Kammer）说。
在对70多个国家开展监督工作的过程中，卡斯滕斯敦促IMF改变只有在借款国接受财政和经济条件时才向其发放贷款的一贯做法。他主张提供无条件的预防性贷款，帮助基本面强健的国家避免外部因素引发的国际收支危机。
然而，卡斯滕斯说，“这是一个重大改变，IMF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甚至各国也持怀疑态度，因为向IMF借款被视为经济疲软的信号。
这个想法经过五年时间和一场全球危机才会成熟。在他的下一份工作中，卡斯滕斯消除了借款的污名效应。2006年底，当费利佩·卡尔德龙（Felipe Calderón）成为墨西哥总统时，卡斯滕斯无疑是财政部长的人选。作为财政部长，他推行了多项财政改革，并在少数派政府中使四项联邦预算获得批准。
“事实证明，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卡斯滕斯以前的学生之一——亚历杭德罗·维尔纳（Alejandro Werner）说，“他设法实施了相当保守的财政政策，同时维持了强大的政治凝聚力。”
卡斯滕斯推动了养老金、银行业和能源领域的新立法。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防止墨西哥遭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危机来袭时，他的保守财政立场使墨西哥保持了财政稳健。
2009年3月，IMF推出灵活信贷额度（FCL），这意味着他在预防性贷款方面的早期工作取得了成果。因基本面强健而预先达到资格的国家（如墨西哥）可以立即获得资金而不附带任何条件。
墨西哥申请了首笔FCL，规模为470亿美元。“IMF过去一直是‘急诊室医生’，很少会给好消息，”卡斯滕斯当时在墨西哥的一家报纸上写道，“在墨西哥和几个国家的坚持下……IMF将在防止国际收支危机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挑战者
2010年，卡斯滕斯成为墨西哥中央银行行长，他在任职期间，维护了多边主义并寻求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由此建立了自己的国际声望。
2011年法国的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退出IMF总裁一职后，卡斯滕斯开始竞选这一职位。他与法国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竞争，向欧洲人担任此职的传统做法提出了挑战。这成为IMF竞争最激烈的遴选过程，执董会第一次制定了一份由卡斯滕斯和拉加德组成的短名单。“IMF的机构发展落后于全球发展，”卡斯滕斯当时表示。尽管拉加德仍然轻松获胜，但卡斯滕斯已经提高了他的全球知名度。
次年，在欧元区发生危机的环境下，墨西哥担任了二十国集团（G20）轮值主席国。卡斯滕斯帮助动员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筹集了近5000亿美元的额外资源供IMF使用。
2015年，卡斯滕斯被任命为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主席。这是一个强大的指导小组，由IMF最大股东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组成。因此，他作为IMFC主席发挥的作用与拉加德作为总裁的作用具有相似之处。
“主席的工作是促进共识并以建设性的方式调动委员会成员，”蒂瓦里说。蒂瓦里领导的IMF团队编写了IMFC会议的技术文件。卡斯滕斯在2017年成为国际清算银行第一位来自新兴市场的总经理，他在IMFC的表现对他当时获得支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务实的创新者
最初，卡斯滕斯似乎对技术持怀疑态度。在2018年的一次演讲中，他称比特币“是泡沫、庞氏骗局和环境灾难的结合体”。这种看法很快就会改变。在2019年的亚洲之行中，卡斯滕斯对新加坡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以零售支付、代币化和开放金融为重心的创新金融生态系统印象深刻。这是一个将他的创业心态付诸实践的机会。
“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同时对所有中央银行产生了影响。”卡斯滕斯说，“合作过程中，存在着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国际清算银行的作用是促进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而技术有助于这种合作。”
卡斯滕斯任命法国经济学家伯努瓦·科雷（Benoît Cœuré）领导新的创新中心。作为欧洲中央银行的董事会成员，科雷负责监督支付业务，并担任国际清算银行支持的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的主席。他将中央银行的声誉和经验与技术和创新结合在一起。
创新中心发展迅速，五年内在全球拥有了100多名员工和7个业务中心，并汇集了宏观经济学家、软件工程师、区块链专家和数据科学家。它已经开展了大约40个项目来测试新技术，从代币化到使用人工智能改进经济分析。
一些项目即将被投入实际使用。Nexus项目创建了一个原型平台，使国内零售支付系统实现互联。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政府正在开发这一平台，旨在到2027年投入商业用途。它将使这五个国家的5亿人像美国人使用Venmo或巴西人使用Pix一样轻松地划转款项。
Agorá项目旨在测试现有金融体系中的新技术，例如代币化。40多家金融机构和主要中央银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等）参加了这一项目。创新中心“是中央银行领域的一个变革性项目，需要时间来实现收益和改变文化，”2022年离职的科雷说。
与此同时，卡斯滕斯还推动国际清算银行在其核心货币政策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国际清算银行2022年的一份报告就全球将从低通胀转向高通胀提出了警告，是最早发出这种预警的报告之一。该报告还提出了一个问题：“目前是否出现了二战后全球化时代结束的迹象？”
在2月的一次演讲中，卡斯滕斯分析了从过去五年独特的地缘经济形势（包括疫情、通胀再度加剧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得到的政策教训。他认为，各国央行最初过于关注通胀过低的风险。他建议各国央行“减少对难以调整的工具的依赖。量化宽松产生了大量的流动性和扩张，但很难控制”，他对《金融与发展》杂志如是说。另外，应当更谨慎地使用前瞻性指导。“为了更好地传递不确定性，各国央行可能应该更多地依赖压力情景。”
虽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的挑战与上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造成的供应扰动相似，但卡斯滕斯认为当前的转型更为深刻。“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世界经济和国家间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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