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趋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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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s: HAROLD JAMES
- Published: June 21, 2024
布雷顿森林时代的愿景与机制
- 1944年,联合国货币和金融会议(布雷顿森林)确立了“繁荣与和平不可分割”的宏大政治愿景。
- 会议设计了用于管理世界货币事务的机制:以固定汇率为基础、国家有义务遵守汇率规则、在汇率受威胁时可获得IMF支持。
- 基本理念包括对“热钱流动”导致大萧条的解释,并在《基金组织协定》中维持资本管制,即使在贸易自由化转型期间也应如此。
早期挫折与制度现实
- 苏联决定不批准《基金组织协定》,IMF被排除在“马歇尔计划”之外,世界被铁幕分割。
- IMF在1956年因安全危机和金融危机交织(苏伊士危机背景)才重新获得生命力。
- 1960年代,各国在制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时开始抱怨缺乏整体愿景,仅能看到局部问题。
1970s-1990s:能源冲击、债务危机与角色转变
- 1970年代:石油生产国提高油价并增强政治影响力,导致平价制度崩溃;IMF推出“石油贷款”以支持受冲击的发展中国家。
- 1982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促使IMF以新的方式运作——既作为最后贷款人,也作为救助计划的协调人,要求借款国做出调整并动员银行提供新资金。
- 1994年及1994至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显示出多元化外国持有者使协调新资金困难,凸显缺乏主权破产机制的局限性;墨西哥得到美国从“汇率稳定基金”提供的200亿美元双边援助。
- 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强化了对传统救助机制规模不足的认识,所有救助方案都需要IMF和双边资金共同支持。
1990s之后的制度演变與監管協調
- 1995年6月,七国集团首脑峰会在哈利法克斯呼吁IMF建立基准和程序及时发布关键的经济金融数据。
- 2001年:IMF成立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并合并既有报告,开始发布新的半年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 从1990年代起,国际风险管理变得非中心化:多个机构分担监督与危机管理职责,出现多个新资金来源。
- 区域性安排与并行机制的出现:如东南亚的并行监督机制、2000年清迈倡议下的双边货币互换,以及后来的金融稳定论坛(FSF)到2009年更名并强化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SB)。
- 2009年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将FSF的权力从中央银行转移到由更多国家政府控制的全新FSB,救助机制演变为“全球金融稳定网络”。
金融风险管理的经验教训
- 来源多样性:稳定的威胁可能来自任何地方。1994至1995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亚洲危机及其在1998年对巴西和俄罗斯的波及,说明新兴市场并非唯一风险源;2007年金融危机显示美国和英国也处在震中。
- 关联性与不透明性:
- 威胁程度取决于关联性,而关联性通常难以提前精确确定。
- 2006年底,IMF对中欧和东欧潜在资本市场危机开展模拟,有助解释2008年对匈牙利规划批准的速度与规模,但IMF未能预见由美国按揭抵押贷款市场和金融体系引发的更大冲击。
- 管理复杂体系时责任与信息不对称是关键问题: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之间的联系仍然是脆弱性的关键来源;《基金组织协定》免除了各国政府提供有关特定机构的数据的责任,限制了国际组织对“每一棵树木”的调查能力。
- 机构思维与监督改进: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来严厉批判,IMF独立评估办公室指出IMF存在“严重的集体思维”,未能在其主要目标上“达标”。
- 作为回应,IMF推出了2012年《综合监督决定》,将之前的双边和多边监督工作结合;溢出效应报告由关注主要经济体影响转向对系统性关联的思考。
- 长期挑战的即时性:
- 长期问题(如气候变化或更广泛的人类活动造成的损害)可迅速对稳定构成威胁。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被广泛认为力度不足。
- 历史教训强调:若不进行准确测量,现象将停留在抽象讨论、紧张和担忧中。提供成本数据对达成解决方案共识至关重要。
- 在考量生物圈时,GDP并非资产而是消耗:GDP“侵蚀而不是增强了国家的长期财富”。
- 安全问题的金融影响:
- 安全问题(“变化的地缘政治”)可破坏金融稳定,例如俄罗斯天然气供应问题、中国台湾省与中国南海的紧张局势。
- 布雷顿森林机构的一个早期特点是IMF与世界银行的大股东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对称性;苏联未加入后,该对称性被打破。
-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为仍处于战争中的国家设计了新的IMF规划项目:意向融资项目需要在“异常不确定性”下调整,并需双边债权人以意向融资方式提供保障,承诺在不确定性解决后提供债务减免。
- 乌克兰案例提醒:安全或政治军事问题需要与经济金融挑战一同解决;冲突使不确定性全球化,要求抛弃零和思维以寻找充分答案。
哈罗德 • 詹姆斯(Harold James),《金融与发展》,202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