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之争 将如何摧毁 人工智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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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s: CARL BENEDIKT FREY
-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5
历史与制度教训
- 20世纪中叶苏联在科技成就(例如发射人造卫星Sputnik、将尤里·加加林送入太空)带来的乐观预期,未能转化为长期技术领导力,原因并非科学人才短缺,而是制度环境扼杀探索精神与去中心化的试验机制。
-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观点:中央计划最大难题是无法收集关键的本地知识。苏联能管理标准化作业,但在充满技术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无法有效适应与创新。
- 日本案例:凭借紧密协调的生产体系与工艺改进,日本在1970–1980年代实现了高效率增长,但其优势偏向于改良而非原创发明。埃德温·曼斯菲尔德发现日本约三分之二的研发投入集中在工艺改进上。
- 美国反垄断政策(如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背景下的历史演变)在推动硬件与软件分离、拆分大型电信公司等方面,助力了创业环境与互联网扩张。
- 西欧与南欧国家的经验显示:在较长的追赶历史和高度协调的“协调资本主义”体制下,当技术变革从可预测的增量式转向高度不确定的颠覆式创新时,原有制度可能成为增长与创新的阻碍。
技术前沿与创新机制
- 中央化官僚体系在利用现有技术、推动追赶型增长方面更有效;去中心化体系在技术前沿开创性革新中更具优势。
- 真正的突破依赖扩大试验范围与降低进入门槛——即通过大范围的去中心化试验与快速迭代发现新路径。
- 以大型语言模型(LLM)为例:从2019年至2024年,其规模扩大了一万倍,但在ARC推理基准测试的得分仍仅为约5%。
- 更轻量化的方法,例如程序搜索,已取得超过20%的成绩;“上下文学习”方法也在快速追赶。
- 汉斯·莫拉维克的观察:许多人类易于完成的具身感知-运动任务对机器仍然艰难;具身知识在可编码之前,中央化的AI系统将落后于全球去中心化的日常实验。
- 连DeepMind的德米斯·哈萨比斯也指出,要实现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可能还需要“若干项新的创新”。
当前AI领域的中央化与集中化风险
- 政治控制与行政集中化的风险(以文中中国情形为例):
- 资质审批、信贷投放和合同优先考虑政治可靠的集团;反垄断法被选择性执行;反腐运动使忠诚度成为政治生命的考核标准。
- 地方试验与基层创新被削弱;官员追逐专利数量等粗放型指标,导致大量低价值专利涌现。
- 企业为建立政治联盟分散资源与精力,法律保障不足使得即便相对自主的AI初创企业(例如文中提及的DeepSeek)也易受政治优先事项变化影响。
- 对关键信息技术的控制常常推动当局进一步巩固对社会的政治控制,从而抑制基层创新。
- 市场集中与行业巨头的垄断风险(以美国情形为例):
- 行业内集中度上升,禁业条款限制劳动力流动,抑制隐性知识传播并降低科学家和工程师创办竞争性企业的意愿,削弱了“创造性破坏”机制。
- 这些趋势更多由既得利益者游说推动(例如通过专利延期、行业特定许可壁垒)而非规模经济的必然走势。
- 当前生态中,微软与OpenAI深度合作已控制了约70%的商业语言大模型市场;英伟达提供了约92%的专用图形处理器(GPU)用于训练这些模型。Alphabet、亚马逊和Meta等巨头也在收购或持股潜力较大的AI初创公司。
对创新动力与经济前景的含义
- 中央化与集中化若占主导,可能扼杀探索未知的去中心化实验,从而削弱长期生产力增长的源泉。
- AI性能的短期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算力与数据规模,但长远的革命性创新需要开放的竞争环境、人才流动与多样化的试验场。
- 若国家或少数企业掌控关键资源与规则,创新路径可能被限制,经济进入增长放缓、创新驱动不足的轨道,类似苏联、日本与部分西欧、南欧国家在历史上的长期停滞。
隐含的政策导向与治理启示
- 鼓励并保护去中心化的试验空间:维持低进入门槛与多样化的创新主体,有利于发现尚无先例的突破性路径。
- 维持并强化竞争规则:避免监管与制度被既得利益者固化(例如通过专利延期或行业特定许可的壁垒),防止市场被少数企业主导。
- 保护人才流动与隐性知识传播:限制禁业条款和其他抑制劳动力流动的安排,以支持“创造性破坏”与初创企业向市场转化实验成果。
- 提供法律保障以减少企业为政治关系分散资源的需要:确保企业权益与法治环境,使创新主体不必过度依赖政治联盟来生存与发展。
- 警惕以规模扩张或中央化控制(无论是国家主导还是企业寡头)作为实现长期创新的替代路径:历史经验显示,中央化在追赶型增长阶段有效,但在技术前沿的突破性创新阶段则可能成为阻碍。
本文作者:卡尔 • 本尼迪克特 • 弗雷(Carl Benedikt Frey)。本文内容摘自页面“控制权之争 将如何摧毁 人工智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