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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凡妮·斯坦切娃（Stefanie Stantcheva）解释了政策制定者如何在不吓跑创新者的情况下提高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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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达 • 梅特卡夫（Rhoda Metcalfe）是一位独立记者兼音频制作人。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税局将其存在的意义雕刻在大楼外墙对面的石块上：“税收是我们为文明社会支付的代价。”这句话出自二十世纪初期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之口，但诸如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等部分美国现代名人则认为，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是创新：“创新将领导者和追随者区分开来，”乔布斯说。那么，当二者对立运行时，或者说当税收开始对创新造成影响时，会发生什么？
斯特凡妮·斯坦切娃想弄清楚税收政策是如何成就或破坏创新精神的，这是她在自己创立的哈佛大学社会经济学实验室研究的课题。她对经济学的强烈兴趣始于20世纪90年代，那时她还是一个在保加利亚成长的年轻女孩，正逢恶性通货膨胀时期。后来她移居到法国和东德，在那里她发现了更多需要解决的经济难题。斯坦切娃注定要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在开展出色的研究。
她在税收和创新方面的研究为她赢得了2025年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奖章（被称为“小诺贝尔奖”），该奖章旨在表彰40岁以下对经济学思想和知识作出最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
斯坦切娃以年轻化的方法揭示了零和思维等趋势，挑战了传统的增长观念，帮助解释了年轻一代所持经济政策观念背后的逻辑。
哈佛大学纳撒尼尔·罗普斯政治经济学教授斯坦切娃与《金融与杂志》撰稿人罗达·梅特卡夫（Rhoda Metcalfe）讨论了经济政策中的新旧思维。
《金融与发展》：您参与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研究，而您在税收和创新方面的研究受到了很多关注。这些研究之间有何关联？
斯坦切娃：它们有一个重要的关联。创新者和发明家与其他人一样，都是经济主体，他们也关心经济激励和奖励。我们的研究表明，在美国，税收对发明家的影响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我们想了解在不同的州，税收是如何影响创新的数量和质量的。我们发现，无论从数量（以专利数量衡量）还是地点方面来看，税收对创新都有负面影响。个人所得税以及（尤其是）企业所得税较高的州，在创新方面均不及所得税较低的州。
《金融与发展》：那么，如果一个州想要促进更多的创新、孵化更多的初创企业，降低税收就够了吗？
斯坦切娃：这比单纯的降低税收更加复杂，因为税收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我们需要增加收入来为重要的公共支出提供资金。一个州如果拥有大量的便利设施（可以通过该州已有的发明家人数或研究型基础设施数量等因素来衡量），就可以抑制较高税收带来的不利影响。例如，加利福尼亚州的税收相对较高。然而，创新者仍然希望在那里落户，因为那里已经有如此多的创新，并且有许多便利设施，而这些便利设施的部分资金是由高税收支持的。其他主要专利大国也是如此，例如西欧和加拿大。顶尖发明家的流动性很强，且对税收十分敏感。对高水平的发明家来说，迁移效应很强。
我们得出的政策结论是，既然有充足的理由征税，那么抑制税收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就非常重要。收入的支出方式至关重要。用于促进研究和创新型基础设施的收入可以使一个地方具有吸引力，从而使一个州或一个国家能够在不失去创新能力的情况下维持较高的税收水平。
《金融与发展》：税收是在您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您为何对它如此感兴趣？
斯坦切娃：谁会喜欢税收呢，对吧？但它们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设计合理的税收制度可以促进增长和公平，并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但设计不当的税收制度可能会引发可怕的连锁反应，阻碍经济发展。税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研究它并以正确的方式处理它很重要。
《金融与发展》：您的研究与众不同的一点在于您使用的调查方法——您使用的并不是新方法，但却略有不同。能请您解释一下吗？
斯坦切娃：在经济学中，调查法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无论数据多好，总有些东西始终完全无法在数据中体现——比如人们的推理、看法、信念、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社会经济学实验室进行的调查如此重要。我们试图了解人们是如何思考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的。我们深入探讨了人们如何进行推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推理，以及为什么他们持有某些观点而不是其他观点。我们的调查通常还包含一些实验性内容，这意味着有些人会看到一种类型的信息，而另一些人会看到另一种类型的信息。我们可以从这些额外的信息或对某个问题的不同角度出发来一探究竟。我们正在针对一些不寻常的事物构建大数据：人们内心是怎么想的。我们可以用定量的方式对其进行分析，可以识别规律并了解因果关系，也可以从中汲取诸多经验教训。
《金融与发展》：您能举一个例子吗？
斯坦切娃：我们试图了解来自20个国家的人对主要气候政策的看法。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对污染征税和完全禁止污染之间的权衡。我们是否应该对引发污染问题的汽车征税，在人们愿意支付相应价格时，仍然允许其购买汽车？还是应该完全禁止引发污染问题的汽车？经济学理论表明，税收比彻底禁止更有效。但大家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我们的调查帮助我们了解这些不同看法产生的原因。事实证明，人们会被强烈的对公平的担忧驱动。有些人认为，富人只需要付费就可以污染环境而其他人却不行，这是不公平的。他们认为彻底禁止的做法更加公平。
《金融与发展》：您的另一项研究表明，现在有更多的人正在以零和的方式思考。可否谈一下相关内容？
斯坦切娃：零和思维是一种观念，即如果一个个体或团体获得收益，就必须以牺牲另一个个体或团体的利益为代价。这种观念基于资源的有限性。如果你得到较大块的蛋糕，那么我的那一块就会变小。其与正和思维形成鲜明对比——“正和思维”是指相信我们可以把蛋糕做大，而彼此不需要直接竞争。我们着力于研究这种思维是如何在美国的不同群体、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之间传播的，以及它起源于何处及如何影响政策观点。事实证明，零和思维在美国的年轻人中更为普遍。这似乎有些出乎意料，但在其他富裕国家也是如此。经济环境真的很重要。在经济增速较慢、流动性较低的时代长大的人，就像美国的年轻一代一样，更可能具有零和思维。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情况则相反，因为这些经济体的增长率和流动性都比以前更高。这些国家的年长一代比年轻一代更具零和思维。但经济环境在个人层面同样重要。所以如果你自己的家庭经历了阶层攀升，那么你具有零和思维的可能性就更低。
《金融与发展》：您认为这是否使经济政策辩论进一步政治化？
斯坦切娃：零和思维的有趣之处在于，与当今许多其他事物不同，它不是一个党派分歧问题，而是均匀地分布于存在政治分歧的双方。一个政治团体的零和思维导向并不比另一个政治团体更强。然而，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一个党派内部政策观点存在许多差异。例如，更具零和思维的人希望政府进行更多干预，以保护在零和境况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受“富人的收益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这一观念驱使，更具零和思维的人也支持加大再分配力度。在当今的年轻一代更具零和思维的情况下，思考这个问题很有趣。这对未来政策可能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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