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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主要大国意见相左，国际合作仍可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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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成兴（Danny Quah）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李嘉诚经济学教授。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相互敌对之国能否为共同利益携手合作？在当前世界秩序格局下，人们对国际合作前景感到失望，这很自然。维护冷战以来全球稳定的多边体系正在经受着地缘政治竞争的冲击。无论是气候危机还是经济竞争和国际贸易治理，抑或是人工智能监管，主要大国似乎难以就解决紧迫的全球问题达成共识。
地缘政治竞争不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国际合作。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曾揭示全球领导力与国际合作的缺失如何延长了大萧条。但矛盾的是，地缘政治竞争在某些时期反而提升了国际合作的水平。例如，在冷战期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和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两位总统推动美国在开放市场、自由贸易及其他全球公共品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以此对抗共产主义。
当前，多边主义正在分化，这并不仅是地缘政治竞争的结果，还因为多边主义如今已经成为成本高昂的全球公共品，其虽能惠及全人类，但成本在各国之间分配不均。
即便在当今极化的世界中，地缘政治对手仍可就共同目标达成共识：地球应是全人类的家园；我们应通过合理的公共卫生保障措施来控制未来大流行病的传播；全球经济政策应为所有人带来繁荣。各国或许对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存在分歧：比如，指责某种方案惠及了竞争对手，造成了不公平；抑或是，它们可能谴责他国在解决共同问题时不作为，存在“搭便车”现象。
以碳排放为例：大气中的碳累积已持续数个世纪。我们应如何在历史上的排放国与当前的排放国之间分摊应对气候变化的负担？我们又应如何共担维护金融稳定和恢复全球增长的责任？一个发达经济体可能要耗费巨额资源来确保增长与稳定，而其他国家却不能审慎行事。
中等强国
若大国拒绝支持国际体系，他国能否取而代之？全球公共品的供给成本高昂。弱小经济体缺乏必要的资源，它们既无力巡逻海域保障国际贸易航道安全，亦难以在市场失灵时为世界经济注入数万亿美元。但中等强国——即拥有足够经济与金融实力的国家，或许有能力承接大国的角色。这些国家既没有处于大国竞争的前沿，又致力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它们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即便没有美国的持续领导，基于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也已然涌现。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例，这项由12个成员国组成的自贸协定，正是在美国未能批准其前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生效的。这一新的协定甚至吸纳了英国这个非太平洋国家。由此可见，开放经济体推崇建立在可预见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上的安排。
中等强国比小国更易承担全球公共品的供给成本。但它们与大国同样易因激励效果的衰减而动摇：若无法获得净收益，它们维护多边主义的意愿同样也会减弱。对多边主义的支持必须与其自身利益相契合。换言之，其行动必须符合激励相容原则。
国际体系若要存续，仅靠大国或中等强国的领导是远远不够的。激励相容理念必须取代体量决定论，因为与明确的契约式合作协定相比，其更能增强国际体系的韧性。所有国家作出的贡献都必须产生普遍可见的收益。但若关键各方之间缺乏善意或共识，这一点又如何实现呢？对此，笔者提出三条路径。
无意间合作
首先，政策制定者应寻求无意间合作的机遇。如果各国能就问题解决方案达成共识并能制定明确的合作条款，合作便会自然而然地达成。但是，无意间合作意味着即使存在分歧，各国仍能协作：其核心在于：即便动机错误，各方仍能采取正确的行动。
当存在正向溢出效益时，无意间合作最为显著。新冠疫情期间，各国竞相研发疫苗。各国企业竞相采用mRNA技术，进而加速了疫苗的开发进程。为此，企业需要借鉴他人已有的发现成果，但竞争最终催生了惠及所有人的疫苗。
再以能源转型为例。若某国认为其竞争对手对电动汽车的生产实施了不公平的补贴，那么它可以选择补贴本国生产，而非对竞争对手加征关税。此类补贴既是对对手的尖锐回击，同时亦能增加可负担清洁能源汽车的供给，从而减少碳排放。尽管各国的动机是错误的，但却成就了惠及所有人的结果。
“囚徒困境”
第二，较小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推动国际体系摆脱僵局。如果所有国家都追求自身利益，便可能陷入“囚徒困境”：各国采取的行动从自身角度出发都是最优选择，但从整体来看，这些行为却会相互损害。没有国家能仅靠自己摆脱这一困境：若试图采取单方面行动，他国便会趁机获利。当大国陷入此种困境时，一个微小的推动力量便能说服它们改变路线、追求对集体更优的结果。
例如，发达经济体常犹豫是否要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多进入其市场的机会。但它们会设置贸易壁垒，剥夺发展中经济体的致富机遇，进而推动移民流出这些国家。这导致所有各方都面临政治紧张局势。若发展中经济体能说服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集体开展行动，那么自由贸易的影响将趋于最小化：进口将均匀分布在各个发达经济体；同时，发展中经济体的收入也会增长，这将降低人们移民的意愿。这样的推动力量有助于大国和中等强国践行其本来想采取、但因惧怕被对手超越而不敢采取的行动。
探路者多边主义
第三，政策制定者应致力于追求探路者多边主义。当一些国家背弃多边主义时，认同该理念的国家仍可携手合作。在主要上诉机构因法定人数不足停摆时，世界贸易组织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就提供了独立的贸易争端解决流程。自2020年以来，MPIA成员国数量已增长了两倍，达到50余国。在探路者多边主义框架下，各联合体可通过集体行动攻克难题。尽管关注点不同，此类安排与IMF倡导的“务实多边主义”具有相似内核。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另一例证。这项由15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致力于构建基于规则的秩序，其包容性架构不仅涵盖东盟成员国，还纳入了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西兰和韩国等政治体制各异的国家。即便多边主义在其他地区出现倒退，东盟国家仍在亚太地区持续推动其发展。
当前，随着共识、特别是地缘政治对手间的共识日益消散，通过多边主义实现国际合作似乎已不可能实现。然而，无意间合作、破解“囚徒困境”，以及探路者多边主义，皆能促使国际体系重焕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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