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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显著复苏和商品与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变化，是导致这一误判的两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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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 • 科赫（CHRISTOFFER KOCH) 是IMF研究部的经济学家。
迪亚 • 努尔丁（Diaa Noureldin）是IMF研究部的高级经济学家。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需求的显著复苏和商品与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变化，是导致这一误判的两大原因
克里斯托弗 • 科赫（CHRISTOFFER KOCH) 是IMF研究部的经济学家。
迪亚 • 努尔丁（Diaa Noureldin）是IMF研究部的高级经济学家。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人们常将宏观经济预测比作看着后视镜向前开车。以往的经验确实常常能够帮助我们可靠地预测未来。然而，当经济遭遇破坏性冲击时，先前熟悉的经济模式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就增加了预测失误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包括IMF工作人员在内的绝大多数专业预测者在很大程度上未能预见当前全球迅猛且持久的通胀浪潮，这仍值得人们玩味。这自然引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本应预见到这波通胀浪潮的到来？
IMF按季度编制并发布其《世界经济展望》预测结果，其中包括关于GDP增速和通货膨胀的预测。最近，我们对世界各经济体的核心通胀预测中的误差进行了剖析（“核心通胀”指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价格波动后的通胀）。核心通胀与许多央行的通胀目标紧密相连。它变化缓慢，是一个相对容易预测的对象。在核心通胀预测上，如果出现重大误差，往往是因为对当前和近期的商品和服务供需状况评估失误。
虽然我们在2021年第一季度至2022年第二季度期间多次修改通胀预测，但误差一直相当大且持续存在。这些意外的通胀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俄乌战争扰动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加剧了供给侧的通胀压力——尽管如此，我们仍认为，新冠疫情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力财政支持推动的经济复苏，是点燃高通胀的第一粒星火。那么我们是如何论证这一假设呢？
我们进行了事后和事前分析，以更好地理解导致通胀预测失误的经济驱动因素。“事后分析”是指基于已经发生的事实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信息进行分析。而“事前分析”则是指，尽可能地对预测时所掌握的、但似乎尚未充分融入通胀前景中的信息进行分析。
事后回顾，我们认为以下四个因素有助于解释通胀预测偏低的原因。第一，当新冠疫情暴发时，决策者迅速采取了财政支持措施，避免危机给经济造成深刻创伤。尽管如此，有关预测仍假定危机会留下一些经济创伤，对2021年产出缺口的预测显示，经济活动将较潜在产出出现大幅萎缩。但只有在事后才发现，相对于潜在产出，实际产出的下滑程度并不像预期那么严重。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世界上大多数（几乎占全球GDP的80%）经济体的产出缺口比2021年初的预测值更小，这表明需求快速复苏超出了预期。我们发现，那些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复苏更快的国家——如新西兰、新加坡和土耳其——也经历了高于预期的通胀。2021年的这种情况比2022年更为普遍，暗示了过度的需求刺激可能在疫情复苏的初始阶段发挥了作用。
第二，在需求强劲复苏时，供应链却高度紧张。通常情况下，供应链瓶颈要么由需求冲击造成，要么由供给冲击造成，同时由两侧冲击造成的情形很少出现。在新冠疫情初期的防疫封锁期间，这两大因素同时出现了：商品需求迅速增长，同时，供给则出现了暂时性的大幅下降。我们发现，对于那些更多因需求侧（为非供给侧）因素导致供应链紧张的国家而言，其预测误差平均而言更大。这种情况在巴西和新西兰尤为明显，而加拿大和美国的预测误差也较大。
第三，防疫封锁初期，由于休闲和酒店业大多停止运营，需求从服务转向商品，加剧了供需失衡。这暂时扭转了过去几十年商品通胀低于服务通胀的趋势。对于商品通胀比服务通胀更高的经济体，这种扭转的程度更大，预测误差也更大。服务需求向商品需求的转移可能是导致巴西、智利和美国通胀预测失误的原因之一，2021年，这些国家的核心商品通胀率是服务通胀率的两倍多。
第四，劳动力市场空前紧张，且一些发达经济体的这一状况一直持续至今，混淆了上述一些因素的作用。若以空缺职位与失业人数的比率来衡量劳动力市场的紧张程度，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尤其紧张，且该指标与这些国家的核心通胀预测误差幅度显著相关。
需求超预期复苏、需求增加导致供应链紧张、需求的部门转移以及劳动力市场升温——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为通胀预测的反复失误给出了一种令人信服的事后解释。事后来审视这些因素，我们当然更加明智。然而，政策制定者必须基于当前所拥有的部分信息实时做出决策。这就引出了一个简单但重要的问题：在发布预测时，预测者是否本应看到这股通胀力量正扑面而来？
司机提高车速时，视野可能会变窄，从而掩盖前方的危险。2020年疫情政策应对措施的一个特点在于激进的财政刺激，据一些观察人士称，这一时期的财政支出接近战时支出。重要的是，当时的预测者已经掌握了这些刺激措施的相关信息。我们的分析显示，2020年各国政府公布的应对新冠疫情的财政刺激方案规模，总体上与2021年发达经济体核心通胀预测的误差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预测者虽然预测到大规模财政干预措施的潜在影响，但可能没有充分校准预测；而同时，也必须谨慎地解读这一证据。首先，正相关的结果主要由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国家造成，这些国家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一直存在劳动力市场紧张的情况。其次，深入研究数据可以支持这样一种解释：预测误差更多地是由于误判了供给约束的严峻程度，包括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约束，而不是源于低估了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反弹的影响。
如果2020年的财政刺激规模太小，可能会导致经济长期遭受创伤。但如果刺激过度，也会存在过度刺激经济并引发通货膨胀的风险。由于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过低，大型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们大力支持了大规模财政干预，并可能因此忽略了后一种风险。
预测者当时也面临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主要的难点在于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形势不断变化，很多经济数据难以进行实时分析。这使得经济前景变得更为复杂。相关证据表明，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本应会造成通胀风险向上倾斜。但是，这个结论取决于少数（但规模很大的）经济体的结果。
未来，当我们展望通胀前景时，应更好考虑财政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在供给约束会放大过度需求对通胀影响的情况下。回顾2020年，鉴于前方潜藏的风险，各方或许本可建议政策制定者们适当减缓速度。不过，这种评估仍然是不全面的。只有将其与经济深受重创的反事实情景进行比较，我们才能真正衡量彼时所做政策选择是否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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