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对两国的消费者及许多生产商均造成负面影响。关税导致中美贸易减少，但双边贸易逆差基本没有变化。虽然迄今为止对全球增长的影响较温和，但近来的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会严重挫伤商业和金融市场情绪，扰乱全球供应链，进而危及2019年全球增长的预期复苏。
中美贸易的演变
5月10日，美国将来自中国的每年2000亿美元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25％，以及中国宣布实施报复性关税，这标志着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的最新升级。
美国此前征收的关税以及随后中国实施的报复性关税已经对贸易数据带来明显的影响。关税上涨对直接参与的中美两国及其贸易伙伴都产生了影响。
2018年，美国先后对来自中国的三类商品“清单”征收关税，首先是每年340亿美元的进口，之后是160亿美元，最后是额外的2000亿美元。结果，在征收关税的所有三类商品清单中，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均急剧下降。
在公布与实施关税之间存在时滞的情况下，例如16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清单，或计划将逐步提高关税的情况下，如2000亿美元清单，我们都看到在生效日期之前进口出现增长。这表明进口商在加征关税生效之前增加库存，因此导致此后的进口量进一步急剧下降
随着中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出现下降。虽然就美国而言，前期变化并不明显，但自贸易紧张局势开始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普遍减弱。
美国和中国的消费者显然是贸易紧张局势的受损者。Cavallo、Gopinath、Neiman和Tang的研究采用劳工统计局关于从中国进口商品价格的数据，其研究发现，因关税上升造成的成本几乎全部由美国进口商承担。从中国进口的（关税加征前）跨境价格几乎没有变化，关税加征后进口价格急剧上涨与关税幅度一致。一些关税已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如对洗衣机加征的关税，其余部分则由进口商通过降低利润率吸收。关税进一步提高可能会同样地转嫁至消费者。虽然对通货膨胀的直接影响可能很小，但是通过提高国内竞争对手的价格，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对生产商的影响
对生产商的影响更为复杂，有赢家，同时也有许多输家。一些在国内市场与受关税影响进口竞争的美国和中国商品生产商，以及作为竞争对手的第三国出口商是潜在的赢家。但是，受关税影响的美国和中国生产商以及使用这些商品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商是潜在的输家。
贸易转移是生产商受影响的一个渠道。美国加总的双边数据的确表明贸易转移已经发生，因为来自中国进口的减少似乎被来自其他国家进口的增加抵消。
例如，在美国征收关税的商品中，美国从墨西哥的进口大幅增加。8月份对来自中国的16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实施关税之后，来自墨西哥的进口增加了约8.5亿美元，几乎抵消了来自中国的近8.5亿美元进口的急剧减少，这使得美国的总体进口大致持平。就日本、韩国和加拿大等其他国家而言，相较2017年9月至11月的水平，美国进口的增幅较小。当然，总体数据可能掩盖了推动双边贸易格局的其他因素，例如库存的使用（例如，就光敏半导体器件而言，从第三国的进口变化很小或没有变化）。
生产商可能受影响的另一个渠道是通过贸易商品价格的市场分割。继中国征收关税之后，2018年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大幅下降，由此可以很清楚地证明这一点。2017年，美国和巴西是中国主要的大豆供应国。由于关税的原因，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下降到接近零，巴西对中国的大豆出口走高，由此导致美国大豆价格下跌，而巴西大豆价格上涨。虽然之后价格再次趋同，美国对中国的大豆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但美国大豆种植者遭受损失，而巴西的大豆种植者则受益于贸易转移和市场分割。
股票市场估值也反映了那些在中国市场有重大参与的美国生产商受到的影响。例如，继中国实施与340亿美元报复性清单相关的关税后，与参与其他国际市场的美国企业相比，那些对中国销售额高的美国公司的股价表现不佳。2019年初达成贸易休战之后，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在推特宣布美国将对20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的关税提高至25%之后，差距再次扩大。
中美双边关税提高对双边贸易差额的影响有限。事实上，2018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加，因为来自中国的进口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提前进口的影响。截至2019年3月，逆差小幅下降，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在下降。事实上，宏观经济因素，包括伙伴国的相对总需求和供给以及基本驱动因素在确定双边贸易差额方面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关税。
在全球层面，如果近期宣布和设想的中美两国新加征关税的额外影响扩大到中美之间的所有贸易，在短期内，预计将使全球 GDP下降三分之一个百分点，其中一半影响来自商业和市场信心效应。基金组织6月初即将公布的G-20监督说明将提供更多的细节。虽然目前这些影响尚温和，但将会在2018年已经实施的关税影响基础上加剧。此外，如不能解决贸易分歧以及其他领域（例如，涉及若干国家的汽车行业）发生进一步升级，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商业和金融市场情绪，对新兴市场债券利差和汇率产生负面影响，并导致投资和贸易增长放缓。
此外，贸易壁垒增加将扰乱全球供应链，并影响新技术传播的速度，最终导致全球生产率下降和福利减少。进口限制增加还会降低可贸易消费品的可负担程度，对低收入家庭造成不成比例的损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就全球经济而言， 2019年是一个微妙的年份。
相关链接：
2019年4月 《世界经济展望》
2018年10月 《世界经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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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genio Cerutti 目前担任基金组织研究部主任助理。他曾在基金组织参与多个经济体研究的团队工作，涉及的国家包括瑞典、土耳其、委内瑞拉、立陶宛、玻利维亚和巴巴多斯。其研究涉及国际宏观经济学的一般领域，尤其侧重于资本流动、金融监管以及宏观-金融联系。他拥有约翰斯 • 霍普金斯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和阿根廷科尔多瓦国立大学的经济学学士学位。
吉塔 • 戈皮纳特 任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在从事公共服务之前，她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国际研究和经济学John Zwaanstra教授。
戈皮纳特女士的研究重点是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曾在诸多顶级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她撰写了大量关于汇率、贸易和投资、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债务和新兴市场危机的研究文章。
Adil Mohommad 目前是基金组织研究部经济学家。之前，他作为经济学家参与了基金组织多个国别研究小组工作，涉及的国家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尼泊尔、不丹和图瓦卢。之前其研究包括财政改革、制度和增长、劳动力市场和贸易等主题。他拥有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德里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