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新冠病毒）危机现在被广泛视作“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灾难。今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收入增长3%，现在则预测下降3%，比2008-2009年的“大衰退”还要糟糕得多。在严峻的统计数字背后，是更为严峻的可能性：如果过去的疫情能提供任何参照，较贫穷和脆弱的社会群体受到的损害将严重几倍。的确，最近对顶尖经济学家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人认为，新冠病毒疫情将加剧不平等，部分原因是它对低技能工人产生特别大的影响。
我们的证据支持对疫情不利分配效应的担忧。我们发现，本世纪的重大疫情加剧了收入不平等，损害了只受过基本教育的群体的就业前景，但对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就业几乎没有影响。
我们重点分析五次重大事件——SARS（2003年)、H1N1（2009年）MERS（ 2012年）、Ebola（2014年）和Zika（2016年）——并跟踪每次事件之后五年的分配效应。平均而言，基尼系数（衡量不平等的常用指标）在这些事件之后稳步上升。我们根据净收入衡量基尼系数，即减去税收和转移之后的市场收入。我们的结果显示，尽管政府努力促进收入实现从富人到穷人的再分配，以缓解疫情影响，但不平等仍然加剧。五年后，净基尼系数上升了近1.5%，考虑到这一指标随时间推移变化缓慢，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疫情的这种持久影响是由失业和收入受到的其他冲击（如汇款减少）以及就业前景疲软引起的。我们的结果显示，对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群（教育水平是衡量技能水平的一个指标），疫情产生了迥然不同的影响。这种差异非常显著：按相对于人口的比率来衡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的就业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而仅受过基本教育的人的就业急剧下降，五年结束时下降幅度超过5%。
应对政策
尽管疫情对社会中的几乎每个人都造成不利影响，但政策需要特别注意防止最弱势群体的生计受到长期破坏（“伤疤”效应）。如果不付出艰苦而有针对性的努力，我们很可能看到不平等现象再度加剧。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话来说，不平等已经是“全球经济中最复杂和最令人烦恼的挑战之一”。
我们能采取哪些切实的措施？能够享受病假、失业福利和医疗福利，这对于所有受到疫情影响的人都是有益的，但对于缺乏储蓄缓冲、从而勉强糊口的贫困群体尤其必要。对于非正规工作和个体经营很普遍、社会保障体系不足的经济部门和地区，这种“新政”非常重要。扩大社会援助体系，实行新的转移支付，加强公共工程项目以提供就业机会，提供融资机会以维持就业，以及采取累进性的税收措施（也许可以通过“团结附加税”），这些措施都可以构成政策组合的一部分，缓解疫情对收入分配产生的破坏性影响。
政策制定者必须抓住机会实行根本性改革，以便在未来不可避免地发生冲击时（包括气候变化的影响），社会能够建立风险分担和社会援助机制，从而比现在更好地保护最脆弱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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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e Furceri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处长。他拥有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他曾是欧洲中央银行财政政策处以及经合组织经济部宏观经济分析处的经济学家。他在核心学术和政策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涉及宏观经济、公共财政、国际宏观经济和结构性改革等众多领域。
Prakash Loungani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独立评估办公室的助理主任兼高级人事主管。他与他人合著了《对抗不平等现象：社会如何选择包容性增长》（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9年）。 他之前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宏观经济发展处处长，2011年至2015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业与增长工作组联合主席。他是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凯瑞商学院兼职教授，也是“新南方政策中心”（位于摩洛哥拉巴特的智库）的高级研究员。
Jonathan D. Ostry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副主任，并担任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F）研究员。他最近的职责包括领导工作人员小组开展以下工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金融稳定理事会针对全球系统性宏观-金融风险开展的早期预警演习；对发达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脆弱性分析；多边汇率监督，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率问题咨询组（CGER）和外部均衡评估（EBA）方面的工作；国际金融架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工具改革；资本账户管理（资本管制措施和管理资本流入的审慎工具）和金融全球化问题；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以及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过去的工作包括，领导所在处室编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监督旗舰刊物《世界经济展望》，并领导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和新加坡国别工作组。Ostry先生还撰写了多部有关国际宏观政策问题的著作，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他最近的著作包括《平息资本流动之潮》（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7年）以及《对付不平等现象》（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8年）。他的研究被印刷和电子媒介广泛引用，包括英国广播公司、《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商业周刊》和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他在不平等和不可持续增长方面开展的研究被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讲话中引用。他18岁时以优异成绩从从加拿大皇后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从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并于1984年从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88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于2003年入选经济学家名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