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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一体化可以在广泛的地缘政治变化中重振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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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奥利维耶 • 古兰沙（Pierre-Olivier Gourinchas）现任IMF的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本文借鉴了作者在2025年2月24日在牛津辩论社的演讲。
政策制定者正在努力解决如何促进增长和扩大机遇的问题。在过去十年之初，问题曾经是：疲弱的增长是否源于多年来技术的停滞不前。当然，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时代已经有所不同。但现在是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21世纪10年代，各国团结一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它们曾拥有一个共同的愿景。审慎金融监管等举措的出现，增强了未来的韧性。
如今，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的冲击之后，地缘政治格局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各方更难达成共识。世界避免了一场严重的增长危机，但潜在增速的下降趋势仍然存在，令人担忧。全球增长持续放缓，未来前景不断走弱。
让我们先来说说对形势的诊断。经济增长为何在走弱？经济学家通常将增长分解为三大贡献因素或投入要素：劳动力、资本（包括土地），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用于衡量前两种资源的使用效率）。在这三者中，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速下降的一半以上源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放缓。
看起来可能半空的玻璃杯实际上是半满的：通过消除阻碍创新的顽固结构性制约因素并利用近期的技术突破，可以提高生产率。
监管保障
例如，美国与大多数其他经济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资源配置的效率有所提高，并为生产率的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
美国经济的运行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因此，生产的投入要素能够更容易地流向最具创新性和最高效的企业。在大多数其他国家，监管壁垒和融资约束等摩擦降低了灵活性——且它们带来的约束已变得更强。
这并不是说无条件放松管制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保障措施有其存在的意义，但当局必须参照更广泛的福利成本（包括被扼杀的创新和增长）对其进行评估。全球金融危机以一种惨痛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我们取消了保障金融体系的措施，最终亲身尝到了苦果。两年前，硅谷银行和其他几家美国中型银行倒闭，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
但有些监管法规保护现有企业、扼杀竞争，或是已经过时。阿根廷曾经严格限制皮革出口以保持低廉的国内价格，这对制革厂有利，但却损害了肉类包装商和牧场主的利益。制革厂没有扩大产能，因此肉类包装商丢弃了皮革——其本可用于出口创造价值，并帮助抵消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取消出口限制给整个经济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了制革厂的成本。以正确的方式消除摩擦，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许多国家都有很大的空间这样做。
另一个持乐观态度的原因在于人工智能革命，它可能会改变工作。人工智能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存在不确定性，但这种提升有可能是巨大的——取决于劳动者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人工智能。而一些较新模型（包括DeepSeek和Mistral）的开发成本要低得多，这表明故事远未结束。许多国家仍可左右事态的发展。
创新的速度十分惊人，据一些人士估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成本每年将下降九成。这可能会显著提高经济增长，但我们也必须管理它可能引发的社会变革。
所以，我们不无希望。从促进劳动力和资本在企业间配置的改革，到推动技术突破——各种各样的政策都可能重新拉动中期的增长。
全球一体化
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地缘政治格局在不断变化。鉴于其对全球一体化的影响，这种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1980年以来，世界贸易的实际值增长了5倍，其在全球产出中的比例从36%扩大到了60%。这得益于贸易成本的大幅降低，这种降低帮助扩大了全球价值链——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推动生产率增长和货物出口的强大驱动力。
贸易一体化的增加帮助推动了全球生活水平的惊人提高。1995年至2020年，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全球实际GDP增长了6.8%。低收入国家的增幅更大，达到了33%。
但过去15年中，伴随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资本、商品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所面临的威胁有所加剧。冲突大量涌现，联盟不断变化，各国提高了贸易和移民壁垒。
尽管存在这些阻力，但事实证明，全球贸易具有极强的适应性。从其与经济产出的比例来看，全球贸易维持不变，这意味着在全球层面，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降低了。然而，随着重大调整的出现，贸易的构成正在迅速变化。
跨国企业将生产转移至“连接国”（特别是墨西哥、摩洛哥和越南）来应对针对其出口的贸易限制措施——这些国家既不属于西方集团，又不属于中国主导的集团，且能与这两个集团开展自由贸易。这与过去的地缘政治割裂事件（如冷战）存在一个重要区别：在冷战中，通过“连接国”转移的贸易要少得多。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原因恰恰在于“连接国”已经从前期的贸易一体化中受益，实现了向价值链上游的移动。
新兴市场也至关重要。随着其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全球地位的上升，得益于更深入的一体化和艰难实施的改革，它们已成为全球经济画卷上的永久一笔。随着发达经济体日益采取内顾型的政策，新兴市场将在抵御全球经济割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不过，虽然“连接国”支持全球贸易和投资并降低了割裂的成本，但代价仍然存在。延长的供应链可能效率更低、更加脆弱。贸易和资金的流动更不透明，使发现风险变得更加困难。最终，过多的贸易扰动将削弱全球的增长与繁荣。
促进贸易增长
虽然贸易和金融一体化曾帮助提振增长势头，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从中平等受益，这在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贸易一体化会不成比例地伤害某些类别的劳动者和社区，但我们的分析显示存在着一个具有更多细节的故事。全球化对各国内部不平等加剧的影响，要远远小于技术进步的影响。
尽管如此，贸易冲击仍可能造成伤害，且人们对失业的看法也发挥着作用。更重要的可能是经济转型的速度——转型基本没有给经济系统和安全网的调整适应留出时间。说到这儿，我就需要回头谈谈人工智能和其带来的极快变化。如果不予关注，这可能会造成大量失业——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反抗。
在地缘政治压力加剧以及全球一体化和技术前景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寻找重振经济增长的方法。
政策可以发挥核心作用，尤其是结构性改革。降低劳动者在企业、行业和地区间流动的难度，可最大限度地降低调整成本并促进就业。正如我们的研究表明，补偿措施（尤其是针对最弱势群体的补偿措施）以及帮助劳动者适应和提高技能的举措也是有用的，甚至可以提高公众对政府政策的支持。
这让我想到了对我们机构至关重要的共同愿景。IMF诞生于一个战火纷飞的世界，当时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各方代表同意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经济合作框架，在该框架下，成员国相互帮助，从而也帮助了自身。我们被赋予了三项关键使命，其中之一是促进国际贸易的平衡增长，从而促进实现高水平的就业和实际收入，这是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这是一项十分微妙的权衡之举，在过去80年中，我们一直通过我们的监督工作和危机应对职能，努力实现这一点。贸易的一体化和扩张本身绝不是目的；它们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能支持就业并提高生活水平。而精心校准的政策可以帮助实现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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