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兴经济增长引擎

Less than a minute(0 words) Read

为了让技术驱动型发展模式取得成功，就需要实现更加平衡的经济增长

许多外部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经济正陷入困境。数十年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正在失去动力。内需、房地产和消费者信心均较为疲弱，而且几乎没有要复苏迹象。如果用名义GDP增速等传统的总量数据衡量，中国经济的活力正在减弱。

然而，如果只盯着过去由投资驱动的经济，就会忽视一个由新技术、绿色产业和数字化引领的、正在崛起的新经济。以中国国家统计局所称的“三新”经济（即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为例，2016年至2024年，其增加值合计每年增长约10%。

深度求索（DeepSeek）在2025年以低成本实现的人工智能突破，就是新经济的一个例子。其他例子还包括电动汽车、商用飞机、创新药和机器人领域取得的进展。从这些新产业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仍在不断增强，并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外部观察人士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转变，因为旧引擎减弱的速度快于新引擎支撑整体经济的速度。这解释了为什么即便新产业的竞争力不断增强，总需求和信心仍然疲弱。

经济政策也在根据这一转变作出调整。过去，面对经济增长放缓，政府通常会增加支出并降低借贷成本，以刺激投资。但现在，政策制定者寻求在不再依靠房地产和债务融资投资这些旧引擎的情况下稳定旧经济。经济转型已经清晰可见；其能否持续下去，则取决于中国能否将更强的产能转化为更加平衡的增长模式——由家庭收入、服务消费和国内需求提供支撑。

庞大的试验场

中国如何才能实现这一转型？首先要发挥规模优势，这包括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

在需求侧，中国是一个规模非同寻常的巨大试验场。2010年前后，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工厂充分吸收，此后农村劳动力供给趋紧，这推动了工资和收入的提高，进而帮助将消费占GDP的比重从约49%升至2025年的约57%。

中国的需求侧优势还体现在消费者乐于接受新的技术。在短短40年间，中国从农业社会跨越式发展为工业化和数字化社会，这一经历增强了消费者对新技术的接受度。庞大的市场规模加上新技术的快速普及，使企业能够大规模测试产品、收集反馈，并迅速将创新成果商业化。2025年，电动汽车占到了新车销量的近一半，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吸引了超过6亿各年龄段的用户。

在供给侧，深厚的产业基础和创新能力使规模化成为可能。密集的产业集群使企业既能开展专业化分工，又能与附近的供应商密切合作。在长三角地区，一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可以从车程四小时以内的供应商处采购所需的全部零部件，这意味着协调成本更低，设计与生产之间的反馈周期也更短。

中国的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了其供给侧的竞争力。中国的研发支出从2020年的2.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5年的3.9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约10%。目前，中国的研发支出位居世界第二，以全职人员当量计算的研发人员总量则已连续13年位居世界第一。企业可以将研发成本分摊到更大的生产规模上，利用庞大的工程师人才库，并迅速将新技术转化为商业产品。

激烈竞争

中国对绿色产业、尤其是电动汽车产业的支持招致了国际社会的尖锐批评。一种主流说法认为，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功主要归功于补贴。这种解读过于狭隘，忽略了更大的背景。对于具有明显正外部性的技术，在发展初期给予公共支持既非罕见，也并非不合理：正是这种支持使新兴产业能够与现有企业竞争并扩大规模，从而降低成本。

美国和欧洲也分别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和《绿色协议产业计划》采取了类似做法。此外，中国的相关政策旨在让市场来挑选胜出者：补贴发放给消费者，并根据汽车销量支付，而不论品牌。2016年至2022年期间，在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特斯拉也是获得此类补贴最多的企业之一。

如果补贴是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成功的主要驱动力，那么市场应该呈现出政府保护的典型特征：大量表现平平的企业依靠政府支持维持生存。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竞争异常激烈。比亚迪、蔚来、小鹏和理想等私人企业相互竞争，同时还要与经营多年的国内外汽车制造商以及数百家新进入者竞争——所有企业都在争夺由补贴政策支持的同一市场需求。2018年的487家电动汽车制造商中，到2023年仍在销售乘用车的只有约十分之一。存活下来的企业依靠的是规模经济、快速的技术迭代和异常激烈的工程技术竞争。政策帮助创造了市场；竞争筛选出了胜出者。

地缘政治压力

中国的这些优势由来已久。那么，为什么这些优势直到最近才转化为更快的产业升级？原因在于内部和外部驱动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内部，绿色革命和数字革命提高了规模化、密集供应链和快速应用所能带来的回报。而在一个日益割裂的世界中，韧性的价值也日益凸显出来。

第一个内部驱动因素是绿色转型。化石燃料是有限的，其边际开采成本往往不断上升。风能和太阳能则取之不尽，而利用这些能源的技术——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电池和电动汽车——从本质上说都是制成品。因此，它们能够受益于规模经济：扩大生产可以分摊固定成本、加快学习、降低单位成本，并促进进一步创新。绿色转型放大了中国在市场规模和产业深度方面的优势。

第二个内部驱动因素是人工智能转型。如果说绿色转型通过生产强化了规模经济，那么人工智能转型则通过学习强化了规模经济。模型部署得越广泛，产生的数据、反馈和工程实践经验就越多。这会改善应用、降低采用成本，并推动进一步使用，从而在部署与创新之间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

中国拥有深厚的人才储备，同时又拥有极其广泛的应用场景，因此具备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的有利条件。根据MacroPolo Archive的数据，在顶尖人工智能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的研究人员中，38%的人本科毕业于中国，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为24%。其中的许多人后来前往美国，但如今人才流动正日益呈现双向趋势。

这一人才库覆盖着一个密集而深厚的产业基础：制造业、物流、电子商务、金融、医疗保健和智能汽车等领域的应用，使企业能够迅速从模型走向实际应用场景，再从应用场景反过来推动模型改进。因此，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发现，截至2026年3月，中美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之间的差距已缩小至2.7%，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Loading component...

开拓新市场

外部驱动因素是地缘政治的割裂。这使全球经济受到了冲击，但中国采取了更加自力更生的增长模式来应对。中国企业找到了进入全球需求市场的新渠道，从而减少了对任何单一市场的依赖。美国在中国贸易中的占比从2020年的12.6%降至2025年的8.8%，与此同时，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贸易占比均有所上升。出口管制和技术限制加快了国内创新和产业升级。2025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增长11.4%，对整体贸易增长的贡献接近60%。

地缘政治和能源冲击削弱了其他地区的供给能力。例如，2025年欧盟从中国进口额达到5,588亿欧元，比2019年高54%；而欧盟对华出口降至1,995亿欧元，比2022年的峰值低14%。与此同时，中国在欧盟进口中的占比从2019年的18.7%升至2025年的22.3%；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产品和化工产品约占这一增幅的70%。

这种变化一部分反映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另一部分则反映了欧洲自身的状况：能源成本上升削弱了化工等能源密集型产业，但绿色转型又增加了对相关设备的需求，而中国有能力大规模供应这些设备。这表明，贸易结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他经济体能够或无法以具有竞争力的方式生产哪些产品。

盈余再循环

一些人将中国的贸易顺差视为产能过剩挤压其他国家产出的证据。但仅凭贸易数据本身无法确定这种因果关系的方向。按照定义，一国的经常账户差额等于国民储蓄减去国内投资。然而，同一个会计恒等式可以支持两种方向相反的解释：可能是中国的过剩产出挤压了国外产出，也可能是国外生产疲弱和过度支出创造了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在现实中，这两种机制可以同时发挥作用。

即便如此，政策制定者也不能忽视中国日益扩大的顺差在贸易伙伴中引发的地缘政治反弹，包括关税和其他限制措施。中国自身的成功反而给其增长模式带来了风险。

如何化解这一矛盾？一种办法是将更多顺差再循环到海外生产性投资中。21世纪初，大量顺差被投资于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元资产。但如今，中国的盈余储蓄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投资海外工厂和基础设施，从而创造就业、强化当地供应链并推动产业升级。2025年，阿里云在马来西亚启用第三座数据中心，比亚迪推进其位于匈牙利的首座欧洲乘用车工厂，海尔旗下GE Appliances则宣布斥资30亿美元扩大其在美国的制造业务。

国内再平衡

对外进行盈余再循环可以缓解压力，但不能替代国内再平衡。除了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长模式还需要第三个转型——提高家庭收入并实现向服务拉动型消费的转型。如果不能实现这一转型，中国的经济转型可能会日益呈现“K型”特征：富裕家庭获得的财富份额将越来越高于较贫困家庭。

新的国内增长引擎尚未充分壮大，无法完全取代房地产在收入、就业和总需求方面的作用。2025年，中国汽车行业创造的营业收入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超过房地产销售额；后者已从2021年的18万亿元人民币降至约8万亿元人民币。

但营业收入并不等同于GDP增加值。营业收入衡量的是销售总额；GDP计算的则只是扣除中间投入后的增加值。汽车销售中包含大量零部件和其他投入成本，而且利润率相对较低。而房地产开发则将低价值土地转化为高价值建筑物。汽车制造业对GDP的贡献仅约为1.6%，远低于房地产业的6%。更重要的是，自2021年年中以来的房地产低迷通过地方财政恶化、负财富效应和就业下降，对国内需求形成了拖累。

数字化转型可能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和劳动力被替代的问题。人工智能能够提高生产率，但如果其带来的收益增长快于就业和工资增长，收入不平等就会进一步加剧。这一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但对中国尤为重要：如果生产率提高不能转化为更强劲的家庭收入和消费，就必须由国外吸收更多产出，从而进一步扩大本已庞大的对外顺差，而此时贸易伙伴恰恰越来越不愿意接受这种局面。

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将在这一转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是第三个转型的核心，也有助于避免经济进一步呈现K型分化。增加养老金、医疗、托育、教育和失业保险支出，将减少预防性储蓄，使消费成为更加可靠的需求来源。

政策还必须修复资产负债表，以减轻债务积压问题。当家庭、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相关企业去杠杆时，仅仅降低利率很难转化为新增借贷或支出。推进债务重组，尤其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产业链企业层面的债务重组，将有助于恢复信贷供给。

深化改革

中国在需求侧和供给侧都具有优势，因此具备向绿色和数字技术驱动的新模式转型的有利条件。这些优势在今天尤为重要，因为绿色革命和数字革命更有利于大规模生产和应用，而在地缘政治日益割裂背景下，韧性也变得更加重要。这——而不是补贴——解释了中国创纪录的贸易顺差。

但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使这一转型以及顺差持续下去。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2010年的约35%升至2024年的40%，但仍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3%的平均水平。提高家庭收入、加强社会保障、扩大服务消费以及增加海外生产性投资，将有助于实现增长再平衡。如果中国能够在推进产业升级的同时实现国内再平衡，其收益将超越国界：不仅中国经济将更加可持续，而且在一个日益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全球也将获得更加可靠的可负担技术供应。

Loading component...

缪延亮是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级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他曾任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首席经济学家。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金融与发展