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卡什•洛嘉尼介绍了前瑞典央行官员、通胀目标制改革的领导者——拉尔斯•斯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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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卡什 • 朗加尼（PRAKASH LOUNGANI）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项目的主任。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各国央行正面临着艰难时刻。2021年通胀飙升，令多国央行措手不及。美联储主席杰伊 • 鲍威尔（Jay Powell）去年就曾说过：“我们现在才明白，自己对于通货膨胀竟然一无所知。”
要不是央行工作在过去三十年里有了重大改进，特别是在通胀目标制框架方面取得进展，要应对当前的挑战还会困难得多。虽然让这些改革最终成真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在其中负有重大责任的莫过于瑞典央行前任副行长、著名的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现任客座教授，拉尔斯•斯文森（Lars E.O. Svensson）。
美联储前任主席、202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本 • 伯南克（Ben Bernanke）告诉本刊：“拉尔斯对于货币政策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真知灼见，他的创造力和思想独立性都非同凡响。”
在通胀目标制下，央行明确提出长期通胀目标，并通过调整手中的政策利率来实现这一目标。提高利率（正如各国央行目前的做法）可以减少在住房和其他对利率敏感的商品上的支出，从而降低通胀。斯文森是通胀目标制的早期支持者，此后一直是积极倡导者。他敦促央行管理者持续改进框架，特别是要向公众公开实现通胀目标的未来政策路径。
斯文森等人提倡的强化货币管理，帮助各国央行遏制住了2007年金融危机，没有让其发展成为又一场“大萧条”。在任副行长期间，斯文森还协助瑞典央行成功应对了这场危机的早期阶段。
其实，这并不是斯文森最初设想的人生道路。1971年，他获得了斯德哥尔摩皇家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和应用数学硕士学位。在决定下一步行动之前，他先给自己“放假”，选修了一些本科生的经济史课程。一位教授建议他转行学习经济学，并且告诉他经济学者在瑞典的就业前景看好。斯文森告诉本刊：“这是我人生中得到的最好的建议之一。”
此后，斯文森在斯德哥尔摩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又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了一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指导过他的教授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美联储前任副主席斯坦利•费舍（Stan Fischer）和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哈尔•范里安（Hal Varian）。他的同学当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IMF前任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耶•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欧洲央行前任行长和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以及美联储前任理事弗雷德里克•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斯文森说：“我在那一年结识了很多人，他们多年来给了我很大帮助。”
斯文森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世纪70到80年代，他主要关注经济理论和国际经济学。他的朋友、长期同事兼合作者托斯滕•佩尔森（Torsten Persson）这样描述当年与斯文森共事时的情景：“他在工作中坚持己见，除非有人提出更好的直觉论断和正式模型。他对待兴趣爱好也同样认真，我们都曾经热衷出海航行，后来他又狂热地迷上了攀岩。”
20世纪90年代，斯文森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货币经济学，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担任了瑞典央行的外聘顾问。那是一个动荡纷乱的年代。1992年，瑞典央行为挽救瑞典克朗与欧洲货币单位（ECU）挂钩的汇率制，曾经果断地将利率提高到500%，但汇率钉住制最终还是崩溃了，国内经济此后每况愈下。斯文森和国内外少数几位经济学家受命在两周内为瑞典央行制定出一份新的货币框架建议。
幸好有先例可以借鉴。1989至1990年，新西兰储备银行采用了通胀目标制，大幅降低了通胀率。1991年，加拿大银行也启用了通胀目标制，将通胀率成功降至2%。在提交给瑞典央行的一份报告中，斯文森指出“有充分的理由“制定货币政策目标，将“通胀率的上下浮动范围限定在一个狭小区间内”。1993年初，瑞典央行采用了通胀目标制，计划到1995年实现2%的长期通胀目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瑞典的通胀率都低于这个目标。
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头10年，斯文森致力于向各方展示通胀目标制的成功，并不断改进这一框架。2001年，他来到了闻名遐迩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这里有许多教授——包括伯南克、克鲁曼、美联储前任副主席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和颇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都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乔治梅森大学的知名货币理论学家斯科特•萨姆纳（Scott Sumner）称这些人为“普林斯顿学派”，他认为正是这个学派促成了各国央行的改革，而这种变化在日后应对“大萧条”时起到了重要作用。
斯文森的早期贡献之一是敦促各国央行以灵活方式实施通胀目标制，同时认识到央行承担着双重责任：一是将通胀率稳定在目标值附近，二是推动经济尽量实现充分就业。斯文森告诉本刊，如今在各国央行中“几乎看不到‘通胀狂人’了”。这个词是英格兰银行前任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创造出来的，是指一味用牺牲就业来追求通胀的央行。
斯文森做出的更重要的贡献是，敦促各国央行接受通胀预测目标制。在通胀目标制下，央行在公布和解释最新政策决定方面已经增强了透明度。不过斯文森认为央行应该更进一步。由于货币政策行动产生的影响要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逐渐显现出来，央行必须将未来计划的内容明确告知市场和公众。
1997年，斯文森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建议央行确定当前及今后的利率路径，以便央行的通胀和就业预测“看起来有利于”经济逐步实现通胀目标和充分就业。乔治梅森大学的萨姆纳是这样解释的：“假设，你将通胀目标定在2%，你据此制定了政策，（未来）通胀预测自然也是2%……这些都是常识。要让政策获得预期的成功，何不设定（未来）政策利率（路径）呢？”
在斯文森发表这篇论文之前，央行设定的政策利率路径总会导致它们低于或高于既定目标。萨姆纳写道：“这就像是一位船长要横渡大西洋，他在舵轮上设定了方位，可当船到大洋彼岸时，已经偏离航线200英里了。”
挪威银行、瑞典央行和捷克国家银行等一些央行根据斯文森的建议，仿照新西兰央行的做法，开始公布政策利率路径。另有多家央行采用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美联储高级顾问、斯文森的合作者罗伯特•泰特洛（Robert Tetlow）表示，斯文森的工作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也有助于在危机时刻激发创新的意愿。
泰特洛告诉本刊，拉尔斯在向央行管理者们提出建议时，“总是异常冷静，又十分固执，他为人礼貌，但性情直率”。国际清算银行（BIS）前高级官员菲利普•特纳（Philip Turner）还记得，“在2000年召开的日本银行会议上，斯文森率先”敦促日方采取激进的货币政策行动。斯文森在会议论文中不客气地写道：“日本已经在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中荒废了十年，假如继续执行糟糕的政策，日本还可能再失去十年。”
斯文森等人倡导的加强货币管理在“大萧条”期间得到了回报。各国央行迅速采取行动，尽量避免眼前的这场经济危机发展成为另一场“大萧条”。央行大幅降低利率，这说明央行并非“通胀狂人”，也很重视充分就业目标。央行向市场表明，预计将“长期保持低利率”，提供前瞻性指引的这种做法非常符合斯文森有关提高透明度的建议。
但这场经济大萧条来势汹汹，致使各国央行面临一个窘境：一旦将政策利率降至零，并且表示将在一段时间内维持零利率，央行还能做些什么？斯文森主张实行负利率，对存款征收费用，以鼓励银行发放贷款，促进消费。
英国《金融时报》当时是这样报道的：“最积极倡导这项政策的是副行长拉尔斯•斯文森，他是全球知名的货币政策理论专家，同本•伯南克过从甚密。”2012年，丹麦央行开始实行负利率，欧洲央行和另外几国央行也紧随其后。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关于负利率虽然仍有争议，但它的确丰富了央行的工具包。IMF前任首席经济学家肯•罗格夫（Ken Rogoff）表示，“如果处理得当……负利率的运作方式与常规货币政策基本类似”，在今后的危机中可以“提振总需求和促进就业”。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瑞典央行在2007年就设法从普林斯顿请回了斯文森，回国担任副行长。此时，瑞典央行已然按照斯文森的建议，公布并解释政策利率路径。到2009年7月，瑞典央行已将利率降至0.25%。
但斯文森没能说服他的同事将利率降至零，并在必要时考虑实行负利率。事实上，瑞典央行在2010年开始加息。斯文森反对此举，他认为通胀预测结果远低于目标，而且失业率居高不下。此外，他还反对“逆风干预”。这种理论认为，应提高利率以应对房价上涨和抵押债务增加给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即便从通胀和产出等宏观因素来看不必提高利率。
斯文森在瑞典央行做了几年彬彬有礼的持异见者，最终在2013年年中任期结束时卸任。他坦言，自己推崇的“货币政策没能获得他人的支持”。普林斯顿大学的前同事们纷纷站出来为他辩护。克鲁格曼称2010至2011年的加息可能是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最没来由的政策失误”，“在宏观指标方面看不到任何明显的依据”。
事实证明，斯文森的判断是正确的。到2014年，加息显然没能抑制房价上涨，反而导致通货紧缩和经济疲软。瑞典央行迫不得已，只好将利率降至零。2015年，瑞典央行小心翼翼地开始实行负利率。里玛•特克（Rima Turk）在随后编写的IMF工作文件中指出，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斯文森从瑞典央行离职后，致力于论证为什么货币政策应关注通胀和产出目标，并将金融稳定因素交给宏观审慎政策来考虑。他写道，这是两项“不同”的政策，“在实施时也最好分头进行”。为支持自己的论点，斯文森多次在IMF和其他场合发表演讲，证明用提高利率、消除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来增强金融稳定的做法得到的好处不多，且无法确知。相比之下，失业率上升和通缩压力加剧的成本很高，而且是确定无疑的。
2015年，IMF围绕斯文森所做的这种利弊分析，编写了一份工作人员文件。文章题为“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结论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弊大于利。国际清算银行前任官员特纳告诉本刊：“斯文森经过缜密的逻辑分析，使用最有利于反面案例的大量实证证据，在这场辩论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现年75岁的斯文森依然活跃在研究领域。他的最新工作成果表明，用来显示房价过高的常用指标（例如房价收入比）具有误导性，可能导致金融机构采取错误的政策行动。他还对一种常见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假如家庭的未偿抵押债务水平较高，在遭遇危机时，家庭会进一步削减支出。看到斯文森仍在挑战某些普遍观念，特纳颇感欣慰：“斯文森所到之处，经济学家都得忙不迭地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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