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经济中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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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30年来，关税和进口监管被视为政策禁忌，但特朗普总统的政策改变为以现实世界数据检验旧有假设和过时模型提供了机会。
作者身份与立场：杰米森 • 格里尔（Jamieson Greer），现任美国贸易代表。文章观点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政策。
历史背景：二战后设计者在体系中刻意保留使用关税的空间，以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关键供应链、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但1990年代后出现“超级全球化”简化逻辑，导致对这些务实原则的忽视。

常用贸易模型的主要盲点：
- 假设充分就业与劳动者在行业和地区之间能够顺畅流动。
- 侧重长期效率提高（以最低可能成本获取产品），忽视分配效应与转换成本。
- 未反映供应链联系的复杂性与原产地规则下贸易流向调整的部门关联效应。
- 缺乏支持准确实证分析的供应链动态数据。
实证证据对模型假设的挑战：
- 美国失去数百万个高质量制造业岗位，超过7万家工厂关闭，工薪阶层工资增长滞后，工业基础被削弱，创新放缓，制造业实际生产率下降。
- 货物贸易逆差激增至每年1.2万亿美元，推动美国不可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进一步扩大。
- 在受到贸易冲击的地区，劳动者地理流动性下降，原制造业劳动者很少实现跨行业再配置，收入水平长期无法恢复。
- 艾米·芬克尔斯坦及其合作者研究：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受墨西哥进口竞争影响地区的经年龄调整后的年度死亡率持续提高了0.68%。
- 苏珊·豪斯曼研究：若剔除计算机行业扭曲的数据影响，美国实际制造业产出在2007年至2016年期间下降了6%。

传统比较优势逻辑在面对规模经济与政府干预时不足以解释现实中的长期贸易逆差与顺差。
IMF的近期研究发现：持续性的贸易失衡通过重新分配生产率收益，对逆差经济体造成损害，而使顺差经济体受益。
英格兰银行指出：当一国将产业政策与抑制消费的措施（例如薄弱社会保障、资本管制或较高的预防性储蓄）结合时，补贴政策会产生持续性的贸易顺差，并演变成以邻为壑的政策，造成负溢出效应。
IMF在其最新第四条磋商报告中对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发出警示，指出由此形成的负的净国际投资头寸“增加了最终出现无序外部再平衡调整的风险”。

IMF在其2025年《对外部门报告》中引用其全球综合货币财政模型（GIMF）结果，认为关税在缩小经常账户失衡方面影响微乎其微；但同时承认该模型未考虑“通过生产的跨境重新配置实现的关税规避”。
作者指出：关税规避正是使生产“回流”并改变贸易格局的机制。历史与近期案例包括：
- 1980年代对日本汽车限制促成在美300多家新生产设施和超过10万个美国汽车业新岗位。
- 2018年对洗衣机的保障性关税引发三星和LG在南卡罗来纳州与田纳西州建设大型新工厂。
- 梅赛德斯-奔驰在阿拉巴马工厂投资40亿美元，并明确指出关税是促成该投资的原因。
- 麦肯锡研究显示，近期关税导致全球供应链发生大规模重组。
替代方案的难点：
- 要求进口企业购买等额出口许可证在理论上可行，但现实实施困难。
- 征收对外国资本流入的市场准入费或推动本币贬值可能遭到金融服务行业反对并难以向公众解释。
政治现实：在“超级全球化”前，直接使用关税和其他工具曾获得两党支持；例如1980年代迪克·格普哈特提出对持续维持顺差的经济体强制实施大规模关税的提案（曾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最终未实施原议案）。

政策效果观察：
- 2025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同比下降32%。
- 自特朗普总统于2025年4月开始实施对等关税政策以来，美国货物贸易总逆差在此后每个月均实现同比下降。
IMF提出的某些建议（例如大规模增税包括征收10%的联邦销售税，以及财政紧缩包括大幅削减福利项目）虽然被提出，但作者指出这些建议难以实施且具有争议，且IMF承认其效果“至多只是有限改善”，并需要顺差国家同步扩大需求。

原文：现实经济中的经济学，杰米森 • 格里尔，金融与发展，202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