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少数高风险国家债务可持续性的公众讨论不绝于耳。然而在全球范围内， 公共债务负担正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
在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处于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近期有所下降。新兴市场公共债务不断积累，达到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期间的水平。40％的低收入国家，即60个国家中有24个面临债务困境的严峻风险；这些国家无法偿还公共债务，可能对经济活动和就业产生巨大破坏。因此，作为G20主席国，日本将债务可持续性作为其 G20 议程的优先问题也不足为奇。
当实际利率很低时，前所未有的高债务水平不见得是个问题，因为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诸多发达经济体。然而，高债务水平可能使政府更容易受到全球金融条件收紧和利息成本上升的影响。这可能导致市场调整、汇率急剧波动以及资本流动进一步减弱。
当然，并非所有债务都不可取。实际上，借款可以为基础设施、医疗、教育和其他公共产品投资提供重要的融资。针对生产能力进行科学合理的投资，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并抵消偿债成本。还有一些债务增长（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增长提供了支持，避免了更加糟糕的后果。
但若一国的债务水平已经处于高位，同时新借款相关资源的使用不够明智（包括腐败、机构薄弱的原因），或一国遭受自然灾害或经济冲击（例如资本流动的突然逆转）导致该国偿债能力减弱，债务问题就会出现。当前，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就在努力应对后一种情况。
然而，较为典型的情况是，面临最艰难债务挑战的低收入国家通常也最为缺乏应对工具。
很多上述国家迫切需要获取额外资源以促进发展，同时不得不日益依靠发行主权债券进行外部融资，以及向新的官方贷款人及外国商业机构贷款。主权债券和商业贷款通常利率更高、期限更短，这会推升偿债成本，加剧债务管理的复杂程度。
虽然融资来源多样化不乏好处，但也给债务管理和应对债务重组（若有必要）带来新的挑战，因为我们尚未建立涵盖新债权人的债权人协调机制。
贷款人或借款人能做些什么？如下三个政策优先事项能带来改变。
首先，需要更加努力确保主权债务的财务可持续性。借款人应仔细制定财政支出和赤字计划，确保公共债务的可持续发展。借款人还应仔细考虑项目的潜在回报，以及是否有能力在背负新债务前通过增加税收收入偿还债务。针对新的贷款请求，贷款人须在贷款发放前评估新贷款对借款人债务情况的影响。这将避免贷款人和借款人签订会在未来引发财务困难的协议。
第二，我们需要确保所有国家坚持全面、透明地报告公共债务。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债务记录、监测和报告机构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例如，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国家不报告公共部门提供的担保，而报告公共企业债务的国家不到十分之一。债权人可选择允许更加充分地披露其借款的条款和条件。提高公共债务的透明度有助于防止大量“隐性”负债的积累，这些负债会在特定时间转化为显性政府债务。
第三，我们需要促进官方债权人之间的合作，为涉及非传统贷款人的债务重组做好准备。鉴于新债权人持有高额债务，我们需要考虑如何有效协调官方债权人，因为这通常对解决债务危机至关重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与伙伴机构一道，密切与成员国开展合作，加强其债务记录和管理的能力，确保债务透明度。我们正在改进债务可持续性评估方法，并为各国官员提供使用这些方法提供培训。同时，我们正与新贷款人积极合作，包括提高其参与多边债务重组（若有必要）的能力。
在 二十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历经多年艰苦卓绝的谈判，拉丁美洲和重债穷国的债务危机才得以解决。同时，研究和实际案例都突显了发达经济体的债务积压如何影响了其经济复苏。我们需要预测当前债务积累带来的潜在风险，并采取恰当措施缓解风险。
相关链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债务数据库
降低高债务水平
管理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脆弱性
*****
Martin Mühleise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及检查部（SPR）主任。在担任该职务期间，他牵头开展了基金组织战略方向的相关工作，以及基金组织的政策设计、实施和评估。他还负责基金组织与其他国际机构（如G20和联合国）的往来工作。
Mark Flanaga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及检查部（SPR）主任助理。1998年加入基金组织以来，他从事非洲、南亚、欧洲国家的相关工作，担任了赴冰岛代表团团长，以及赴乌克兰、希腊代表团副团长。2015年以来，他担任SPR债务政策处处长，牵头开展了债务分析和债务透明度相关工作，同时负责基金组织债务可持续性框架的改革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