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各国始终需要在经济效率与国家安全之间进行权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通过降低关税来推动国际自由贸易，因为它们相信自由贸易不仅具有经济效率，也有助于维护政治稳定。1950年至2008年，世界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增长到了原来的三倍并达到峰值，其中约一半是中间品贸易，这体现了跨境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尽管冲突持续存在，但20世纪上半叶那种全球规模的战争并没有再出现。全球化和稳定占据了上风。
如今，世界各国正在重新评估经济上的相互关联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同时，它们也认识到，更深层次的互联互通意味着更多的依赖，而敌对国家可以利用这些依赖关系，在国际关系的其他领域达到自身目的。为了应对这一状况，它们就必须建设更具韧性的经济。一国必须能够获得维持一场长期战争所需的资源。无论全球联盟格局如何变化，它都必须拥有药品、微芯片、关键矿产以及其他重要投入品的可靠供应。同时，它还必须能够在面对类似新冠疫情这样的紧急事件时迅速扩大生产能力。
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正在致力于降低供应链风险，并在关键产业建立国内生产能力，以增强经济韧性。这意味着过去近乎无条件开放的政策发生了变化。
在某些情况下，与完全忽视地缘政治风险的世界相比，这些政策会降低经济效率。这是提升经济韧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承认这种权衡取舍问题的经济模型，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挑战在于应如何尽可能降低成本，并确保不会以国家安全之名实施粗放式的保护主义。
数十年来积累的脆弱性
数十年来，国际贸易和投资基本上都处于持续扩张、较少受到限制的状态。为了追求效率，供应链乃至整个产业不断向海外转移，迁往成本最低的地区。贸易政策发挥了作用，而通信、交通和物流技术的进步也是如此——这些进步使跨越长距离的生产联系成为可能。环境标准和劳动标准的差异，则鼓励企业将生产转移至那些对环境保护和劳动者权益重视程度较低的地区。
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提供了稳定环境，使这些复杂网络得以蓬勃发展。随着供应链不断延长并趋于集中，脆弱性也不断积累。这些脆弱性始终都存在着，但其通常是以有限或差异化的形式显现出来的。
近来的一系列事件提高了人们对这些脆弱性的意识，并重新引发了人们对经济与国家安全之间关系的关注。
新冠疫情期间的供应链扰动让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药品、半导体和医疗物资等关键商品高度依赖少数几个国家，而重大的供应扰动不仅有可能发生，而且代价高昂。供应链的脆弱性也让一些企业措手不及。德勤的一项调查发现，仅有15%的首席采购官能够识别其直接供应商之外的风险。
欧洲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再次提醒世界，人们长期以来其实一直都认识到，经济一体化能够通过相互制约将各国联系在一起，但同时也会变成影响对方的工具。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2022年俄罗斯占欧盟石油进口的27%，占天然气进口的45%。到2025年，俄罗斯在欧盟石油和天然气进口中的占比分别下降到了3%和13%。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不无代价，其结果是能源价格上升以及经济增长放缓。欧盟委员会估计，2021年至2022年期间，能源支出上升使欧盟的人均收入减少了约1000欧元。
中国于2025年4月实施的出口许可管制导致稀土及其衍生产品出现短缺，对美国及其他地区汽车、国防、电子等行业生产线的持续运转构成威胁。六个月后，中国进一步表示可能扩大出口管制的范围和力度，这再次明确提醒美国其自身存在脆弱性。
如今，美国必须应对由对手主导关键供应链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关于“交易什么”以及“与谁交易”的地缘政治考量，已经成为优先事项。
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贸易带来的收益，而是承认自由贸易并不总是适用。在运行良好的市场中，自由贸易仍然是一种理想的选择，各方、特别是在盟友之间应尽可能予以推动。然而，美国当前面临的许多问题，是非市场力量刻意为之的结果。即便普遍关税水平较低，这些力量仍会扭曲生产和消费。
危险的力量
战略性的国家干预、补贴、金融抑制、保护主义以及监管套利，本质上是政治力量而非经济基本面因素。当这些政策由规模较大的敌对国家实施时，其危险性尤其突出。经济学思维需要将更多此类力量纳入分析，而经济学家也应更积极地参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政策制定者需要相应的框架来分析其决策中的战略考量。某项政策是在增强美国的影响力，还是在增加其脆弱性？如何识别哪些商品出于国家安全原因需要受到管制，同时避免不必要的保护主义？哪些商品必须在国内生产，哪些商品可以从盟友进口？如何以尽可能高效的方式重建国内产业？也许最重要的是开发相关工具，以便清晰识别经济效率与战略目标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
经济学家实际上已经拥有许多所需的分析工具，这些工具能够帮助决策者认识政策中的权衡取舍以及潜在的非预期后果。关税和制裁或许是研究最充分的政策工具，但价格下限、储备、出口限制以及投资协议，也都是可供使用的重要政策工具。税收政策、产业政策以及监管体系表面上看属于国内政策，但它们同样也是经济治国工具的一部分，应在这一背景下加以研究。
一直以来都有经济学家研究地缘经济学，而更多的研究工作正在展开。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和美国经济学会的旗舰会议，经常设置关于地缘经济议题的专题讨论。海外学术界和政策界也在发生同样的情况。经济研究通常会滞后于重大且快速变化的事件，不过之后其往往也能迅速跟上。
新的关注重点
这标志着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关注重点的一种长期且广泛的转变的开始。地缘经济学的范围十分广泛，其影响已超越国际贸易和国家安全本身。对国际支付网络的控制以及美元体系，是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但一些不结盟国家从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中吸取了教训，正在建立替代性的支付网络，并寻求方法保护自身，以免当无法使用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时遭受损失。
各国正竞相锁定全球范围内的关键矿产资产——有时甚至会与盟友争夺资源。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将定义未来的技术领域也处于竞争之中，并将持续受到政策影响，无论这些政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所需的改变不会迅速发生。重新调整供应链以及将生产布局转移到不同国家将需要数十年时间。短期内，政策变化可能导致价格上涨，使部分商品出现供应趋紧，并需要进行高成本的投资。即便长期目标值得追求，这些短期成本也是存在的。美国民主制度的结构又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性。当未来的政府可能推翻前任政府的政策时，维持长期政策承诺就变得困难，尤其是在短期成本不断积累的情况下。
不断变化的世界，已再次将经济效率与国家安全之间的权衡取舍问题推回到政治考量的核心位置。重新审视国家安全问题是值得欢迎的，但我们也不能放弃那些使美国经济取得成功的经济原则，尤其是自由和竞争性市场原则。为了取得一种适当的平衡，政策制定者及支持他们的研究人员需要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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