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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首先，欧盟必须克服其成员国之间及对其制度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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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 • 尼克松（Simon Nixon），“国家财富”通讯作家，《华尔街日报》的前首席欧洲评论员。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但首先，欧盟必须克服其成员国之间及对其制度的不信任
西蒙 • 尼克松（Simon Nixon），“国家财富”通讯作家，《华尔街日报》的前首席欧洲评论员。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正如欧盟创始人之一让·莫内（Jean Monnet）的著名预言所说：欧洲是由危机锻造而成的。但如今欧洲面临的这场危机之所以如此严重，原因在于存在三个密切关联的维度：地缘政治、经济和制度。这场危机无法仅仅通过增加借款或由布鲁塞尔出台暴风骤雨般的新规则来解决，而是需要彻底改变人们的思维。欧洲人是否真的为这种飞跃做好了准备？
欧洲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在基于规则的旧体系正在土崩瓦解的当前世界中，确保欧洲持续获得资源，为其经济提供动力。一方面，欧盟是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的产物；另一方面，鉴于该地区缺乏自有资源，欧盟严重依赖于基于规则的全球秩序。预计到2040年，全球对清洁能源技术所需的关键矿物的需求将增长五倍；但欧盟在全球产量中的比例还不到7%。大多数矿物的生产都高度集中在一两个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在矿石精炼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欧洲自身开采的少量矿产甚至也是由中国精炼的。
欧盟已寻求通过贸易协定实现关键矿物来源的多元化。但这仍很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贸易战、不断增加的出口限制措施、发展中经济体对在价值链中占据更多环节的希望，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有效争端解决机制的缺失。
确保美国企业有能力获得关键的矿物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但是，由于受到环境、社会和治理规则的限制，且出于对政治稳定和法治的担忧，欧洲企业几乎没有出现在关键矿物的供应链之中。面对规则的约束，欧洲能否制定出地缘政治和产业战略，以便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秩序中参与角逐？
更深入的一体化
欧洲的第二个挑战是深入推动经济一体化，以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恩里科·莱塔（Enrico Letta）和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的报告冷酷而明确地指出了单一市场的缺陷；针对欧盟委员会誓要实现的相关改革，这些报告还提出了清晰的蓝图。意大利这两位前总理都强调需要减少繁文缛节，并须在抗拒一体化的领域（包括国防、能源、电信和金融）扩大单一市场。
但欧盟在这些问题上已经争论了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欧盟于2002年首次宣布了一项更完善的监管议程；2015年，欧盟又推出了另一项议程，即《欧盟法规适宜性与绩效计划》（REFIT）。同样，欧盟也在讨论加深金融服务业的一体化，而这种讨论几乎从单一市场问世以来一直延续至今。乔凡尼尼（Giovannini）报告在2001年和2003年提出了建议；2015年，在推动建立资本市场联盟时，这些建议中的很多又被再次提及。如今，该项目已被重新定位为一个储蓄和投资联盟。然而，欧盟内仍然存在18个清算市场和21个结算市场；相比之下，美国仅有一个清算市场和一个结算市场。市场基础设施的碎片化反映在碎片化的产品和服务上。
“镀金”行为
深入推动一体化方面的真正障碍并不在于布鲁塞尔缺乏雄心，而在于成员国的保护主义。其通常表现为“镀金”行为——即当成员国将欧盟单一市场的指引转化为国内法律时，会加入当地的要求。欧盟委员会承诺将遏制这种做法。欧洲法院院长科恩·莱纳茨（Koen Lenaerts）在1月的一次演讲中提醒委员们，他们有权对违规的成员国提起诉讼。但欧盟委员会真的准备就“镀金”问题对成员国政府采取法律行动吗？
让国防、能源、电信和金融的更深入一体化难上加难的是：这会侵犯一国的核心主权。以金融服务为例，没人会质疑，建立有深度的资本市场对于引导欧洲的巨额储蓄（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在银行账户上，或被投资于海外基金）支持欧洲企业至关重要。然而，一个真正的储蓄和投资联盟不仅仅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单一欧盟证券监管机构。它需要协调成员国的破产规则、公司法、税法的多个方面，以及推动建立泛欧养老金机构。欧盟委员会认识到这种协调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此重新提出了所谓的“第28种法律制度”（译注：指超越欧盟27国各自法律的一套统一但非强制性的法律框架）作为替代方案的想法——该方案于2009年被首次提出，但迄今为止几无进展。
与此同时，令人惊讶的是，在当前关于如何重振欧洲竞争力的讨论中，各方几乎完全未提到完成欧洲银行业联盟——在过去十年中的任何时候，完成欧洲银行业联盟几乎是每一个政策制定者在单一市场方面最为优先的事项。这就好像是将相关措施——例如单一银行监管的规则手册、用于支持单一处置基金的安全机制（以重组陷入困境的银行），以及共同存款保险机制——都丢进了一个标有“太难完成”的盒子里。然而，如果没有欣欣向荣的跨境银行来支持欧洲的资本市场，那么就不太可能发挥出储蓄和投资联盟的潜力。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虽然单一市场可能会带来规模经济，但成员国担心国内产业的消失会给它们带来新的风险。一个真正的资本市场联盟是否会让部分成员国容易受到国内储蓄从其金融体系中流出的影响？如果欧洲的国防部门实现了一体化，那么成员国是否还能够在危机中获得武器？如果消除了各国国内在移动电信市场一体化方面的障碍，政府是否会失去对重要基础设施的控制？如果欧洲其他地方发生危机，一体化的能源市场是否会导致各国容易受到价格上涨甚至短缺的影响？
这便指向了第三个挑战：成员国之间以及对欧盟制度进程缺乏信任。长期以来，欧盟一直受到“团结与雄心两难困境”的束缚——该提法来自于欧洲政策中心（一家位于布鲁塞尔的智库）的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Fabian Zuleeg）。欧盟一直寻求在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取得进步，即使这种一致同意并不是绝对必要的，且会以牺牲一部分一体化目标为代价。但随着国家层面和欧洲层面的政治日趋分散，这种一致已变得愈发难以实现。事实上，欧洲显然无力应对其所面临的经济挑战，而这只会进一步削弱对欧盟一体化的支持。
即兴安排
解决欧洲最紧迫问题的一些关键力量位于欧盟之外，这使问题更加复杂。尤其是英国有可能在泛欧防务、资本市场和能源行业一体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部分答案可能在于：绕过欧盟在国防等领域建立自愿联盟的制度程序，转而依靠临时性的政府间安排。但这些安排必须足够灵活，以适应政府的变化；此外，它们也可能造成新的法律复杂性，并使碎片化加剧。
在过去80年中，面对冲击，欧洲在一体化方面取得了许多看似不可能实现的巨大飞跃。面对深远影响着安全与繁荣的冲击，我们不应轻言欧洲大陆无法克服当前地缘政治、经济和制度性挑战。但是，如果欧洲要成为新的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它就必须建立一种超越其先前设想的全新团结，并迅速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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