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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归基础
更新国际贸易规则和加强国内政策，可使全球化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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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在过去至少150年里，全球经济力量时而将各国拉近，时而又将它们彼此推远。自19世纪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经济首次出现以来，各国有时寻求更多的经济一体化，有时又趋向更加孤立，这是由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技术和其他因素决定的。今天，我们可能正处于全球化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那么，这一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的强大力量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变化的？我们又应如何予以改进？
“全球化”是指通过货物、服务、投资、技术、数据、思想和劳动力的流动，使世界经济更加紧密相连的过程。全球化始于1870年前后；此后，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随着各国开始减少资本和贸易流动限制并预想这将促进增长和福利，全球化得以迅速发展。
这个过程最初是在地缘政治集团和地区集团内部开始的。后来，继柏林墙倒塌、金融管制放松、多轮贸易自由化（促成了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之后，全球化得到了扩张。技术进步降低了贸易和金融交易的成本，进一步促进了全球化。集装箱运输、深水港和喷气式发动机等创新，使海运和空运变得更加便宜。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广泛采用——从传真机的引入，到个人电脑和移动设备的普及，再到全球互联网连接的不断推广——进一步降低了组织和交易成本。结果，世界因此变小了，跨境经营变得更加容易。
积极与消极方面
这些发展释放了世界经济的巨大价值创造潜力。生产活动被拆分为多个阶段，这让每个生产阶段都能在更高效的地方进行。这种生产的重新组织，意味着相同的资源可以得到更多的产出。同时，来自外国的竞争也促使企业提高了生产率。消费者则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获得更多种类的商品。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全球化——特别是贸易改革——总体上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那些之前与全球经济融合程度较低的国家。发展中经济体尤其受益于全球价值链（遍布全球的庞大生产网络），因为它们不必发展全新的国内产业即可出口更复杂的产品。在全球化扩展的时期，世界各国的收入水平有所趋同，贫困率也从1980年的47%下降到了2010年的16%。
但全球化也有其消极方面。在国家内部，向新生产结构的转变有时十分困难，因为劳动者和资本需要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各国的国内政策（如为促进这一调整而推出的劳动力市场支持和社会保险计划）则差异很大。一些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得更好。在一些地方和行业中，劳动者——特别是低技能劳动者——失去了工作或工资下降。这些负面后果是集中发生的，有时其十分严酷，且往往持续了很长时间。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全球化使世界经济变得更不稳定、更易发生危机。他们认为，更有力的宏观经济治理和制度可帮助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全球化也可能在过去40年中助长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但各国在税收和再分配做法上的差异显然起到了更大作用，技术进步也是如此（其惠及了高技能劳动者和投资者）。
衡量全球化
传统上，全球化是通过诸如贸易开放度（指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或是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度以及关税和资本账户限制等政策的统计数据来衡量的。全球化的其他维度则是通过跨境金融交易的日交易额或外国学生和劳动者的签证数量来体现的。这些统计数据加总后可以看出，全球化从20世纪80年代起迅速扩展，直到全球金融危机后才趋于平稳。然而，考虑到全球经济的变化，以上描述显得过于简单化了。
较新的衡量指标，如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和服务贸易（特别是数字服务贸易）显示在某些领域全球化实际上加速了。贸易品越来越多地包含了源自多个上游国家和部门的附加值。考虑这些嵌入的附加值，对于评估贸易一体化以及正确识别出各国的相对强弱部门至关重要。在全球范围内，出口中的外部附加值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约19%上升到了2022年的28%，这表明贸易一体化的深化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兴起，服务能够更容易地跨境流动。通过数字化手段交付的服务，包括会计、设计和媒体服务，已经占到服务贸易的54%，其在过去20年的年均增速达到了8%。这些数字服务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引擎。
虽然这些指标反映了全球化的现状，但裂痕正在显现。各方对国家安全和供应链韧性的担忧加剧，加上新冠疫情、俄乌战争以及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使政策制定者转向内向型政策。
贸易与国家安全交汇处的政策被更广泛地使用，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措施大量出台，自2018年以来增加了约三倍。产业政策正在回归，其带来的干扰贸易的措施，在2023年影响了至少五分之一的全球贸易。许多这些限制措施都引发了针锋相对的反制，这加剧了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多边贸易体系的应对能力不足，这导致其可信度受损。
此外，还存在着其他令人担忧的趋势。最近的研究指出，贸易正向地缘政治上更为接近的伙伴国转移，这在战略性部门尤其如此。但这并不会减少脆弱性，反而可能只是延长了供应链并增加了成本。即便是作为全球经济潜在亮点的数字经济，也面临着很大的政策限制——这种限制在过去十年中有所增加。
分享收益
全球化的收益值得保持与扩大。然而，出于对不平等、工人下岗和不公平竞争的担忧，支持继续开放经济政策的声音遭到了反对。一些批评者指出，尤其在危机时期（如新冠疫情），对地缘政治对手的过度依赖成为了一个问题。逆转全球化几乎肯定会丧失其收益，增加贫困，并导致成本高昂的转型。IMF的研究表明，贸易割裂造成的全球损失可能在GDP的0.2%到7%之间。当考虑到技术脱钩时，成本可能还要更高。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共同努力，保持、扩大全球化的收益，同时使其更可持续。
政策制定者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一项重要工作是确保一个运行良好的、以世贸组织为基础的全球贸易规则体系，以保持贸易开放，确保对贸易和增长至关重要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这必然需要各国政府开展合作，解决贸易紧张的底层原因。加快推动世贸组织改革以加强透明度和规则（包括在补贴方面）；恢复充分运作的争端解决系统；更新规则，以体现全球经济中日益增加的服务和数字贸易比重——这些举措都是至关重要的。
有意在特定领域深化合作的部分世贸组织成员可达成诸边协议，这可以帮助推进电子商务和投资便利化改革，而又不会阻止其他国家的加入。
另一个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至关重要的方面是加强国内政策，以更公平地分享贸易、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收益。这些政策若想成功，就必须建立在健全的宏观经济治理以及金融监管的坚实基础上，以避免金融全球化风险的累积；同时，其还必须包括一个能高效调动收入的税收体系。劳动力市场和财政政策是应对工人下岗和不平等问题的关键工具，且其在应对由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引发的扰动时尤为重要。为补充这些政策，还需要提供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医疗和社保体系等。
最后，在充满不确定的时期，国际组织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为突发状况提供缓冲，推广由各方共同商定的规则，并作为桥梁推动更多的对话与合作——即使在不利的整体环境下也是如此。
亚当 • 雅库比克（Adam Jakubik）是IMF战略、政策及检查部的经济学家。
伊丽莎白 • 范 • 赫维伦（ELIZABETH VAN HEUVELEN）是IMF战略、政策和审查部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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