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间开展合作可以增加税收收入、解决不平等问题，并应对气候变化。
技术、全球化和全球变暖已经改变了世界，因此税收制度必须与时俱进。只需点击一下鼠标，个人就可以跨境转账，企业就能与全球供应链上的关联企业开展交易。生产活动依靠的是无形的技术资产，而这些资产可以位于任何地方。因而雇主和雇员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工作。随着收入和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增强，以及气候变化愈发威胁着我们的地球，各国面临的税收挑战已经超越了国界。
逃避税行为造成了税收收入的损失，而这些收入本可用于社会支出或者基础设施投资。这些行为也加剧了不平等问题，增加了人们的不公平感受。一国执行的服务本国的政策可能会对其他国家造成破坏性影响。如果每个国家都各自为政制定税收政策，而不考虑对其他地方造成的不利影响，那么所有国家最终都会变得更糟。
我们新一期的《财政监测报告》指出在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国际协调可以惠及各方：向大企业征税、共享离岸资产信息和执行公平的碳定价。
企业税收协调
全球主要跨国企业的年利润高达全球GDP的9%，但其上缴的税款却很少，这引发了各界的普遍不满，促使有关国家达成了一项突破性协议，即推动已运行百年的现行国际税收制度的现代化。2021年，已有137个国家在协调方面取得了突破，批准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包容性框架》下的双支柱方案。2022年将是执行该协议的关键一年，几个国家正就此开展政治辩论，而《财政监测报告》评估了该协议的潜在好处。
该协议的支柱一规定：跨国企业的部分利润必须在其商品或服务实际使用或消费的辖区征收。这意味着科技企业需要在其客户所在辖区缴税，即便该企业的员工与其客户群相距万里之遥。在电子商务已经司空见惯的当今世界，这是一个令人欢迎的进展。我们的报告发现，虽然各方商定的税收收入重新分配只涉及跨国企业全球利润的2%，但这一新的征税原则为一项比单边数字服务税更高效的税收奠定了基础。
支柱二设定了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此举为税收逐底竞争划定了一条底线，降低了各国进行税率竞争的动力，也减少了企业跨国转移利润的动机。一些国家会将“征税过低”利润的税率上调至最低水平，这将使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税收入增加6%。减少税收的逐底竞争可以扭转企业所得税税率的下降趋势，从而将税收收入进一步增加8%——这将使其总体增幅达到14%。但这项工作应继续开展下去，以更好适应低收入国家的情况——例如，简化企业税收的某些方面，加强跨境资金往来的预扣税，以及共享更多按国家划分的跨国企业信息。低收入经济体若想从近期的变化中获益，就需要进行补充性的改革，如取消低效的税收激励措施。
个人税收协调
与企业一样，对个人（尤其是最富有的个人）征税也需要跨境协调。最近泄露的“巴拿马文件”和“天堂文件”等材料揭示了大量的离岸财富和广泛存在的税收漏洞。随着数字资产的兴起，信息的匿名性越来越强，信息共享变得愈发重要。除了税收损失外，用于隐藏财富的不透明离岸账户也为跨国转移腐败资金提供了便利。
开展协调可以带来切实的成果，已有163个国家同意在“税收透明度和信息交换全球论坛”框架内进行信息交换。不过，我们的报告指出，提高信息可信度还有更多工作要做。各国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推广使用受益所有权登记系统，其记录了企业实际所有人和控制人的相关信息。
已有一些国家建立了此类机制。但如何执行才是关键——登记系统中的信息应当集中存放在一个公共数据库中。信息的有效使用对执法活动始终是至关重要的，低收入国家需要获得更多的技术，以实现透明度带来的好处。
近期出现的另一个需要加强协调的现象是，劳动力的流动性越来越大。跨境远程工作的机会增多，同时，很多经济体都为高水平人才提供了数字远程工作签证。据估计，考虑到各国现行税率的差异后，跨境远程工作在各国之间重新分配的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达到了全球个人所得税收入的 1.25%。未来，为确保雇主和雇员所在国家之间保持一致的税收待遇，税收协调的重要性将不断上升。
碳定价协调
面对气候变化，我们更迫切地需要采取具体的协调行动，因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快速增长正使我们加速走向灾难性的全球变暖——升温幅度已比科学家认为的安全限度高出一倍以上。
国际碳价下限类似于全球最低企业税。但在这点上，几个碳排放大国可以加快协调，率先行动起来。设定碳价下限能抑制碳排放，减轻有关国家对竞争力的担忧。碳价下限可以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或更低，同时通过计算等效碳价，其还能兼顾监管手段等其他方法。 国际碳价下限还能兼顾处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各国所需承担的不同责任。
在努力应对俄乌战争引发的能源价格快速上涨时，各国政府应该以民众为支持目标（最好是实施有针对性的现金转移支付，或一次性的水电费折扣），而不是补贴化石燃料的消费。同时，近期采取的应对措施不应影响对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的投资。已设定逐步提高碳税税率路径的国家应该坚持予以实施——我们所预计的碳税税率上升幅度，远小于近期全球冲击造成的价格螺旋上升。在使用税收收入时，应确保所有的劳动者和群体都能从绿色转型中获益。在国际层面，就碳价下限（或类似措施）达成一致仍是当务之急。
历史告诉我们，在应对疫情或冲突造成的经济影响时，合作显得更为重要。科学家们跨境协作抗击疫情，而本着同样的合作精神，现在是时候加强企业征税，打击逃税行为，为更加绿色、公平的世界采取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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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or Gaspar，葡萄牙人，现任IMF财政事务部主任。在加入IMF之前，他曾在葡萄牙银行担任多个高级政策职务，包括最近担任的特别顾问。2011年至2013年，他担任葡萄牙国务部长兼财政部部长。2007年至2010年，他任欧洲联盟委员会欧洲政策顾问局顾问；1998年至2004年，任欧洲中央银行研究总干事。Gaspar先生拥有新里斯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该大学做博士后。他还曾就读于葡萄牙天主教大学。
Shafik Hebous，现任IMF财政事务部副处长。他曾为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低收入经济体提供广泛的税收政策建议。Shafik的研究涵盖了一系列税收和财政政策问题，并曾在《美国经济杂志：经济政策》、《公共经济学杂志》、《货币经济学杂志》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过文章。他拥有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Paolo Mauro现任IMF财政事务部副主任。在此之前，他曾在IMF非洲部、财政事务部和研究部担任多个管理职务。2014年至2016年，他担任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以及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凯瑞商学院客座教授。他的文章在《经济学季刊》、《货币经济学杂志》和《公共经济学杂志》等期刊上发表，并被学术界和主要媒体广泛引用。他曾与他人合著了三本书——《移动世界：更平等的全球经济中的消费模式》、《新兴市场与金融全球化》和《逐步削减公共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