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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塞德曼介绍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妮·凯斯（Anne Case），她研究健康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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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 • A. • 塞德曼（GARY A. SEIDMAN），驻西雅图记者，曾为《经济学人》、《纽约时报》、路透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撰稿。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很多年以来，美国的儿童通常都会比前一代人更加健康、长寿。在安妮·凯斯看来，这个国家一直在做正确的事情。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疫苗和抗生素的进步帮助将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到近70岁，比本世纪初长了约50%。到20世纪80年代，抗高血压药物的引入减少了心血管疾病——美国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在战后几年里，政府为戒烟、改善工作场所安全、控制污染、建设更安全的高速公路和扩大医疗服务而开展了一系列运动，防止了数百万人过早死亡——这是公共政策的非凡壮举。
但随后，作为与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合著了2020年《纽约时报》畅销书《绝望之死与资本主义的未来》的凯斯却说，一些“重要、可怕和出乎意料”的事情开始破坏美国在降低死亡率方面长达一个世纪的进步。它涉及一系列因素：失业、药物滥用、社会关系破裂，以及最终的一个因素——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未能充分照顾美国的工人阶级。而这种状况简直就是为凯斯的经济学方法量身定制的。
善解人意的教养
凯斯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关于穷人如何度过困难环境。“我的父母非常关心那些比他们更不富裕的人的遭遇，在父母陪伴下长大的我因此关注穷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究竟是如何将身体和灵魂结合在一起的。”她对《金融与发展》杂志如是说。
凯斯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在纽约州北部长大的，“亲眼目睹了去工业化”。在她周围，制鞋厂和商用机械厂正在关闭商店并裁员。当地社区感到了压力。自由贸易和岗位外包开始了。“男性蓝领工人工资的峰值出现在1972年。”她指出。她说，工会力量不断削弱，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持续减少，结婚率开始下滑，长期以来保持社区繁荣的一些传统支柱正在消失。她记得，IBM作为计算机制造商的先驱以及凯斯所在当地社区不可或缺的雇主，开始“迁移和搬离”。
十几岁时，凯斯就对社会科学和数学产生了兴趣，“我真的很想为公共利益做点什么。”她就读于奥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大学，在完成她的第一门本科经济学课程后，她就迷上了它。我对计量经济学充满热情。“我喜欢有实证工作的事实，我非常喜欢统计学。”她在普林斯顿伍德罗·威尔逊学院攻读公共事务硕士学位，然后在世界银行工作一年后，于1988年返回普林斯顿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如今，她是该大学的“亚历山大·斯图尔特1886经济学和公共事务教授”，并获得了许多学术荣誉。“我被学术生活所吸引。我喜欢教学和研究的结合，喜欢能够走出去，到实地去工作。“她说。
20世纪90年代，她前往南非亲眼目睹了艾滋病的悲剧以及中年死亡对社会经济造成的损害。在那段时间里，她与她的朋友——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娜·帕克森（Christina Paxson，现任布朗大学校长）合作研究了早期健康如何影响晚年结果。她记录了健康的扰动会如何影响收入。她说：“生病、痛苦或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不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成功。”“我一直认为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凯斯的丈夫、经常的合著者、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迪顿说。当凯斯回到普林斯顿大学时，她继续进行研究，研究收入的扰动如何影响美国工人的健康和福祉。
凯斯具有独特的“注重细节和使数据易于理解的能力”，达特茅斯学院研究卫生经济学的教授乔纳森·斯金纳（Jonathan Skinner）说。她可以“从人们以前可能没有看过的数据中提取东西”。
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
她和迪顿开始发现，各行各业里没有大学学位的美国人的福祉都在恶化，包括在经济上、社交上、情感上和医疗上。它表现在他们身体上经历了多少痛苦（以及美国政府调查的自我报告）以及有多少人因药物过量、肝功能衰竭和自杀而死亡。没有大学学位的成年人的预期寿命在2010年左右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在下降。到2021年，没有学士学位的人“比拥有大学学位的人少活了大约八年半”，凯斯和迪顿去年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不断转型的经济慢慢击垮了工人阶级，他们对此感到不满。这使他们的许多工作岗位消失，薪水下降，就业机会减少，社区被掏空，社会地位受损，一些人采用一些不健康的行为来应对。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蒂姆·贝斯利（Tim Besley）说，凯斯和迪顿的“初步工作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记得听说过一个故事，在一次白宫聚会上，时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将两人“堵住”，让他们谈论他们的发现。
这两个来自普林斯顿的人后来在他们2020年的书中描述了受教育程度较低、工人阶级的中年美国人遭受的一连串坏运气。没有种族或性别得以幸免。但大学没毕业的中年美国白人的情况并没有特别的好，尤其是在制造业和蓝领工作岗位曾经众多且回报丰厚的地区。这对凯斯来说是一个熟悉的故事。它始于多年来慢慢酝酿的经济转变所带来的不幸，比如美国工作岗位转移到更便宜的劳动力市场，以及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它产生的怨恨渗透到生活上的行为中。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它预示着可能会加速该国的社会、经济和教育两极分化，这令人不安。
经济的倾斜对一些人有利，但对那些落后的人来说却令人沮丧。这一次，凯斯和迪顿意识到一个很大的转折会让事情呈指数级恶化。20世纪90年代后期奥施康定等止痛药的过度使用，以及随后更便宜的海洛因和芬太尼等合成阿片类药物的出现，导致服药过量死亡的人数异常激增。
毒品泛滥时值美国的脆弱时刻，当时劳动力正在发展，互联网经济曙光初现，很多人都在试图找到自己的平衡。凯斯正在仔细研究政府的数据，并试图将各种信息联系起来。“这项工作有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的生活。”她说，“一旦我们开始挖掘，就很难停下来。”迪顿说：“有时我认为安妮将美国统计系统中每个数字的每一部分都放在了脑海的某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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