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利因素影响下，世界经济面临着充满挑战的一年；尽管如此，亚太地区仍然充满活力。
由于利率上升和俄乌战争拖累经济活动，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将放缓。通胀居高不下，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业承压，增加了本已复杂的经济局面的不确定性。
虽然有关亚洲国家收紧了货币政策，但迄今为止其国内需求仍然强劲；而同时，外部对科技产品和其他出口的需求正在减弱。我们预计今年该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70%以上，其扩张速度将从去年的3.8%加速至4.6%。
中国的重新开放将带来新的动力。通常情况下，拉动中国经济最为显著的要属投资品需求，但这次则是消费需求。亚太地区其他新兴经济体有望实现稳健增长，尽管部分经济体的增速略低于去年。
即使如此，充满活力的增长前景并不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可以盲目自满。我们近期讨论过的一些风险（例如公共债务风险，我们在1月的博客中进行了讨论）仍然存在。近期全球金融震荡的加剧，可能引发风险的扩散。
除了这些风险之外，顽固的通胀仍然是一个挑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在去年飙升后已经下降，供应链压力也得到了缓解，但通胀仍高于央行目标水平。核心通胀（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通胀）也呈现出了粘性。
亚洲经济体的产出缺口（其衡量了需求与产能的差距，因而也衡量了价格压力）正在或已经缩小，而经济产能本身可能已因疫情造成的经济长期创伤效应而下降。
去年货币对美元贬值的价格传导效应仍在继续。由于通胀已然高企，价格传导效应的影响可能会异常大，对新兴经济体尤为如此。这些因素表明，遏制通胀的战斗还没有结束。由于实际利率仍然很低（在一些国家甚至为负），央行可能需要在一段时间内维持高利率水平。
全球和本地区金融环境的未来路径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这也带来了另一大挑战。近期，美国和欧洲部分银行出现动荡，为风险传染敲响了警钟。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和美国的一些银行正在艰难应对利率上升。
同样，亚洲的银行，尤其是亚洲发达经济体的银行，可能会因批发融资成本上升和资产市场价值突然下跌而遭受损失。一些新兴经济体的贷款机构可能会在人们突然挤兑存款或外部融资缩减后面临流动性压力。一些国家和部门面临外部借款成本急剧上升的巨大风险，尽管这些风险最近有所降低。
即使撇开这些外部压力带来的潜在溢出效应不谈，该地区经济体的国内脆弱性也很明显。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杠杆率就已经增加。企业债务集中在有资不抵债风险的企业和房地产等少数部门。近期亚洲的房地产市场降温，但房价仍处于历史高位。若房价进一步下跌，可能会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造成压力，对于背负按揭贷款的民众和房地产开发商来说则尤为如此。亚洲的金融体系应该能够抵御这些压力，因为其资本充足且流动性缓冲充裕，但金融监管当局必须保持警惕。
在债务高企和利率上升的背景下进行财政整顿也是一大挑战。与新冠疫情前相比，亚太地区的公共债务水平已经大幅增加。大多数政府预计将在今明两年收紧预算。不过，预计的财政整顿可能不足以稳定债务，利率上升也将加重债务负担。
最后，未来几年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很高。尽管中国经济有望于今年复苏，但中期来看其可能放缓，这意味着彼时亚洲的经济增速将达到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此外，中国很可能实现投资驱动型增长向消费拉动型增长的转型。这可能会对该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对向中国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尤为如此。地缘经济割裂加剧也会给经济增长的潜力带来更多压力。
以上这些挑战对政策制定者意味着什么？
应对金融压力的最佳方法是加强防范——政策制定者应密切关注这些压力并制定应急计划。除非金融市场的压力加剧并引发各方对金融稳定的广泛担忧，否则央行应将货币政策目标与金融稳定目标分开。为此，它们应运用可用工具（如贷款和贴现工具）来缓解银行业的流动性约束，使央行能够持续收紧政策以应对通胀压力。
各国可能需要更积极地开展财政整顿，确保中期可持续性，但政策制定者必须在支持增长、保护脆弱群体和解决债务问题之间取得平衡。
该地区必须优先考虑促进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绿色转型带来了广泛的创新机会，如果加以有效利用，其可成为该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亚洲国家可以通过投资研发、促进创业、加强教育和数字化，促进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