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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完善IMF工作的议程包含了四个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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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 • 沃尔夫（Martin Wolf）是《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80年前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决定，展现的更多是决心而非乐观。出席这次开创性会议的国家希望战后的世界与战前完全不同。
这与1918年各方的愿望十分不同——按照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42年的一封信中的说法，当时的主要目的是回归1914年。而在1944年，没人希望再回到1939年。各方均认为，下一个时代必须与之前完全不同——而后来确实也是如此。在过去的80年中，世界取得了惊人的进步，IMF在其中发挥了宝贵的作用。
但IMF目前所处的这个世界，比其成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具挑战性。在2019年《金融与发展》刊登的一篇庆祝IMF成立75周年的文章中，我注意到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具有8个重要特征：经济、政治权力从长期以来的高收入国家向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转移；美国与崛起的中国之间日益增加的对抗；民粹主义政治的上升，包括在既有的民主国家；对全球化概念的反弹；变革性的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以及最近的人工智能；普遍存在的金融脆弱性，特别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公共债务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其特征是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低通胀；以及日益显著的气候变化。
自这篇文章刊登以来的5年中，世界遭受了一系列冲击，尤其是新冠疫情、俄乌战争和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是唯一得到改善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上述冲击造成的。而取而代之的是通胀的突然跳升和利率的上升。全球合作的裂缝加深，全球性机构面临着更大的压力，长期经济表现也有所恶化。
过去的十年中，“灭火”不可避免地成为了IMF的关注焦点。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表示：“自新冠疫情以来，我们为190个成员国提供了约1万亿美元的流动性和融资。”IMF推出了新的贷款工具，尤其是韧性与可持续性信托。自2022年10月投入运作以来，该信托由具有强大外部头寸的成员国自愿提供的长期贷款所资助，其中包括那些希望通过转借其部分特别提款权、使低收入成员国和较脆弱的中等收入成员国受益的国家。
同样重要的是IMF对单个国家和全球经济的监督工作。其中，一个亮点是鲁奇尔·阿加瓦尔（Ruchir Agarwal）和吉塔·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提出的旨在结束新冠疫情的一项提议，其于2021年5月发布。另一个亮点是一项决议，其指出了反对全球化的经济成本。此外，还有一个亮点是对有关国家急于采用积极产业政策的质疑。IMF还正确指出了过度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危险。
然而，虽然这些工作都是合理的，但它们都还不够。布雷顿森林旨在让全球走上合作、经济一体化和更快经济发展之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世界曾似乎将要走上这么一条道路。但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了。如果重新希望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就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在这方面，过错的一方并不是IMF或其他国际金融机构，而是它们的所有者——尤其是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高收入国家。
正如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印度第十五次财政委员会前主席N·K·辛格（N. K. Singh）在2024年4月《报业辛迪加》撰文中指出的那样，“较高的利率使发展中国家承受了巨大的债务压力，而在最贫困的经济体中，有一半尚未恢复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增长都很疲弱，通胀也持续高企。在这一切的背后，全球升温仍在持续。”
改善IMF和更广泛的国际金融机构工作的议程包含了四个关键要素。要实现它们的难度很大。但它们却是缺一不可的。
首先，必须从根本上改进对难以偿还债务的处理方式。在巴黎俱乐部、中国的机构和私人贷款人之间开展协调，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难题。人们普遍认为，二十国集团的“共同框架”在帮助贫困国家方面做得不够。正如萨默斯和辛格所说，“利率上升，债券和贷款的还款规模增加到如此程度，以至于2023年有近2000亿美元从发展中国家流向私人债权人，这使国际金融机构的新增融资相形见绌”，在这种情况下，共同框架怎么能为贫困国家提供足够的支持呢？全球范围内的贫困国家无法应对高收入国家利率上升带来的风险。正如2002年时任IMF第一副总裁安娜·O·克鲁格（Anne O. Krueger）所正确指出，全球需要一个主权债务重组机制。当时，全球确实需要这一机制。而如今，我们需要的已不仅于此。
其次，我们需要多得多的资源。只有获得这些资源，IMF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才能为相关国家提供迫切需要的保障来应对冲击，并在为发展融资和提供基本全球公共品（尤其是稳定的气候）方面发挥重要的催化剂作用。IMF最重要的角色是提供备用资金。但为了让其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使其获得更多的资源。
第三，IMF的投票权比例必须反映过去40年全球经济影响力的变化。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IMF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将不会成为世界所需要的全球性机构。目前，日本在IMF的份额比例高于中国，英国的份额比例也高于印度。也许人们可以认为，拥有可兑换货币的高收入国家有理由获得更高比例的投票权。但这种程度的失衡摧毁了IMF的合法性。
最后，一个长期以来的传统，即IMF的总裁来自欧洲、世界银行的行长来自美国，必须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应该在世界任何地方寻找最佳的候选人。
任何一位全球形势的观察者都不会怀疑未来挑战的艰巨性。维持全球性机构的有效性，将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在全球紧张局势加剧的时期，恢复必要的合作看起来甚至可能只是一个渺茫的希望。但若想五年之后的世界不会变的更糟，这却是唯一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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