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目标制仍然是度过艰难时期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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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纳多•维拉尔（Leonardo Villar），哥伦比亚共和国银行（哥伦比亚中央银行）行长。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作为一种货币政策策略，通胀目标制自1990年首次采用以来，在总体上是成功的。大多数采用该制度的国家都降低了通胀的水平和波动程度。就几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通胀目标制还帮助它们将顺周期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往往会助长经济上行或加深经济衰退）转变为逆周期政策，提高了GDP增速的稳定性。
我的祖国哥伦比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经历了30年稳定但顽固的高通胀后，我们于1999年采用了通胀目标制。此前，哥伦比亚央行必须应对复杂的指数化机制（这种机制会导致通胀长期存在），在通胀相对较高、国际收支不稳定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使用汇率作为经济的名义锚。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别无选择，只能利用顺周期货币政策来应对外部周期和冲击，确保汇率稳定。
哥伦比亚采用通胀目标制后，逆周期货币政策应对措施首次开始奏效。当局开始允许汇率波动，成为抵御外部周期和冲击的第一道防线。这在应对2007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的货币政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两次危机中，当局允许本国货币贬值，同时依靠通胀目标（而不是汇率）的信誉，作为经济的主要名义锚。
事实证明，通胀目标策略在应对哥伦比亚2014到2016年的巨大通胀冲击中也取得了成功，当时国内油价暴跌、天气严重干旱、各种供给冲击接连不断，导致贸易条件同时出现了恶化。结果是，2015年的名义年贬值率达到了68%，通胀率从2014年年中的约3%攀升至2016年7月的9%，并在几年后回落至3%的目标，产出未遭受重大损失。货币政策的信誉和长期通胀预期的相对稳定，是此次调整成功的关键。
在后疫情时代，采用通胀目标制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通胀目标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局在保持通胀处于目标附近方面的信誉，而这自2021年以来就没有发生过。
在这方面，哥伦比亚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哥伦比亚的通胀率从2020年的不到2%上升到2022年的13.1%，这是自通胀目标制采用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增长主要是受食品价格推动。2022年，由于遭受国内外供给冲击，食品价格以每年近28%的速度上涨。
总需求的强劲复苏也推高了通胀。哥伦比亚的GDP在2021年增长了10%以上，2022年则增长了8%——尽管2022年贸易条件有利，但其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仍接近历史最高纪录。需求过剩还导致核心通胀呈上升趋势，剔除食品价格和政府调控的价格因素，核心通胀率从2021年的2.5%上升到了2022年的9.5%。
本币急剧贬值也在核心通胀的上升趋势中发挥了作用。到2022年底，哥伦比亚比索与2021年初相比已经贬值了38%。这一数字高于拉丁美洲其他大多数国家，与此同时，过去两年间，投资者对国家风险的看法也在恶化，财政赤字远高于本地区其他国家。
不同的指数化机制也在影响着通胀水平。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每年年初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时，当局都参考了过去观察到的通胀率。在这方面，2022年和2023年比较特殊，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上调了10%和16%，远高于总体通胀率。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会对生产成本造成影响，引发典型的工资-价格螺旋上升（工资上涨导致价格上涨，然后再调高工资来弥补价格上涨），致使通胀率居高不下。
在这一充满挑战的环境下，货币政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紧缩。到目前为止，哥伦比亚央行已将政策利率从2021年9月的1.75%上调至今年1月的12.75%。
2021年以来接连不断的通胀冲击，以及随后被迫对货币政策应对措施的重新评估，也对央行的政策沟通提出了挑战。这些冲击产生的通胀影响巨大而持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让通胀回归目标，因此需要向公众作出解释。若让通胀过快回归目标，则可能会让产出和就业付出高昂代价；但拖延太久则可能导致通胀预期脱锚。
央行公开表示，紧缩进程尚未结束，并承诺在两年内将通胀率降至3%的目标，将偏差保持在可以接受的1个百分点之内。幸运的是，通胀预期与我们所希望的通胀回归目标路径大体一致。
按照历史标准来看，通胀率预计会快速下降；但若从引入通胀目标制后这段时间来看，通胀高于目标的时间将是最长的一次。这样一来，维持通胀目标作为经济主要名义锚信誉的困难程度就会加大。
显然，2023年和2024年，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将尤为严峻。我们预计，经济活动将急剧下滑，2023年GDP增速将降至仅仅为0.2%，原因包括全球金融环境趋紧、贸易伙伴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国内为保证通胀水平回归央行目标而必须实施的紧缩性货币政策。
这些挑战并不能成为反对通胀目标制策略的理由，相反，它们能让我们更加重视加强该制度的锚定作用，以及在当前关键时刻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表明央行致力于实现明确而可信的通胀目标。
通胀目标制与浮动汇率制对哥伦比亚的经济发展大有裨益，其帮助我国以先前不可能的方式应对了经济冲击。我们认为，提高该制度的信誉仍然是克服此类挑战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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