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通过合作，各国才能避免全球割裂和危机加深
戈登 • 布朗（Gordon Brown）是英国前首相。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本文引用了作者在2024年4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与IMF联合举办的关于引导结构性变革会议上的演讲。
“只盯着过去或眼前的人，注定将失去未来。 ”60年前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说过的这句话，如今带着新的紧迫感再次回响起来。一年又一年，我们的过时经济范式的失败不断被暴露出来，对一种全新范式的需求也变得更加明显。
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日益严峻的网络威胁。就在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同时，后冷战时代锚定全球体系的三大支柱——单极化、超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正在我们身边轰然倒塌。这些巨大的转变正播下新一波民粹国家主义的种子，“美国优先”、“俄罗斯优先”、“印度优先”、“中国优先”，以及常常是“本国优先且唯一”的运动在世界各地不断涌现。
首先，我们的单极世界正在迈向多极世界——它不是一个拥有诸多实力相等国家的世界，而是一个存在多个权力中心的世界。二十年前，普京总统会入侵乌克兰吗？以色列总理会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对美国总统的建议置若罔闻吗？当美国总统抵达中东时，阿拉伯领导人会拒绝与他会晤吗？
今天，各国从看似“单极束缚”的约束中被释放出来，认为它们可以两边押注，做“墙头草”——风吹两边倒。上述情况的一个戏剧化表现是全球一半的国家（大多数为非西方国家）反对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争。如今，只有45个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许多国家感觉它们可以选择不结盟或多边结盟，可以游走于大国之间并从它们的对抗中获益。正如金砖国家集团成员国数量的增加（从5个增加到10个，还有更多成员国即将加入）所示，国家之间正在形成可能具有危险性的机会主义联盟。
其次，我们也正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经济世界，转向一个更具重商主义特征的世界——定义这个世界的是美国的“友岸外包”、欧洲的“去风险”，以及中国的“自给自足”。在这种保护主义的转变下，政府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正变得更加重要，其发挥作用的方法并不主要是加征关税，而是进出口禁令、技术禁令和投资禁令，以及实施制裁。
去年，全球各国共实施了近3000项贸易限制措施。IMF认为，由于贸易割裂的加剧，全世界可能遭受全球GDP的7%的长期损失，更不用说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等全球议题上合作的减慢了。
以实力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第三，我们从完全自由的超全球化转变成了更受约束的全球化，因为各国必须考虑安全、环境和公平等问题。中央银行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而且，一个基于实力的秩序正在取代基于规则的秩序。随着全球服务贸易的增加，这并不意味着去全球化，甚至也不意味着全球化的减缓。我们看到，超过100个国家推出了国家产业政策，仅在去年一年，各国就出台了2500多项保护主义措施。
基于“风险防范”的采购政策已经取代了原本为人熟悉的“准时制”模式，国家如今更倾向于确保供给的韧性和安全，而不是仅仅追求最低的价格。随着中国的贸易伙伴国从对单一生产者的依赖转向多元化、采取“中国+1、+2、+3、+4甚至+5”的策略，它们正在将出口订单转移到越南、孟加拉国、墨西哥等国。
2030年的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2.8%，远低于3.8%的历史平均水平。在此背景下，IMF的《世界经济展望》警告称，21世纪20年代可能是最近时期里经济增长最糟糕的十年。保护主义的上升只会削弱全球增长，而这正发生在全球需要进一步合作来增加贸易和促进繁荣的时刻。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极端贫困原本将于2030年消除，但目前的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尚有约7亿人。按照目前的进展速度，到2030年仍将有6亿人深受贫困之苦。
在20世纪30年代（另一个紧缩时期），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称，当时的领导人“下定决心动摇不定，坚定地随波逐流，稳稳地随风摇曳，强大到一无所成。”如今，民众对当前领导人的失望之情反映在了民粹国家主义上，选民们将他们的命运归咎于全球化本身，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我们未能很好地管理全球化这一事实。
但是，依靠利用朋友对抗敌人的政策、一次性的贸易和安全协议以及临时性的联盟，各国也只能到此为止了。每个大陆的经济未来都更多依赖于一个稳定的国际系统。所有的大陆都需要一个多边的秩序，尽管原因不同：欧洲是由于它依赖贸易；发展中经济体是由于如果没有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资源转移，它们就无法实现其经济潜力；中等收入国家是由于它们不想被迫在中美之间作出选择——而中国若失去了繁荣的出口市场，也无法成为高收入国家。
美国也将从加强多边秩序中受益。它已不再处于一个通过单边行动即可获得成功的单极世界。相反，美国显然是多极世界的领导者，而这个多极世界需要通过美国创立的那些多边机构来推进。
加强多边主义
世界贸易组织应充分利用其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Ngozi Okonjo-Iweala）毋庸置疑的能力，通过调解、仲裁和谈判来解决贸易争端，这将标志着其远离过度拘泥于法律、已经支离破碎的基于法官的申诉体系。
同时，IMF应强化其在危机防范和处置中的作用。在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的有力领导下，IMF应更加注重其作为世界经济预警系统的关键角色，动用其1万亿美元的贷款能力为防范经济冲击提供更好的保障，谈判促成一个大幅完善的主权债务重组机制，从而建立起一个更全面的全球金融安全网。
在IMF，拥有59.1%投票权的国家仅代表了世界人口的13.7%，而印度和中国的合计份额仅为9%，因此，IMF必须改革其章程。
正如世界银行充满活力的新任行长彭安杰（Ajay Banga）所提出的那样，世界银行必须成为一家提供全球公共品的银行，专注于人力资本和环境管理。据估计，到2030年，除中国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每年需要3万亿美元为其气候行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供资，其中，2万亿美元将在国内筹集，1万亿美元则必须来自国外。
萨默斯-辛格（Summers-Singh）的二十国集团（G20）报告提出，多边开发银行应每年多提供2600亿美元。各方必须动用创新性的融资机制（包括使用担保）来降低风险并扩大私营部门投资，以增强和补充这些努力。世界银行和多边开发银行将需要增资，从股东处获得更多资金。
鉴于七国集团的成员国范围过于狭窄、无法成为世界经济的指导委员会，G20应遵从其本意，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为了实现这一点，G20需要采取选区制来提升其代表性，并应组建一个专业性的秘书处，以确保每一年的政策具有连续性。
在充满挑战的时代，保持希望是必不可少的。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Kennedy）禁止核试验条约、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削减核军备、20世纪90年代多国共同努力防止臭氧层消散、2009年G20峰会稳定全球经济，以及更近期的《巴黎气候协定》，所有这些行动都展示了全球合作的潜力。但要取得成功，需要富有远见的领导人和开展合作的意愿。
我们有两条道路可选。一条道路通向全球割裂和更深重的危机；而另一条道路则是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创造繁荣、进步和希望。我选择希望。《金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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